那年7月29日晨，胡適與任白濤、曹珮聲一起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兩日後有長詩記之，毫不涉戀情，但寫久待後日出時剎那間那種格式塔式的心理轉變，頗傳神。五個月後，胡適在翠微山的月光下再次「經驗這樣神秘的境界」，憶起的卻是「南高峰上那夜」，而非那晨。可知日出時所感的那種普照一切的心情，原來是頭一晚月光下已有的升華感覺的延續。約四年後，胡適寫了一篇《情死強國論》，由那日同看日出的任白濤推薦在《近代戀愛名論》的卷首。任氏並寫信給胡適，說既然胡贊成情死，「假若你能夠實行一下子，那我也是當然贊同的。因為我看你同她……但……」從任的口氣看，胡適並未向任宣示什麽，但任氏卻已看破；或者胡適本也無意隱瞞。徐誌摩記與胡適、朱經農等同遊西湖賞月，「曹女士唱了一個《秋香》歌，婉曼得很」。[38]
當時高夢旦父子曾到煙霞洞與胡適同住了一段時間，胡適有詩送夢旦並題在其子仲洽的扇上。詩裏說到高氏父子像知心朋友，時對坐以福州話談笑背詩，「全不管他們旁邊還有兩個從小沒有父親的人，望著他們……」[39]此時似乎並無別人同住，則旁邊的兩人之一，大約就是曹珮聲了。高夢旦以前很佩服胡適不背舊婚約肯做大犧牲。此時高氏父子對講福州話時，那邊廂一定是對講安徽績溪話了。高氏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此時曹胡間事對許多朋友大約都是不隱瞞的。以胡適一貫的慎微，竟能不避寫在紙扇上送人，或者當時真有心下決斷也未可知。至少曹珮聲過後就公然對汪靜之說她同胡適要好了。倘若胡適有心保持隱情，曹大約不會輕易將此事對人言。
胡適回到北京後，那年底到次年初一段時間，回味煙霞洞的情詩非常頻繁。其中「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鬆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兩句，胡適自己常愛用來替人寫條幅，已是為人傳誦的名句了。但人影既隻在心頭，胡適的決斷終沒有下。原因很簡單，江冬秀不同意。徐誌摩後來有詩論此事：「隱處西樓已半春，綢繆未許有情人，非關木石無恩意，為恐東廂潑醋瓶。」[40]
江氏屬虎，頗有自己的決斷，決不是一個軟弱可欺的婦女。她的辦法是以最直截了當的大吵大鬧對付青年名教授胡適。住在胡家的石原皋即曾目睹一次。冬秀「拿起裁紙刀向胡適的臉上擲去，幸未擲中」而為石氏勸解開。歷來做名人的代價之一就是少了隱私，什麽事情都在「公眾興趣」的監控之下。胡適的戀愛，本來「隻有至親好友知道，流傳不廣」，但一鬧開則全國皆知。胡適當然深知冬秀不簡單，大鬧之下，他就不是對手了。石原皋以為，在名與愛不可兼得時，胡適選擇了名。信然。[41]
1924年初胡適有一首《煩悶》詩，記述坐不住玩也無心，提筆一天隻能寫頭二百個字，「從來不曾這樣懶過，也從來不曾這樣沒興致。」兩個星期後填的《江城子》中，胡適已在「幾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曹珮聲已隻能做孤星了。到這年下半年，胡適仍然「夢裏總相憶。人道應該忘了，我如何能忘」！但這詩的題目是《多謝》，起首便言「多謝你能來，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過神仙生活」。忘當然忘不了，一聲多謝，也有些結束語的意思了。
後來胡適有一首《猜謎》詩，說有人「三次寄書來，這謎依然難解：幾個鉛絲細字，道一聲『多謝』！」這謎一樣的「多謝」很可能就是曹珮聲對他那「多謝」的委婉抗議。所以胡適「遙想寄書人」，自己也覺「應有幾分不忍」。曹珮聲於1925年師範畢業，後入中央大學農學院，1931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1934年到美國留學，入胡適念過的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深造；1936年回國，先後執教於安徽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及瀋陽農學院。其後也曾與人戀愛，未成功。她一度往峨眉山欲遁入空門，為其兄曹誠克敦勸下山。後一生獨處。[42]
此後兩人間尚偶有詩書往來。1943年，曹托人帶一首《虞美人》給在美國的胡適，詞雲：「魚沉雁斷經時久，未悉平安否？萬千心事寄無門，此去若能相遇說他聽：朱顏青鬢都消改，惟剩癡情在。念年辛苦月華知，一似霞棲樓外數星時！」可知曹對「癡情」的堅持。1948年底，胡適到上海，友人汪孟鄒請在亞東書店吃徽州餅，胡即請汪約也在上海的曹珮聲來一起吃餅。這或者即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麵吧。1949年後，曹留大陸，1973年病逝。其晚年有詩曰：「徒誇生平多友好，算來終日癡迷。」怨是有的，然而不怒。[43]
據雲曹珮聲將有關此事的書信等材料全部保存，但除個別知情好友外不曾示人。今黃鶴已去，材料不知是否尚存。戀情確應屬個人隱私，但胡適對近代中國太重要，而這一段「率性」之事，又與胡適在那段時期對自身今昔的反思有直接關聯，不可不述。若二人在天之靈聞而能諒，則作者心安。
有情人未成眷屬，實人生之恨事。但中國的傳統，向來反對離婚，尤反對喜新厭舊。名教的力量，雖無形而甚巨。讀書的士人，被視為社會行為的典範，道德要求又更高。胡適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為士林領袖，社會的壓力是極大的。前引胡適在杭州養病期間對「暴得大名不祥」之古訓的肯定，是他的甘苦之言；名譽伴隨著社會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責備也愈嚴重」。這樣的「盛名」，的確很「不易處」。
當時高夢旦父子曾到煙霞洞與胡適同住了一段時間，胡適有詩送夢旦並題在其子仲洽的扇上。詩裏說到高氏父子像知心朋友，時對坐以福州話談笑背詩，「全不管他們旁邊還有兩個從小沒有父親的人，望著他們……」[39]此時似乎並無別人同住，則旁邊的兩人之一，大約就是曹珮聲了。高夢旦以前很佩服胡適不背舊婚約肯做大犧牲。此時高氏父子對講福州話時，那邊廂一定是對講安徽績溪話了。高氏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此時曹胡間事對許多朋友大約都是不隱瞞的。以胡適一貫的慎微，竟能不避寫在紙扇上送人，或者當時真有心下決斷也未可知。至少曹珮聲過後就公然對汪靜之說她同胡適要好了。倘若胡適有心保持隱情，曹大約不會輕易將此事對人言。
胡適回到北京後，那年底到次年初一段時間，回味煙霞洞的情詩非常頻繁。其中「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鬆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兩句，胡適自己常愛用來替人寫條幅，已是為人傳誦的名句了。但人影既隻在心頭，胡適的決斷終沒有下。原因很簡單，江冬秀不同意。徐誌摩後來有詩論此事：「隱處西樓已半春，綢繆未許有情人，非關木石無恩意，為恐東廂潑醋瓶。」[40]
江氏屬虎，頗有自己的決斷，決不是一個軟弱可欺的婦女。她的辦法是以最直截了當的大吵大鬧對付青年名教授胡適。住在胡家的石原皋即曾目睹一次。冬秀「拿起裁紙刀向胡適的臉上擲去，幸未擲中」而為石氏勸解開。歷來做名人的代價之一就是少了隱私，什麽事情都在「公眾興趣」的監控之下。胡適的戀愛，本來「隻有至親好友知道，流傳不廣」，但一鬧開則全國皆知。胡適當然深知冬秀不簡單，大鬧之下，他就不是對手了。石原皋以為，在名與愛不可兼得時，胡適選擇了名。信然。[41]
1924年初胡適有一首《煩悶》詩，記述坐不住玩也無心，提筆一天隻能寫頭二百個字，「從來不曾這樣懶過，也從來不曾這樣沒興致。」兩個星期後填的《江城子》中，胡適已在「幾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曹珮聲已隻能做孤星了。到這年下半年，胡適仍然「夢裏總相憶。人道應該忘了，我如何能忘」！但這詩的題目是《多謝》，起首便言「多謝你能來，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過神仙生活」。忘當然忘不了，一聲多謝，也有些結束語的意思了。
後來胡適有一首《猜謎》詩，說有人「三次寄書來，這謎依然難解：幾個鉛絲細字，道一聲『多謝』！」這謎一樣的「多謝」很可能就是曹珮聲對他那「多謝」的委婉抗議。所以胡適「遙想寄書人」，自己也覺「應有幾分不忍」。曹珮聲於1925年師範畢業，後入中央大學農學院，1931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1934年到美國留學，入胡適念過的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深造；1936年回國，先後執教於安徽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及瀋陽農學院。其後也曾與人戀愛，未成功。她一度往峨眉山欲遁入空門，為其兄曹誠克敦勸下山。後一生獨處。[42]
此後兩人間尚偶有詩書往來。1943年，曹托人帶一首《虞美人》給在美國的胡適，詞雲：「魚沉雁斷經時久，未悉平安否？萬千心事寄無門，此去若能相遇說他聽：朱顏青鬢都消改，惟剩癡情在。念年辛苦月華知，一似霞棲樓外數星時！」可知曹對「癡情」的堅持。1948年底，胡適到上海，友人汪孟鄒請在亞東書店吃徽州餅，胡即請汪約也在上海的曹珮聲來一起吃餅。這或者即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麵吧。1949年後，曹留大陸，1973年病逝。其晚年有詩曰：「徒誇生平多友好，算來終日癡迷。」怨是有的，然而不怒。[43]
據雲曹珮聲將有關此事的書信等材料全部保存，但除個別知情好友外不曾示人。今黃鶴已去，材料不知是否尚存。戀情確應屬個人隱私，但胡適對近代中國太重要，而這一段「率性」之事，又與胡適在那段時期對自身今昔的反思有直接關聯，不可不述。若二人在天之靈聞而能諒，則作者心安。
有情人未成眷屬，實人生之恨事。但中國的傳統，向來反對離婚，尤反對喜新厭舊。名教的力量，雖無形而甚巨。讀書的士人，被視為社會行為的典範，道德要求又更高。胡適以少年而「暴得大名」，成為士林領袖，社會的壓力是極大的。前引胡適在杭州養病期間對「暴得大名不祥」之古訓的肯定，是他的甘苦之言；名譽伴隨著社會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責備也愈嚴重」。這樣的「盛名」，的確很「不易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