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留學時曾提出：「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中國人訂婚之後，雙方對對方都能產生「特殊之柔情」，慮其所慮，喜其所喜。到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像，根於名分者，今為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為真實之愛情。」這裏恐怕半是自解，半是希望。胡適起初也很想發展他與冬秀那「名分製造的愛情」，多次提出與冬秀通信，而竟然終不可得。一方麵因為冬秀識字不多，寫信困難，但主要還是因為以傳統禮俗論之，這樣的通信實是「越禮」，故江冬秀不得不「避嫌」。[27]
同樣，胡適在結婚前一直想見冬秀一麵而不可得。他在歸國前的詩中自嘆：「從來沒見他，夢也如何做？」晚年仍在說：「我和我的太太訂婚之後，我們從未見過麵。到我民國六年回國，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還是看不到。」可見他終生不能忘記那次專程去看人而不達目的之事。這當然仍怪不得冬秀。唐德剛先生是極少看過江冬秀日記的人中的一個。她在日記中記述了胡適初回國時到江家要想看她，她頗「不好意思」，想見又不敢見，不得不躲在床上裝病，自己又暗暗落淚。實際上，她也不可能「敢」，因為家裏的人仍不準她「越禮」。[28]
而胡適於婚姻重「名分」和「實際需要」的傾向在前麵那段話中也表現得很明白。胡適後來雖然提倡易卜生主義，但自己要「作聖」，便不能走極端。以他幼年的家境，孤兒寡母在大家庭中看臉色度日，後來能留學美國念博士，來之不易，他自己是十分珍惜的。母親對他的深情，他更有充分的體會。所以即使不「暴得大名」，他也未必能進行徹底的家庭革命。1915年胡適在致母親的家書中說：「兒若別娶，於法律上為罪人，於社會上為敗類，兒將來之事業名譽，豈不掃地以盡乎？此雖下愚所不為。」彼時的胡適未必就能夢見兩三年後即為士林之首的佳境，但將事業名譽放在婚姻之上的價值判斷已經形成。所以胡適也一向反對留學生「回國後第一件事便是離婚」。[29]
胡適在留學將歸國時有一首《朋友篇》的詩，其中說道：「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以他受過西方民主洗禮的人，在美國時又很注意觀風，而全不提名分上的未婚妻江冬秀，可知那名分造的愛情，本來不深。婚後，胡適才發現他過去還是太理想主義了。他的生活經驗告訴他：他以前所說的「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但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考慮到他的「理想」是在結婚之前，而說「實際的反證」是在結婚之後，胡江之間的感情生活，想來就不會十分融洽了。[30]
1918年婚後不久，胡適譯了一首「世界情詩之最哀者」的《老洛伯》，言一女子因洛伯照料其父母，心雖不愛而身終嫁之：「我隻得努力做一個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也並不曾待差了我。」該詩有跋，說「全篇作村婦口氣」，是知譯詩時心中有「村婦」在。其實就是他的夫子自道。的確，胡適對此婚姻雖覺勉強，但江冬秀一等十三年，二十七歲始出嫁。在當時的農村，也不知受過多少白眼，他又怎能不努力做個好丈夫呢！實際上，他為了「博吾母歡心」，確曾「極力表示閨房之愛」。在胡母去世之前，胡適是做到「力求遷就」的。[31]
胡適的努力，似乎也有些效果，他在1922年4月做了一首《小詩》：「我們現在從生活裏，得著相互的同情了，也許人們不認得這就是愛哩。」這大約就是說他與冬秀了。但「人們」（實即自己）還不十分認得這是愛，到底還不是很肯定。胡適在兩年前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把他們那種「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關係描繪得很清晰：「他幹涉我病裏看書，常說：『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惱她幹涉我，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我們常常這樣吵嘴——每回吵過也就好了。」十年後胡適寫《自述》時，說他自十四歲起，「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雖是懷念母親深情，也道出一絲深深的孤獨感觸。則婚後在冬秀那裏，至少未能得知音之遇，大約是可以肯定的。[32]
但胡母去世後，胡適或有責任頓卸之感，身心為之一鬆。1919年2月26日，胡適譯了一首詩，名曰《關不住了》，專言愛情是關不住的。兩日後，又有譯詩，要和愛人一起「把糊塗世界一齊打破……好依著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可以見到胡適此時心情之一斑。看來他是在往「率性」的方向走。
1920年11月，胡適有一首詩《一笑》，記以前有人對他一笑，「我不但忘不了他，還覺得他越久越可愛」。不僅如此，胡適「借他做了許多情詩」，記述不少歡喜傷心。西湖養病之後的1924年初，胡適又有一首詩：「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詩後有跋，正是徐誌摩所謂可疑者，當係為曹珮聲所做。則以前有人對他一笑，即珮聲也。這一笑的時間，是否即在做伴娘時，已不可考，但必在那時的前後。那次胡適返鄉後，曾寫有《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
我行山雪中，抬頭忽見你！
同樣，胡適在結婚前一直想見冬秀一麵而不可得。他在歸國前的詩中自嘆：「從來沒見他，夢也如何做？」晚年仍在說：「我和我的太太訂婚之後，我們從未見過麵。到我民國六年回國，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還是看不到。」可見他終生不能忘記那次專程去看人而不達目的之事。這當然仍怪不得冬秀。唐德剛先生是極少看過江冬秀日記的人中的一個。她在日記中記述了胡適初回國時到江家要想看她，她頗「不好意思」，想見又不敢見，不得不躲在床上裝病，自己又暗暗落淚。實際上，她也不可能「敢」，因為家裏的人仍不準她「越禮」。[28]
而胡適於婚姻重「名分」和「實際需要」的傾向在前麵那段話中也表現得很明白。胡適後來雖然提倡易卜生主義，但自己要「作聖」，便不能走極端。以他幼年的家境，孤兒寡母在大家庭中看臉色度日，後來能留學美國念博士，來之不易，他自己是十分珍惜的。母親對他的深情，他更有充分的體會。所以即使不「暴得大名」，他也未必能進行徹底的家庭革命。1915年胡適在致母親的家書中說：「兒若別娶，於法律上為罪人，於社會上為敗類，兒將來之事業名譽，豈不掃地以盡乎？此雖下愚所不為。」彼時的胡適未必就能夢見兩三年後即為士林之首的佳境，但將事業名譽放在婚姻之上的價值判斷已經形成。所以胡適也一向反對留學生「回國後第一件事便是離婚」。[29]
胡適在留學將歸國時有一首《朋友篇》的詩，其中說道：「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以他受過西方民主洗禮的人，在美國時又很注意觀風，而全不提名分上的未婚妻江冬秀，可知那名分造的愛情，本來不深。婚後，胡適才發現他過去還是太理想主義了。他的生活經驗告訴他：他以前所說的「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但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考慮到他的「理想」是在結婚之前，而說「實際的反證」是在結婚之後，胡江之間的感情生活，想來就不會十分融洽了。[30]
1918年婚後不久，胡適譯了一首「世界情詩之最哀者」的《老洛伯》，言一女子因洛伯照料其父母，心雖不愛而身終嫁之：「我隻得努力做一個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也並不曾待差了我。」該詩有跋，說「全篇作村婦口氣」，是知譯詩時心中有「村婦」在。其實就是他的夫子自道。的確，胡適對此婚姻雖覺勉強，但江冬秀一等十三年，二十七歲始出嫁。在當時的農村，也不知受過多少白眼，他又怎能不努力做個好丈夫呢！實際上，他為了「博吾母歡心」，確曾「極力表示閨房之愛」。在胡母去世之前，胡適是做到「力求遷就」的。[31]
胡適的努力，似乎也有些效果，他在1922年4月做了一首《小詩》：「我們現在從生活裏，得著相互的同情了，也許人們不認得這就是愛哩。」這大約就是說他與冬秀了。但「人們」（實即自己）還不十分認得這是愛，到底還不是很肯定。胡適在兩年前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把他們那種「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關係描繪得很清晰：「他幹涉我病裏看書，常說：『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惱她幹涉我，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我們常常這樣吵嘴——每回吵過也就好了。」十年後胡適寫《自述》時，說他自十四歲起，「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雖是懷念母親深情，也道出一絲深深的孤獨感觸。則婚後在冬秀那裏，至少未能得知音之遇，大約是可以肯定的。[32]
但胡母去世後，胡適或有責任頓卸之感，身心為之一鬆。1919年2月26日，胡適譯了一首詩，名曰《關不住了》，專言愛情是關不住的。兩日後，又有譯詩，要和愛人一起「把糊塗世界一齊打破……好依著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可以見到胡適此時心情之一斑。看來他是在往「率性」的方向走。
1920年11月，胡適有一首詩《一笑》，記以前有人對他一笑，「我不但忘不了他，還覺得他越久越可愛」。不僅如此，胡適「借他做了許多情詩」，記述不少歡喜傷心。西湖養病之後的1924年初，胡適又有一首詩：「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詩後有跋，正是徐誌摩所謂可疑者，當係為曹珮聲所做。則以前有人對他一笑，即珮聲也。這一笑的時間，是否即在做伴娘時，已不可考，但必在那時的前後。那次胡適返鄉後，曾寫有《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
我行山雪中，抬頭忽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