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間的北京政治，似乎正麵臨一個轉變的臨界點。不僅政治逼迫學者出頭，許多方麵也在主動試探機會的有無，而且各既存勢力也在探索改組或重組。以顧維鈞為代表的一批相對獨立的技術型政治人物，是各方麵爭取的對象；以前不怎麽介入政治的北大教授社群，儼然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921年，以梁啓超為首的研究係就試圖組織一個研究社會政治狀況的團體，由林長民（宗孟）出麵勸顧維鈞發起，但許多人不夠熱情，事未成。而胡適、丁文江等英美留學生自己於1921年5月間（正式定的成立日是6月1日）卻成立了一個小型而不公開的「努力會」，明確了「講學複議政」的宗旨，即在發展各自職業的基礎上「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進步」。丁氏本是追隨梁啓超的，這次卻顯然沒有將此事告訴研究係；同時胡適這邊卻請了蔡元培和王雲五等少數非英美留學生參加，可見胡適在其中的主導作用。[44]
1922年春，研究係又開始活動，這回他們先說動了羅文幹，並由羅去說蔡元培等北大人。羅先說服王寵惠，責備王「不宜太消極；宜發表對於現今各重大問題之意見；可先以一雜誌發布之」。王同意後，羅再找蔡，蔡也同意。但蔡是老革命家，又是學兼新舊的北大校長，一旦出山，立刻就掌握了實際的主動權。當討論合適的人選時，羅提與梁啓超親近的蔣百裏，蔡勉強接受。羅再提胡適、蔣夢麟、顧孟餘等北大人，蔡均贊成。羅又提林宗孟，蔡即以其為研究係頭領，不宜拉入。林氏同時自己也去找胡適，胡「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回來馬上問蔡元培。蔡立刻發現此事「主動者全是宗孟」，於是決定以後取不合作態度，再來說就擬謝絕之。[45]
可見這一次是蔡元培等人不容研究係，因研究係以前與各軍閥關係較深，時人頗以為屬於已「落伍」的一邊，更不用說梁的進步黨與蔡的國民黨曾是對頭。胡適就認為：「此事終宜慎重。研究係近年做的事，著著失敗，故要拉我們加入。結果有兩條可能：或是我們被拖下水而於事無濟，或是我們能使國事起一個變化。若做到第二條，非我們用全副精力去幹不可。」但胡適覺得他們這些教授甚忙而林宗孟等極閑，則「誰占上風，已不言而喻了」。又可知蔡、胡等人還是先考慮派別利益。由於研究係不見容於人，這就成為胡適後來出頭的引子了。林宗孟等又於4月26日直接去見蔡元培，蔡主張不組織團體，可發表意見，也可以有人出來主持裁兵。林等就擬請胡適起草宣言，胡適既然有上述的看法，沒有接受。[46]
但是研究係的這些活動顯然使各方都開始活躍起來。此時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在進行，胡適的朋友如李大釗、丁文江等都與直係的吳佩孚一派有相當多的接觸和聯繫，胡適自己也參與一些接觸。他們在直奉之間是明確傾向於直係的。而努力會的活動也開始具體起來，首先是決定出版主要議政的《努力周刊》。胡適為此刊寫的《努力歌》中說，「你和我」這樣的人如果不出來努力，中國的事就沒有希望了。而「你和我」的定義即「自命為好人者」。歌中又說：「不怕阻力！不怕武力！隻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這個調子與胡適的《炸彈》詩沒有多大區別，更有意思的是與他後來頗看不上眼的北伐時之標語口號也沒有什麽大的區別。[47]
《努力歌》雖然是喊口號，胡適卻在考慮寫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見的務實正論，擬名為《我們的主張》。他再三考慮後，決定以南北和會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這是胡適論政的「本文」了，所以甚為認真。由於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一直寫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想專為《努力》做的，寫完後胡適意猶未盡，忽然想到「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贊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上午，集會蔡宅的皆胡適的熟人和北大人。事情議定後，下午王寵惠和羅文幹始來，反成後加入者。但王、羅二人都是曾經為官者，其積極又過於多數北大人，後來直接進入「好人政府」而成為主幹的，也是他們。不久原參加的顧孟餘退出，因顧本國民黨，此時攪在這些人中間，或覺不便。而胡適的朋友高一涵和張慰慈也加入。胡適已儼然成此小團體的中心了。[48]
《我們的主張》中許多觀點或已為別人說過，或有人與胡適討論過，但把這些觀念結合起來表述得係統化，就是胡適的長處了。文章要求各政治派別「平心降格」地把「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時提出「憲政的、公開的政府」和「有計劃的政治」作為政治改革的原則。文章以為，現在中國政治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好人自命清高」，不加入政治運動，所以，好人必須起來「做奮鬥的好人」並產生「決戰的輿論」，然後就提出了以南北和會為核心的五條十六款具體主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指出：我們要求「有計劃的政治」是「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漂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49]強調計劃和政府的幹預作用，正是現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通之處，這個觀念為胡適所長期堅持，這裏已顯露出胡適等中國自由主義分子向社會主義邁進的端倪。
1922年春，研究係又開始活動，這回他們先說動了羅文幹，並由羅去說蔡元培等北大人。羅先說服王寵惠，責備王「不宜太消極；宜發表對於現今各重大問題之意見；可先以一雜誌發布之」。王同意後，羅再找蔡，蔡也同意。但蔡是老革命家，又是學兼新舊的北大校長，一旦出山，立刻就掌握了實際的主動權。當討論合適的人選時，羅提與梁啓超親近的蔣百裏，蔡勉強接受。羅再提胡適、蔣夢麟、顧孟餘等北大人，蔡均贊成。羅又提林宗孟，蔡即以其為研究係頭領，不宜拉入。林氏同時自己也去找胡適，胡「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回來馬上問蔡元培。蔡立刻發現此事「主動者全是宗孟」，於是決定以後取不合作態度，再來說就擬謝絕之。[45]
可見這一次是蔡元培等人不容研究係，因研究係以前與各軍閥關係較深，時人頗以為屬於已「落伍」的一邊，更不用說梁的進步黨與蔡的國民黨曾是對頭。胡適就認為：「此事終宜慎重。研究係近年做的事，著著失敗，故要拉我們加入。結果有兩條可能：或是我們被拖下水而於事無濟，或是我們能使國事起一個變化。若做到第二條，非我們用全副精力去幹不可。」但胡適覺得他們這些教授甚忙而林宗孟等極閑，則「誰占上風，已不言而喻了」。又可知蔡、胡等人還是先考慮派別利益。由於研究係不見容於人，這就成為胡適後來出頭的引子了。林宗孟等又於4月26日直接去見蔡元培，蔡主張不組織團體，可發表意見，也可以有人出來主持裁兵。林等就擬請胡適起草宣言，胡適既然有上述的看法，沒有接受。[46]
但是研究係的這些活動顯然使各方都開始活躍起來。此時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在進行，胡適的朋友如李大釗、丁文江等都與直係的吳佩孚一派有相當多的接觸和聯繫，胡適自己也參與一些接觸。他們在直奉之間是明確傾向於直係的。而努力會的活動也開始具體起來，首先是決定出版主要議政的《努力周刊》。胡適為此刊寫的《努力歌》中說，「你和我」這樣的人如果不出來努力，中國的事就沒有希望了。而「你和我」的定義即「自命為好人者」。歌中又說：「不怕阻力！不怕武力！隻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這個調子與胡適的《炸彈》詩沒有多大區別，更有意思的是與他後來頗看不上眼的北伐時之標語口號也沒有什麽大的區別。[47]
《努力歌》雖然是喊口號，胡適卻在考慮寫一篇能代表同人意見的務實正論，擬名為《我們的主張》。他再三考慮後，決定以南北和會為下手的第一步，「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這是胡適論政的「本文」了，所以甚為認真。由於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一直寫到半夜才完稿。文章本是想專為《努力》做的，寫完後胡適意猶未盡，忽然想到「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贊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上午，集會蔡宅的皆胡適的熟人和北大人。事情議定後，下午王寵惠和羅文幹始來，反成後加入者。但王、羅二人都是曾經為官者，其積極又過於多數北大人，後來直接進入「好人政府」而成為主幹的，也是他們。不久原參加的顧孟餘退出，因顧本國民黨，此時攪在這些人中間，或覺不便。而胡適的朋友高一涵和張慰慈也加入。胡適已儼然成此小團體的中心了。[48]
《我們的主張》中許多觀點或已為別人說過，或有人與胡適討論過，但把這些觀念結合起來表述得係統化，就是胡適的長處了。文章要求各政治派別「平心降格」地把「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時提出「憲政的、公開的政府」和「有計劃的政治」作為政治改革的原則。文章以為，現在中國政治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好人自命清高」，不加入政治運動，所以，好人必須起來「做奮鬥的好人」並產生「決戰的輿論」，然後就提出了以南北和會為核心的五條十六款具體主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指出：我們要求「有計劃的政治」是「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漂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49]強調計劃和政府的幹預作用，正是現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通之處，這個觀念為胡適所長期堅持，這裏已顯露出胡適等中國自由主義分子向社會主義邁進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