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主張》發表後，反響熱烈。胡適「費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關於此文的討論，就選出可發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對意見是認為文章的精英意識（當時並不用此詞）太重，忽視了民眾。也有人覺得中國政治已無法改良，隻有實行徹底的革命。贊成的人則覺得這些提法都切實具體，更應組織團體落實之。總的趨勢對「清高的好人」肯關心政治都表示讚許，但也有少數人以為還是以堅持「清高」更好。[50]
胡適看了這些文章之後，「頗有感觸，做了一篇《後努力歌》」，其中說道：好社會與好政府、教育與政治、破壞與建設都是互為因果的連環，解開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或幹。其實這也就是杜威離開中國時的告別演說中的意思，胡適的感觸，也就是想起了老師的話。但這樣的連環問題是否是幹就能解決的？正如胡適提出的有計劃（不論優劣）就一定比無計劃一樣，在邏輯上都還大可研究。不過，至少在破壞與建設一點上，胡適具體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並進」，他這邊先事改良，若「惡勢力」不許改良，則仍有革命的必要。這個一貫思想，胡適仍在堅持。[51]
這一次北京各勢力醞釀幹預政治，本是研究係最積極主動，結果卻基本被排之於事外，他們當然「大不高興」，說北大派「有意排擠他們研究係的人」。林宗孟說：「適之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殊不知此事胡適早已成主謀，研究係其實吃了胡的大虧。後來林宗孟出麵邀吃飯，所邀者多半是「他們研究係的人」，餘則為北大派的人。胡適記述道：「宗孟極力勸我們出來組織一個政黨，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談鋒尖利得很，正勸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覆。但辦黨不是我們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強，自取僨事。」這一次研究係特別注意胡適，不知是真醒悟胡適已暗成中心還是仍以為胡適為「處女」而好控製，若是後者，則必然更加吃虧。胡適的公開態度大約仍是「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52]
不久王寵惠出麵邀吃飯，所邀者有蔡元培、羅文幹、梁啓超、林宗孟、熊秉三、董康、顏惠慶、周自齊、張耀曾等，胡適所記各人，全是前官僚，是知這大約是他第一次與這些人會談。此次會麵的「本意是要把各黨派的人聚會來談談，大家打破從前的成見，求一個可以共同進行的方向。今天結果雖少，但他們談過去的政爭，倒也頗能開誠認錯」。以後羅文幹又邀吃飯，所邀者除蔡元培、胡適外，基本為顧維鈞、湯爾和等半獨立的技術型官僚，後來不少進了內閣。研究係的影響已明顯減弱。那次飯後蔡元培對胡適說，「教育總長已定林宗孟」，林想拉胡適去做次長，「蔡先生勸他不必開口，蔡先生也不贊成組政黨事」。以胡適那段時間的熱衷來看，如果不是蔡拒絕在前，他自己的態度正未可知。從這時起，胡適與這些人的過從就是經常性的了。
關於組黨事，胡適的意見倒與蔡元培接近。對於胡適和其他一些轉型中的現代知識人來說，邁出由不議政到議政這一步並不難，因為士對國是的關懷本為他們所傳承，但從談政治到幹政治那一步就不那麽容易了。在意識層麵，他們有時又離傳統更近些。針對那些要求「好人」組織團體的意見，胡適個人認為：「我們在此時和最近的將來，都應處於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的地位。」但也不排除將來政治走上軌道之後，出來「造政黨」直接幹政治。這是胡適表現出的典型的中國士大夫觀念。以西方的運動規則言，如果裁判可隨時視情形的變化而決定自己是否下場改做運動員，實際上是無法執行其裁判職責的。隻有中國士大夫才是一身而兼任裁判和運動員，而且不時變換身份，既出仕天子為臣，又不以天子之是非為是非，以決天下之是非為士之己任。對民初剛從傳統的士蛻變而出的現代知識人來說，「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覺中就更接近於「士」而疏離於「知識人」了。[53]
的確，整個這次「好政府」的主張及後來「好人政府」的組成，都是中國讀書人的地位雖在邊緣化，但士人那種「正義權威」的餘蔭尚在。那時日本的芥川龍之介就告訴胡適，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胡適以為：「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隻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麽，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幹涉我們。」這話頗能證明士人的餘蔭。[54]
但餘蔭畢竟隻是餘蔭，1922年8月王寵惠主閣的「好人政府」本因吳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不過三個月就因直係內部的矛盾而下台。對曾經非常努力地為王內閣提建議的胡適來說，打擊最大的可能還不是王內閣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時已並不真能實行胡適等人提出的建議。所以胡適後來又支持「聯省自治」的主張，將議政的重心從中央轉到地方。結果，除了增加新的對立麵，也沒有什麽實際的效果。最後胡適不得不承認「此時談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擊人，則至多不過於全國惡罵之中，加上一罵，有何趣味」。但談具體的「問題」，「則勢必引起外人的誤解」；至於「為盜賊上條陳也不是我們愛幹的事」（其實他有段時間幾乎一直在幹），所以「隻有另謀換一方向努力的辦法」。[55]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胡適明確說政治方麵的「問題」已不可能談，那就隻好回頭去談「主義」了。
胡適看了這些文章之後，「頗有感觸，做了一篇《後努力歌》」，其中說道：好社會與好政府、教育與政治、破壞與建設都是互為因果的連環，解開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或幹。其實這也就是杜威離開中國時的告別演說中的意思，胡適的感觸，也就是想起了老師的話。但這樣的連環問題是否是幹就能解決的？正如胡適提出的有計劃（不論優劣）就一定比無計劃一樣，在邏輯上都還大可研究。不過，至少在破壞與建設一點上，胡適具體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並進」，他這邊先事改良，若「惡勢力」不許改良，則仍有革命的必要。這個一貫思想，胡適仍在堅持。[51]
這一次北京各勢力醞釀幹預政治，本是研究係最積極主動，結果卻基本被排之於事外，他們當然「大不高興」，說北大派「有意排擠他們研究係的人」。林宗孟說：「適之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殊不知此事胡適早已成主謀，研究係其實吃了胡的大虧。後來林宗孟出麵邀吃飯，所邀者多半是「他們研究係的人」，餘則為北大派的人。胡適記述道：「宗孟極力勸我們出來組織一個政黨，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談鋒尖利得很，正勸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覆。但辦黨不是我們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強，自取僨事。」這一次研究係特別注意胡適，不知是真醒悟胡適已暗成中心還是仍以為胡適為「處女」而好控製，若是後者，則必然更加吃虧。胡適的公開態度大約仍是「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52]
不久王寵惠出麵邀吃飯，所邀者有蔡元培、羅文幹、梁啓超、林宗孟、熊秉三、董康、顏惠慶、周自齊、張耀曾等，胡適所記各人，全是前官僚，是知這大約是他第一次與這些人會談。此次會麵的「本意是要把各黨派的人聚會來談談，大家打破從前的成見，求一個可以共同進行的方向。今天結果雖少，但他們談過去的政爭，倒也頗能開誠認錯」。以後羅文幹又邀吃飯，所邀者除蔡元培、胡適外，基本為顧維鈞、湯爾和等半獨立的技術型官僚，後來不少進了內閣。研究係的影響已明顯減弱。那次飯後蔡元培對胡適說，「教育總長已定林宗孟」，林想拉胡適去做次長，「蔡先生勸他不必開口，蔡先生也不贊成組政黨事」。以胡適那段時間的熱衷來看，如果不是蔡拒絕在前，他自己的態度正未可知。從這時起，胡適與這些人的過從就是經常性的了。
關於組黨事，胡適的意見倒與蔡元培接近。對於胡適和其他一些轉型中的現代知識人來說，邁出由不議政到議政這一步並不難，因為士對國是的關懷本為他們所傳承，但從談政治到幹政治那一步就不那麽容易了。在意識層麵，他們有時又離傳統更近些。針對那些要求「好人」組織團體的意見，胡適個人認為：「我們在此時和最近的將來，都應處於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的地位。」但也不排除將來政治走上軌道之後，出來「造政黨」直接幹政治。這是胡適表現出的典型的中國士大夫觀念。以西方的運動規則言，如果裁判可隨時視情形的變化而決定自己是否下場改做運動員，實際上是無法執行其裁判職責的。隻有中國士大夫才是一身而兼任裁判和運動員，而且不時變換身份，既出仕天子為臣，又不以天子之是非為是非，以決天下之是非為士之己任。對民初剛從傳統的士蛻變而出的現代知識人來說，「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覺中就更接近於「士」而疏離於「知識人」了。[53]
的確，整個這次「好政府」的主張及後來「好人政府」的組成，都是中國讀書人的地位雖在邊緣化，但士人那種「正義權威」的餘蔭尚在。那時日本的芥川龍之介就告訴胡適，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胡適以為：「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隻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麽，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幹涉我們。」這話頗能證明士人的餘蔭。[54]
但餘蔭畢竟隻是餘蔭，1922年8月王寵惠主閣的「好人政府」本因吳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不過三個月就因直係內部的矛盾而下台。對曾經非常努力地為王內閣提建議的胡適來說，打擊最大的可能還不是王內閣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時已並不真能實行胡適等人提出的建議。所以胡適後來又支持「聯省自治」的主張，將議政的重心從中央轉到地方。結果，除了增加新的對立麵，也沒有什麽實際的效果。最後胡適不得不承認「此時談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擊人，則至多不過於全國惡罵之中，加上一罵，有何趣味」。但談具體的「問題」，「則勢必引起外人的誤解」；至於「為盜賊上條陳也不是我們愛幹的事」（其實他有段時間幾乎一直在幹），所以「隻有另謀換一方向努力的辦法」。[55]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胡適明確說政治方麵的「問題」已不可能談，那就隻好回頭去談「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