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胡適與不少他的同時代人一樣，不過是一種遊移於中西文化之間的邊緣人。故有人看見他中國的一麵，有人看見他西方的一麵。不可否認，因為胡適有意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他的西方一麵表現得要充分得多。實際上，正如傅斯年所說，胡適在安身立命之處，仍是傳統的中國人。據唐德剛先生回憶，晚年在美國與胡適來往的青年後輩，多半還是稍微有點舊學修養的。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華裔，與「一輩子『西洋文明』不離口」的胡適，反而無話可談。[40]這是胡適那種中西之間邊緣人的最佳體現。其本不夠西，也無法真正接受什麽全盤西化。而西方人內心並不承認這些專講西方文明之人為平等（表麵上的承認是不算數的），又是這類人最覺尷尬之處。
魯迅在20年代所輯的舊派挖苦新派的言論中有一條說：「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麽？為什麽你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間邊緣人的窘境。他們雖然在中國總是說西方好，儼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卻並不將其視為同類。世界主義者的胡適其實進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羈旅異邦的唐德剛先生即頗能領會這中間的微妙。50年代胡適有點落魄時，唐先生曾建議胡適讀過書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當道」聘用胡適教漢學研究，可是對方「微笑一下」反問道：「胡適能教些什麽呢？」那種對胡適敬而遠之、其實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嘆謂：「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像北大那樣］把胡適看成胡適啊！」[41]許多與胡適一樣提倡世界主義的非歐美人，的確願意把西方當作他們的「世界」，可是這個「世界」卻沒把他們看作「世界公民」！
50年代的美國人尚且不能在內心裏平等看待胡適這樣的常春藤名校畢業生，在20年代中外談判桌上的西方人有何種表現，就不難想見了。因此在那個時候，任何人談政治談到中外關係問題時，都不能避開或必須回到文化層麵上去。胡適所看到的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表麵上的緩和，其實也由於列強中多數認為領土的掠奪已不太可能（日本仍例外），具體的權益既然已由條約所保證，於是雙方的爭鬥在表麵上集中在條約的修訂及廢除與否之上。進而言之，由於許多條約「利益」已是想像多於實際，仔細研究過20年代中外修約談判的人都知道，這裏的中外之爭往往不是實際利益的得失之爭，而更多是一種文化層麵的鬥爭，即中外交往應奉行怎樣一種「方式」之爭。中外談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來極細小的問題而擱置，就因為對談判雙方來說，這些細小問題都有著深遠得多的文化含義。
在這種情形下，胡適在列強和反帝的中國人各自麵前都做「魔鬼的辯護士」，實在也有多層次的苦衷。不過，胡適談「問題與主義」和「國際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都還不全是談政治，多少有理論和文化的成分。他真正談而且差一點就幹政治，還是在「好政府」的問題上。
四 好政府主義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實行「有計劃的政治」，而其基礎則在於社會上的「好人」都應出頭，或談政治，或幹政治、入政府。換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須是好人政府。其所針對的，第一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偏重於中文的字麵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專指從西文譯過來的那個「無政府主義」）；第二是實際上的由「不好的人」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惡政府」。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論的層麵，也允許改良不成之後的革命。
胡適想到這方麵的問題應淵源較早。還在1919年或最遲不過1920年，那時政治態度還頗溫和的惲代英就寫信向胡適提出好人應當出頭的意思。惲代英說：「我相信善人應該做事，這是救中國，亦是救世界的惟一方法。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讓不善人做了。」他認為「善人要做事，要先有能力，先養勢力」。但當時「學生的勢力不配說是善勢力。他們的根性同缺點，正同一般武人政客不相上下。這其中有兩種原因：（一）有能力的人沒有品格；（二）有品格的人不完全有能力」。所以要先「磨練有品格人的能力」。[42]
到1920年8月1日，《晨報》刊出一篇以北大同人為主的《爭自由的宣言》，胡適也列名其上。那篇宣言的精神與惲代英的觀點也有相近之處。宣言指出：「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起一種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的實現。」這實現之法，就是先「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可知那時南北讀書人有一種隱約的共識，就是當時從上到下實際幹政治的和希望幹預政治的在政治上的程度都不夠高，都有一個提高的需要；故長遠之計是培養國人或最有意幹預政治的學生，當下之計則是「好人」或「善人」恐怕要站出來才行。
到1921年夏，胡適的思想逐漸係統形成。他在6月18日的日記中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這是準備要談了。那年8月初在安慶，他「第一次公開的談政治」，講的就是「好政府主義」：（1）好政府主義是有政府主義，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2）好政府主義的基本概念是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並由第二點引申出「一個革命的原理」：工具可監督、修正、改造、更換之；若工具全部不良，可「拆開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個！一切暗殺、反抗、革命，都根據於此」。這是前述胡適一貫的激進觀念，不過這一點主要是為學生說法。他的真意是，「好政府主義」實行的主要條件就是「好人」結合起來為此目標積極奮鬥。[43]這比較溫和的一麵，就是後來胡適「好政府主義」的基本內容。
魯迅在20年代所輯的舊派挖苦新派的言論中有一條說：「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麽？為什麽你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間邊緣人的窘境。他們雖然在中國總是說西方好，儼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卻並不將其視為同類。世界主義者的胡適其實進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羈旅異邦的唐德剛先生即頗能領會這中間的微妙。50年代胡適有點落魄時，唐先生曾建議胡適讀過書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當道」聘用胡適教漢學研究，可是對方「微笑一下」反問道：「胡適能教些什麽呢？」那種對胡適敬而遠之、其實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嘆謂：「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像北大那樣］把胡適看成胡適啊！」[41]許多與胡適一樣提倡世界主義的非歐美人，的確願意把西方當作他們的「世界」，可是這個「世界」卻沒把他們看作「世界公民」！
50年代的美國人尚且不能在內心裏平等看待胡適這樣的常春藤名校畢業生，在20年代中外談判桌上的西方人有何種表現，就不難想見了。因此在那個時候，任何人談政治談到中外關係問題時，都不能避開或必須回到文化層麵上去。胡適所看到的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表麵上的緩和，其實也由於列強中多數認為領土的掠奪已不太可能（日本仍例外），具體的權益既然已由條約所保證，於是雙方的爭鬥在表麵上集中在條約的修訂及廢除與否之上。進而言之，由於許多條約「利益」已是想像多於實際，仔細研究過20年代中外修約談判的人都知道，這裏的中外之爭往往不是實際利益的得失之爭，而更多是一種文化層麵的鬥爭，即中外交往應奉行怎樣一種「方式」之爭。中外談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來極細小的問題而擱置，就因為對談判雙方來說，這些細小問題都有著深遠得多的文化含義。
在這種情形下，胡適在列強和反帝的中國人各自麵前都做「魔鬼的辯護士」，實在也有多層次的苦衷。不過，胡適談「問題與主義」和「國際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都還不全是談政治，多少有理論和文化的成分。他真正談而且差一點就幹政治，還是在「好政府」的問題上。
四 好政府主義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實行「有計劃的政治」，而其基礎則在於社會上的「好人」都應出頭，或談政治，或幹政治、入政府。換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須是好人政府。其所針對的，第一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偏重於中文的字麵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專指從西文譯過來的那個「無政府主義」）；第二是實際上的由「不好的人」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惡政府」。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論的層麵，也允許改良不成之後的革命。
胡適想到這方麵的問題應淵源較早。還在1919年或最遲不過1920年，那時政治態度還頗溫和的惲代英就寫信向胡適提出好人應當出頭的意思。惲代英說：「我相信善人應該做事，這是救中國，亦是救世界的惟一方法。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讓不善人做了。」他認為「善人要做事，要先有能力，先養勢力」。但當時「學生的勢力不配說是善勢力。他們的根性同缺點，正同一般武人政客不相上下。這其中有兩種原因：（一）有能力的人沒有品格；（二）有品格的人不完全有能力」。所以要先「磨練有品格人的能力」。[42]
到1920年8月1日，《晨報》刊出一篇以北大同人為主的《爭自由的宣言》，胡適也列名其上。那篇宣言的精神與惲代英的觀點也有相近之處。宣言指出：「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起一種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的實現。」這實現之法，就是先「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可知那時南北讀書人有一種隱約的共識，就是當時從上到下實際幹政治的和希望幹預政治的在政治上的程度都不夠高，都有一個提高的需要；故長遠之計是培養國人或最有意幹預政治的學生，當下之計則是「好人」或「善人」恐怕要站出來才行。
到1921年夏，胡適的思想逐漸係統形成。他在6月18日的日記中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這是準備要談了。那年8月初在安慶，他「第一次公開的談政治」，講的就是「好政府主義」：（1）好政府主義是有政府主義，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2）好政府主義的基本概念是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並由第二點引申出「一個革命的原理」：工具可監督、修正、改造、更換之；若工具全部不良，可「拆開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個！一切暗殺、反抗、革命，都根據於此」。這是前述胡適一貫的激進觀念，不過這一點主要是為學生說法。他的真意是，「好政府主義」實行的主要條件就是「好人」結合起來為此目標積極奮鬥。[43]這比較溫和的一麵，就是後來胡適「好政府主義」的基本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