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莊士敦也確曾幫助胡適等「反教」。1921年9月，胡適等與英美考察在華教會教育者一起吃飯。在座的如莊士敦和曾經留美的顏任光、唐鉞等「都是不贊成教會教育的，故討論甚激烈」。胡適的主張是：「1.教會的傳教運動中之最有用的部分並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世文明，如醫學、學校、貧民窟居留，等等。我們所希望的，乃是像羅克斐氏駐華醫社［即協和醫學院］的一種運動，專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貢獻給我們，不要含傳教性質。2.但我們也承認傳教運動的放棄在今日是做不到的，故退一步設想，希望你們能把現在這種散漫的、平凡的運動改作一種有組織的、集中的、盡善盡美的教育運動。羅氏駐華醫社的長處就在此。若今後猶繼續派出無數中下的庸才，送出散漫薄弱的捐款，設幾個半舊不新的小學堂，——這種運動不如沒有。」下一年在與燕京大學教職員討論「教會學校在中國教育製度上的位置」時，胡適又「希望教會內部自行改良以應時勢的需求」，並具體提出四點：禁止小學中之宗教教育；廢止一切學校之強迫的宗教儀節；與其教授神學，不如鼓勵宗教史與比較宗教；傳教的熱心不當為用人之標準，當以才能學問為標準。[37]
胡適提出這樣的要求，等於是要教會白幫忙為中國發展教育。這雖有些不近情理，但的確是胡適從1915年以來的一貫主張。他內心深處對傳教事業的這種抵拒，正是晚清以來「學戰」意識潛存的體現。也許因為胡適在意識的層麵本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所以他對傳教活動能「誘人」之處也最警惕。說到底，他不過是把他自己想當的那種「文化傳教士」的標準拿來要求真正的宗教傳教士。
在胡適看來，大概最理想的情形是外國一邊逐步主動地放棄特權，而中國一邊致力於自身的改造建設，當兩方麵的努力都有成效且漸漸靠攏時，中外之局麵就可以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妥善解決。這看上去真有點像白日做夢，但的確是一向追求魚與熊掌兼得的胡適的真實想法，最能體現他自謂的「不可藥救的樂觀」。由於兩方麵都不可能按胡適所希望的去做，首先是帝國主義一麵決不會主動放棄其條約特權，何況即使他們不得不逐步放棄，其心目中的時間表也遠跟不上中國激進化的程度，故胡適的設想當然不能實現；再加上胡適的確表現出激烈反傳統的傾向，又常常公開反對民族主義，中國人自然更多地注意到他主張不反帝的一麵。
實際上，前麵說過，胡適不講民族主義是因為中國國力弱，如果講民族主義便為強國張目；他講世界主義恰是要抑製歐西國家的弱肉強食主義。同樣，孫中山專講民族主義，不講世界主義也是因為中國弱，以為如果講世界主義便為強國所用。兩人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關懷也是同樣的。區別在於孫看見民族主義的聚合力，而胡看見民族主義的破壞力。從根本上，孫中山同樣受中國傳統的大同學說影響，他也不反對世界主義，隻不過認為世界主義是下一階段的事。而胡適主張世界主義，是想越過民族主義而直接達到獨立自主和國與國平等，其要想「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又與孫中山同。
然而，如果從傳播上言，胡適的信息就並未能完全傳達到聽眾（包括孫中山）那裏，不但絕大部分同時代人都不了解胡適不接受民族主義的真意，就是後來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這在寫文章專以明白淺顯出之，希望讀者「跟著他走」的胡適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悲哀。而且，由於長期在口頭上堅持對民族主義保持距離，漸漸地有時也真的以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義的對立麵，更要找出民族主義的不足來維持自己心態的平衡。「三人成虎」的功用並不見得隻適用於聽眾，許多時候其實也適用於說話者自己。
但無論如何，胡適的民族主義情緒終其生並不稍減，隻是隱與顯的問題：早年很盛，專講愛國；中歲「作聖」心重，以「外國傳教士」自居，故此情緒頗壓抑；晚年老還小，民族主義復盛。胡適某次發現「考古館裏的殷墟石刻的照片，許多外國人看了很欣賞」，不覺自得地說：「他們原以為古代的文明隻有羅馬、希臘，看了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們那時還是小孩子似的。」1960年又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兩句話，「是［孔］聖人最近人情的話」。孔子有些思想近人情是他以前也有過的看法，但他接著說：「全世界二千多年的哲人中，沒有第二人說過這些話。」[38]這樣的話就不是以前會說的了。前麵說過，胡適事事都在拿中國與西方比，但比而總見到中國高明之處，則是隻有晚歲才有的情形，這才是其真情的顯露。
後來胡適的確曾主張全盤西化。但他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隻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39]當然，胡適也不是就毫無「西化」中國之意。餘英時師說，胡適思想的影響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層次，不是「西化」一詞所能簡單地概括得盡的，但是「取近代西方文化為模式以改造中國傳統的確代表了胡適思想的一個基本方向」。
而且胡適以西方為模式有時也不太顧及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他提倡的文學革命，就是要不分「我們」與「他們」而要合成一個中國的「全國人民」，其思想資源正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國語促民族國家的建立這一先例。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更明確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主題，借文藝復興時歐洲國家的前例來說明中國問題。其實這都是有問題的，那時的歐洲與民初的中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拉丁文與當時歐洲各族土語的關係，要與中國的文言和白話對看，最多義大利近之（也有很大不同），餘則全不能比。簡單地說，那些「國家」在那時都還不是正式的「民族」和「國家」，所以要「建立」民族國家；中國則既已久是一個民族也是一個國家，何須再建立呢，豈不又是在「製造」一個革命的對象？這又是胡適套西方模式呆板之處了。
胡適提出這樣的要求，等於是要教會白幫忙為中國發展教育。這雖有些不近情理，但的確是胡適從1915年以來的一貫主張。他內心深處對傳教事業的這種抵拒，正是晚清以來「學戰」意識潛存的體現。也許因為胡適在意識的層麵本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所以他對傳教活動能「誘人」之處也最警惕。說到底，他不過是把他自己想當的那種「文化傳教士」的標準拿來要求真正的宗教傳教士。
在胡適看來，大概最理想的情形是外國一邊逐步主動地放棄特權，而中國一邊致力於自身的改造建設，當兩方麵的努力都有成效且漸漸靠攏時，中外之局麵就可以有一個皆大歡喜的妥善解決。這看上去真有點像白日做夢，但的確是一向追求魚與熊掌兼得的胡適的真實想法，最能體現他自謂的「不可藥救的樂觀」。由於兩方麵都不可能按胡適所希望的去做，首先是帝國主義一麵決不會主動放棄其條約特權，何況即使他們不得不逐步放棄，其心目中的時間表也遠跟不上中國激進化的程度，故胡適的設想當然不能實現；再加上胡適的確表現出激烈反傳統的傾向，又常常公開反對民族主義，中國人自然更多地注意到他主張不反帝的一麵。
實際上，前麵說過，胡適不講民族主義是因為中國國力弱，如果講民族主義便為強國張目；他講世界主義恰是要抑製歐西國家的弱肉強食主義。同樣，孫中山專講民族主義，不講世界主義也是因為中國弱，以為如果講世界主義便為強國所用。兩人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關懷也是同樣的。區別在於孫看見民族主義的聚合力，而胡看見民族主義的破壞力。從根本上，孫中山同樣受中國傳統的大同學說影響，他也不反對世界主義，隻不過認為世界主義是下一階段的事。而胡適主張世界主義，是想越過民族主義而直接達到獨立自主和國與國平等，其要想「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又與孫中山同。
然而，如果從傳播上言，胡適的信息就並未能完全傳達到聽眾（包括孫中山）那裏，不但絕大部分同時代人都不了解胡適不接受民族主義的真意，就是後來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這在寫文章專以明白淺顯出之，希望讀者「跟著他走」的胡適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悲哀。而且，由於長期在口頭上堅持對民族主義保持距離，漸漸地有時也真的以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義的對立麵，更要找出民族主義的不足來維持自己心態的平衡。「三人成虎」的功用並不見得隻適用於聽眾，許多時候其實也適用於說話者自己。
但無論如何，胡適的民族主義情緒終其生並不稍減，隻是隱與顯的問題：早年很盛，專講愛國；中歲「作聖」心重，以「外國傳教士」自居，故此情緒頗壓抑；晚年老還小，民族主義復盛。胡適某次發現「考古館裏的殷墟石刻的照片，許多外國人看了很欣賞」，不覺自得地說：「他們原以為古代的文明隻有羅馬、希臘，看了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們那時還是小孩子似的。」1960年又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兩句話，「是［孔］聖人最近人情的話」。孔子有些思想近人情是他以前也有過的看法，但他接著說：「全世界二千多年的哲人中，沒有第二人說過這些話。」[38]這樣的話就不是以前會說的了。前麵說過，胡適事事都在拿中國與西方比，但比而總見到中國高明之處，則是隻有晚歲才有的情形，這才是其真情的顯露。
後來胡適的確曾主張全盤西化。但他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隻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39]當然，胡適也不是就毫無「西化」中國之意。餘英時師說，胡適思想的影響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層次，不是「西化」一詞所能簡單地概括得盡的，但是「取近代西方文化為模式以改造中國傳統的確代表了胡適思想的一個基本方向」。
而且胡適以西方為模式有時也不太顧及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他提倡的文學革命，就是要不分「我們」與「他們」而要合成一個中國的「全國人民」，其思想資源正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國語促民族國家的建立這一先例。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更明確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主題，借文藝復興時歐洲國家的前例來說明中國問題。其實這都是有問題的，那時的歐洲與民初的中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拉丁文與當時歐洲各族土語的關係，要與中國的文言和白話對看，最多義大利近之（也有很大不同），餘則全不能比。簡單地說，那些「國家」在那時都還不是正式的「民族」和「國家」，所以要「建立」民族國家；中國則既已久是一個民族也是一個國家，何須再建立呢，豈不又是在「製造」一個革命的對象？這又是胡適套西方模式呆板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