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後來共產黨的兩位主要領導人關係如此，實在看不出他在這段時期與「馬克思主義者」能有多大的衝突。但是我們也不可因此就輕視這一爭論。唐德剛先生一向看不起胡適論政，以為「胡先生談起大的政治問題來，事實上又是以常識論政」。他特別以這次爭論為例說：「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其關鍵亦在此。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要不是那時是個『啟蒙時代』，這批大教授的誇誇其談，實在是貽笑方家的！」[18]唐先生雖然是半開玩笑，也有點故弄玄虛。實際上，討論政治學理固不應以常識為據，具體的論政則正可以常識言。唐先生專治的美國史裏麵，早期就有個叫潘恩（thomas paine）的政論大家（準確說應是英國人），其論政的名著就題為《常識》。如果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更不必一定要有多少政治學的理論知識。半個多世紀後的兩任美國總統裏根，他掌握的政治學理論就未必有胡適多。
所以，此次事件中雙方有意識的動機是一事，它實際造成的影響又是一事。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爭論確實提示了多層次多方麵的問題。首先，通過這一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當時中國思想界最關注的問題就已擺在我們麵前。過去的研究者多注意討論各方不同的意見，其實他們的共同之處也同樣重要。那時各方比較接近的至少有一點，即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也就是民生問題。當時最「保守」的安福係的報紙《公言報》即指出：過激主義這一危險思潮已風靡中國，為政者不能「與多數國民相背馳」，所以，「為政者與將帥宜究心社會主義」；隻有「人究其書，乃可言取捨，乃可言因應也」。而安福係有這樣的看法，又是由於國民黨孫中山的推動，是其為要聯合孫派力量而基本接受「孫文學說」的結果。[19]這與前述胡適的觀念是一致的，他也認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
與「問題與主義」論戰約略同時的，有杜威與羅素的先後訪華講學。杜、羅二氏都是自由主義者，但其來華，至少從中國思想界人士的角度看，是安排來增強他們各自的地位的。杜威主要是《新青年》和北大新派同人一邊請來的，而羅素則主要是以梁啓超為首的研究係或進步黨一邊請來的。這一點杜、羅二氏是否知悉尚搞不清，但他們的言論卻不盡給安排者自身提供支持，有時恰給另一方提供了思想武器。有意思的是，杜、羅二氏提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與當時中國思想界非常接近，或多或少總是趨近於某種形式和流派的社會主義。當時的自由主義派也好，進步黨即「他們」也好，激進者如李大釗、陳獨秀也好，以及在論戰之外但與王揖唐談社會主義有關的國民黨也好，雖然出發點不一樣，用的標籤不一樣，具體的措施也不一樣，但仍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即中國必須借重西方的「主義」或學理或製度，但卻不能照搬，尤其是資本主義不行；他們均對資本主義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態度而傾向於某種社會主義的解決。
可知當時中國新舊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恰集中在這一點上，大家關懷和思考的問題是一致的。當然，各派所說的社會主義有相當大的甚至是實質性的區別，胡適提出這一問題，正是針對各家在社會主義名詞之下的「大聯合」混淆了各自的主義認同。他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大家都談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20]相差很遠的思想觀念也要用同一個名詞來標榜，很能提示「社會主義」這一招牌在那時的吸引力。反過來。既然已經到大家分不出彼此的程度，則在胡適看來實在還不如回過頭來研究具體的問題。
胡適不僅不反對而且自己就長期嚮往社會主義（詳後）。他的最初目的顯然是要與王揖唐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仔細閱讀胡適那幾篇文章，可以發現他攻擊的目標主要是安福係。胡適第一篇文章一開始就說：「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這是以一條線將安福係與所有的「新輿論家」劃開。但是他這篇文章顯然寫得倉促，因為文章中所挖苦的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恰是安福係也正在攻擊的。準確地說，安福係正是因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過激主義」漸有風行之勢，才要研究社會主義，希望或能達釜底抽薪之功。胡適因倉促為文，心裏想著攻擊安福係，不知不覺卻使用了安福係方麵的材料。如果不是他進攻安福係的文字太明顯，他的文章簡直可以說是與安福係一致的。正因為胡適先攻擊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李大釗出來委婉反駁他並不十分以為意。但研究係的藍公武出來做長篇駁正，他就不那麽能原諒了。胡適在隨後不久寫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就一再把研究係的刊物名稱《解放與改造》拿來作攻擊的對象，後終與以梁啓超為首的研究係弄得相當對立。
上述這些隻是近因，從思想資源看，胡適有關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的主張淵源甚早。這裏既有杜威的直接影響，也有在接觸杜威之前已受到的影響。還在康乃爾大學時，胡適有一次做了一篇《易卜生主義》去請教他的老師桑普森（m. w. sampson），結果被老師責以「不應該強作『什麽主義』『什麽主義』的分別」。胡適把老師的話當作不說違心應酬話的範例記得甚牢。但那還是言外之意。其直接的影響，雖然可能是無意中的，即是應該少談主義，而多注重具體問題。1914年有個哈佛留學生對胡適說，救中國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國人不知之。胡適當時就不以為然。他後來指出：「今日祖國百事待舉，須人人盡力，始克有濟。」不管位之高低，總「須對得住良心，對得住祖國」。簡言之，「救國金丹」就是「執事者各司其事」。[21]這已是注重問題勝過主義的先聲了。
所以，此次事件中雙方有意識的動機是一事，它實際造成的影響又是一事。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爭論確實提示了多層次多方麵的問題。首先，通過這一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當時中國思想界最關注的問題就已擺在我們麵前。過去的研究者多注意討論各方不同的意見，其實他們的共同之處也同樣重要。那時各方比較接近的至少有一點，即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也就是民生問題。當時最「保守」的安福係的報紙《公言報》即指出：過激主義這一危險思潮已風靡中國，為政者不能「與多數國民相背馳」，所以，「為政者與將帥宜究心社會主義」；隻有「人究其書，乃可言取捨，乃可言因應也」。而安福係有這樣的看法，又是由於國民黨孫中山的推動，是其為要聯合孫派力量而基本接受「孫文學說」的結果。[19]這與前述胡適的觀念是一致的，他也認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
與「問題與主義」論戰約略同時的，有杜威與羅素的先後訪華講學。杜、羅二氏都是自由主義者，但其來華，至少從中國思想界人士的角度看，是安排來增強他們各自的地位的。杜威主要是《新青年》和北大新派同人一邊請來的，而羅素則主要是以梁啓超為首的研究係或進步黨一邊請來的。這一點杜、羅二氏是否知悉尚搞不清，但他們的言論卻不盡給安排者自身提供支持，有時恰給另一方提供了思想武器。有意思的是，杜、羅二氏提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與當時中國思想界非常接近，或多或少總是趨近於某種形式和流派的社會主義。當時的自由主義派也好，進步黨即「他們」也好，激進者如李大釗、陳獨秀也好，以及在論戰之外但與王揖唐談社會主義有關的國民黨也好，雖然出發點不一樣，用的標籤不一樣，具體的措施也不一樣，但仍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即中國必須借重西方的「主義」或學理或製度，但卻不能照搬，尤其是資本主義不行；他們均對資本主義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態度而傾向於某種社會主義的解決。
可知當時中國新舊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恰集中在這一點上，大家關懷和思考的問題是一致的。當然，各派所說的社會主義有相當大的甚至是實質性的區別，胡適提出這一問題，正是針對各家在社會主義名詞之下的「大聯合」混淆了各自的主義認同。他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大家都談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20]相差很遠的思想觀念也要用同一個名詞來標榜，很能提示「社會主義」這一招牌在那時的吸引力。反過來。既然已經到大家分不出彼此的程度，則在胡適看來實在還不如回過頭來研究具體的問題。
胡適不僅不反對而且自己就長期嚮往社會主義（詳後）。他的最初目的顯然是要與王揖唐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仔細閱讀胡適那幾篇文章，可以發現他攻擊的目標主要是安福係。胡適第一篇文章一開始就說：「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這是以一條線將安福係與所有的「新輿論家」劃開。但是他這篇文章顯然寫得倉促，因為文章中所挖苦的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恰是安福係也正在攻擊的。準確地說，安福係正是因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過激主義」漸有風行之勢，才要研究社會主義，希望或能達釜底抽薪之功。胡適因倉促為文，心裏想著攻擊安福係，不知不覺卻使用了安福係方麵的材料。如果不是他進攻安福係的文字太明顯，他的文章簡直可以說是與安福係一致的。正因為胡適先攻擊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李大釗出來委婉反駁他並不十分以為意。但研究係的藍公武出來做長篇駁正，他就不那麽能原諒了。胡適在隨後不久寫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就一再把研究係的刊物名稱《解放與改造》拿來作攻擊的對象，後終與以梁啓超為首的研究係弄得相當對立。
上述這些隻是近因，從思想資源看，胡適有關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的主張淵源甚早。這裏既有杜威的直接影響，也有在接觸杜威之前已受到的影響。還在康乃爾大學時，胡適有一次做了一篇《易卜生主義》去請教他的老師桑普森（m. w. sampson），結果被老師責以「不應該強作『什麽主義』『什麽主義』的分別」。胡適把老師的話當作不說違心應酬話的範例記得甚牢。但那還是言外之意。其直接的影響，雖然可能是無意中的，即是應該少談主義，而多注重具體問題。1914年有個哈佛留學生對胡適說，救中國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國人不知之。胡適當時就不以為然。他後來指出：「今日祖國百事待舉，須人人盡力，始克有濟。」不管位之高低，總「須對得住良心，對得住祖國」。簡言之，「救國金丹」就是「執事者各司其事」。[21]這已是注重問題勝過主義的先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