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已有點愧疚感之時，恰又遇到好幾個洋人都婉責他太不入世，沒有盡到知識人應盡的「社會的良心」之責任。1921年6月，胡適與訪華的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狄雷（james q. dealey）交談。狄雷很不贊成當時中國的分權趨勢，並告訴他：「中國今日所需的是一個『國家的有力政府』」。狄氏尤其「很責備我們留學生不作領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運動」。狄雷的話在同一時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為其送行的大會上盛讚中國讀書人趨新不守舊，但他認為這還不夠，「還希望有活動的能力，實行的精神」。如無後者，前者也無用。杜威特別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為因果為例，指出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問題，理論上永遠解決不了。「要想解決，隻有下手去實行。」兩個月後，胡適到上海，那裏的名記者、美國籍的俄羅斯猶太人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飯。胡適記載他們的會談道：索克思「很有才幹，對中國很熱心。他頗責備中國的智識階級，其實不錯」。[14]洋人都在責備中國讀書人，而胡適也有了同感，這又是他談政治的動力之一。
可以看出，胡適談政治，決不是什麽不得已。這裏麵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環境的因素。但胡適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論是自認傳統的士還是現代的知識人，他對國是都不能不關懷，而且他確實也一直在關懷。胡適本來就有「議政」的願望，而自我壓抑已久，後來已到「忍不住了」的地步，當然也就幹脆談起來了。不過，胡適最初的談政治，是因朋友陳獨秀被捕，不得不接辦陳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評論》。由於來得較突然，他最初所談的政治，還是偏於思想一麵，他自己起初並不視為「政論」。這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
二 問題與主義
「問題與主義」是學術界討論得較多的題目了。但絕大多數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適自己的看法，都有極強的倒著放電影的傾向。雖然遣詞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後來的胡適自己都是把這看作自由主義（或別的什麽資產階級的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次重要鬥爭，在這一點上雙方有驚人的一致。其實如果我們學一下胡適將歷史截斷到1920年，假設大家都不知道此後的歷史發展，再看當時的情景，看法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這個題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在胡適個人，他當年已明說這不過是他談政治的「導言」，離「本文」還差得遠。三年後做的《我們的主張》，大約才屬於「本文」部分，因為他在日記中說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可知前此所做，還不算正式的政論。其次胡適也並無意與什麽馬克思主義者衝突，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都是他的好朋友。李氏那篇與他討論的文章就刊在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上（該文本是通信，連題目大概都是任編輯的胡適所加），這與研究係的藍公武（知非）的文章先發在《國民公報》上就大不相同。李文相當客氣，而胡適在「三論」中寫到李的部分有時不那麽委婉，也許略有後悔，特意補寫「四論」，專門談輸入學理的問題，實是正麵回應李的主張。「四論」未及刊出而《每周評論》已被查封，胡適又將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雜誌發表，並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讓大家知道他還有這個層麵的見解。[15]
1922年胡適寫完《我們的主張》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李大釗字］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胡適是學了很多洋規矩的人，又最客氣，半夜打電話，可知心中對文章頗得意，思緒還在激動；而更可見兩人的交情及李大釗那時在胡適心目中的重要。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幹實事者，也是各方麵都能接受的「好人」。關鍵是李在寫爭論文章時還不是共產黨員，而在胡適與之商量發「好人政治」宣言時已是，這一點胡適不可能不知道。天下斷無在寫「導言」時已與之起大衝突，而到寫完「本文」時還於半夜首先與之商量怎樣處理這更要緊的正式部分者。所以，我們可以肯定那次爭論在胡李之間，及在其分別代表的「主義」之間，在當年對雙方確實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適與另一個後來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關係還更親密。胡的「暴得大名」，全靠與陳合作提倡文學革命。胡到北大，也因陳的推薦。兩人又是安徽同鄉，據汪協如回憶，脾氣不好的陳獨秀遇到胡適就反而好。她說陳胡二人「一見麵就談，談不攏就爭辯，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終至爭吵。隻聽著適之哥的高聲大喝和手杖敲地板聲。陳老伯反而低聲細語了」。[16]這個回憶的細節是否準確無關緊要。但以胡適的修養，而能對陳發火（也就是將一向掛在臉上的修養「麵具」卸下來），可知兩人關係的確不一般。這隻是私交，若論公誼，那時兩人也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
在陳獨秀於1920年被逼南下前，他與胡適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胡適那時將陳算在「自由主義者」的範圍內。他說：「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胡適認為，陳的被迫南下，是「北大自由主義者變弱」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17]揆諸當時陳獨秀的言論，胡適所說的確不無道理。陳氏那時對民主（民治）和科學的理解顯然是受了胡適和杜威的影響。陳獨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7卷1號的《本誌宣言》中明確表示：「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在同一期上發表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陳更喊出了他常為人引用的口號：中國要實行民治主義，應當「拿英美作榜樣」。陳在這篇文章中還指出：「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
可以看出，胡適談政治，決不是什麽不得已。這裏麵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環境的因素。但胡適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論是自認傳統的士還是現代的知識人，他對國是都不能不關懷，而且他確實也一直在關懷。胡適本來就有「議政」的願望，而自我壓抑已久，後來已到「忍不住了」的地步，當然也就幹脆談起來了。不過，胡適最初的談政治，是因朋友陳獨秀被捕，不得不接辦陳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評論》。由於來得較突然，他最初所談的政治，還是偏於思想一麵，他自己起初並不視為「政論」。這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
二 問題與主義
「問題與主義」是學術界討論得較多的題目了。但絕大多數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適自己的看法，都有極強的倒著放電影的傾向。雖然遣詞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後來的胡適自己都是把這看作自由主義（或別的什麽資產階級的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次重要鬥爭，在這一點上雙方有驚人的一致。其實如果我們學一下胡適將歷史截斷到1920年，假設大家都不知道此後的歷史發展，再看當時的情景，看法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這個題目的重要性就要下降。在胡適個人，他當年已明說這不過是他談政治的「導言」，離「本文」還差得遠。三年後做的《我們的主張》，大約才屬於「本文」部分，因為他在日記中說那是他「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可知前此所做，還不算正式的政論。其次胡適也並無意與什麽馬克思主義者衝突，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都是他的好朋友。李氏那篇與他討論的文章就刊在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上（該文本是通信，連題目大概都是任編輯的胡適所加），這與研究係的藍公武（知非）的文章先發在《國民公報》上就大不相同。李文相當客氣，而胡適在「三論」中寫到李的部分有時不那麽委婉，也許略有後悔，特意補寫「四論」，專門談輸入學理的問題，實是正麵回應李的主張。「四論」未及刊出而《每周評論》已被查封，胡適又將其送到上海的《太平洋》雜誌發表，並收入次年出版的《文存》，仍要讓大家知道他還有這個層麵的見解。[15]
1922年胡適寫完《我們的主張》一文，忽然想到「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故半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李大釗字］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胡適是學了很多洋規矩的人，又最客氣，半夜打電話，可知心中對文章頗得意，思緒還在激動；而更可見兩人的交情及李大釗那時在胡適心目中的重要。李大概是胡友人中最能幹實事者，也是各方麵都能接受的「好人」。關鍵是李在寫爭論文章時還不是共產黨員，而在胡適與之商量發「好人政治」宣言時已是，這一點胡適不可能不知道。天下斷無在寫「導言」時已與之起大衝突，而到寫完「本文」時還於半夜首先與之商量怎樣處理這更要緊的正式部分者。所以，我們可以肯定那次爭論在胡李之間，及在其分別代表的「主義」之間，在當年對雙方確實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適與另一個後來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關係還更親密。胡的「暴得大名」，全靠與陳合作提倡文學革命。胡到北大，也因陳的推薦。兩人又是安徽同鄉，據汪協如回憶，脾氣不好的陳獨秀遇到胡適就反而好。她說陳胡二人「一見麵就談，談不攏就爭辯，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終至爭吵。隻聽著適之哥的高聲大喝和手杖敲地板聲。陳老伯反而低聲細語了」。[16]這個回憶的細節是否準確無關緊要。但以胡適的修養，而能對陳發火（也就是將一向掛在臉上的修養「麵具」卸下來），可知兩人關係的確不一般。這隻是私交，若論公誼，那時兩人也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
在陳獨秀於1920年被逼南下前，他與胡適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胡適那時將陳算在「自由主義者」的範圍內。他說：「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胡適認為，陳的被迫南下，是「北大自由主義者變弱」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17]揆諸當時陳獨秀的言論，胡適所說的確不無道理。陳氏那時對民主（民治）和科學的理解顯然是受了胡適和杜威的影響。陳獨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7卷1號的《本誌宣言》中明確表示：「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在同一期上發表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陳更喊出了他常為人引用的口號：中國要實行民治主義，應當「拿英美作榜樣」。陳在這篇文章中還指出：「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