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說胡適談政治脫離中國實際的指責不一而足。他的「好後學」唐德剛先生就說：「其實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國民主發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底學術『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10]這是典型的倒著看歷史。有無貢獻也要看當時。孟子說「不教亦教」，何況「身教」；而且，「身教與形象」不正是名副其實的「政治行為」嗎？胡適的政治理論在當時又怎麽能說沒有貢獻呢！我們從下麵可以看到，胡適的理論不但有貢獻，而且他關於「有計劃的政治」的主張，與當時中國各主要政治派別的主張，有極為相近的一麵。
胡適的政治觀念的另一個特點，與他的性格有關，即前麵說過的，他素來就有激進的一麵。胡適曾說，雖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現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識方麵的，其實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個富於感情和想像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隨時注意要「作聖」的行為使得他這些性格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時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別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堅決反對北京各校罷課，就可能有特殊的考慮：那時杜威正在北大講學，如果一罷課則杜威便無著落，這是胡適極不願見到的。實際上，如前所述，胡適是遇壓力就反彈的人。那年8月《每周評論》被封後，胡適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許多同事學生都來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國客棧去住了幾夜」。[11]那時與警察廳都敢作對的人，怎麽會「保守」！
所以，當胡適「率性」的時候，就很能表現他激進的一麵。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的四個烈士。詩中反覆說：「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此詩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響。老先生似不太贊成，而年輕人則大歡喜。那年7月，他與範靜生長談。「範先生對於我的《炸彈》詩的含義，頗不贊成。他說，這種主張似乎太簡單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謙之見了胡適的《炸彈》詩就「大喜，以為我的思想變了」。朱氏雖然長於諸子學和佛學，並出了家，其實也暗藏激進。胡適記述道：「謙之向來希望我出來做革命的事業，我不贊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廳說他曾勸我革命，但我不贊成。此語外人以為是假的，其實是實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風之趨向可見。胡適本有激進的一麵，再為時代風氣所被，自然就不那麽溫和了。且朱氏能勸胡適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適有那麽一點革命的「緣分」吧。
胡適那年6月17日的日記中，有因報載安徽請願學生被刺而死（後知未死）所做之詩：
我們脫下帽子，恭敬這第一個死的。——
但我們不要忘記：
請願而死，究竟是可恥的！
我們後死的人，
盡可以革命而死！
盡可以力戰而死！
但我們希望將來，永沒有第二個人請願而死！
類似的話胡適後來還重複過幾次。同年8月，他在安慶演說，就認定「在變態社會中，學生幹政是不可免的；但罷課不是幹政的武器」。胡適的主張是要麽安心讀書，要麽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幹脆「用個人運動代群眾運動；用秘密組織代風頭主義」。10月在北大開學演說中，他也明確主張：「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盡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運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就在那個月，胡適做了一首《雙十節的鬼歌》，主張換個法子紀念雙十節，辦法就是：「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13]
對這樣激烈的胡適，過去的注意是不夠的。胡適在中國公學曾和革命黨人長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個「革命報人」，如果不是要「作聖」，要當「傳教士」，恐怕還真有可能參加革命呢。由於他初回國時已遵從北大風尚不談政治，所以這些觀念情緒大多以詩的形式宣洩出來。但我們看看這些情緒，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胡適的另一個製約因素，就是他的母親。我們知道胡適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適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國後隻與母親短暫團聚，尚未能迎養以盡孝道。結果胡母因長期熬壞了身體，終於在1918年底病逝。這就使胡適要「率性」時少了一層牽掛。故胡適終於出而談政治，既有一些長遠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夠較無牽掛地做事。
另一方麵，胡適的談政治很可能也因為學問做不下去了。他談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學史》寫不下去，頗覺不知做什麽好之時。胡適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說，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詩，隻成前幾節，第一節雲：「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麽事體？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幾歲年紀！」現在回想他「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胡適和孔子一樣不是匏瓜，不能「係而不食」。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掛在那裏作擺設的角色是不幹的。既然學術暫時搞不下去，不談點政治又以什麽服務於社會呢？
胡適的政治觀念的另一個特點，與他的性格有關，即前麵說過的，他素來就有激進的一麵。胡適曾說，雖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現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識方麵的，其實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個富於感情和想像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但是，他隨時注意要「作聖」的行為使得他這些性格為「外人」所「不易知道」。他有時做出「保守」的事也有特別的原因。如他在1919年12月堅決反對北京各校罷課，就可能有特殊的考慮：那時杜威正在北大講學，如果一罷課則杜威便無著落，這是胡適極不願見到的。實際上，如前所述，胡適是遇壓力就反彈的人。那年8月《每周評論》被封後，胡適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許多同事學生都來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國客棧去住了幾夜」。[11]那時與警察廳都敢作對的人，怎麽會「保守」！
所以，當胡適「率性」的時候，就很能表現他激進的一麵。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的四個烈士。詩中反覆說：「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幹！」此詩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響。老先生似不太贊成，而年輕人則大歡喜。那年7月，他與範靜生長談。「範先生對於我的《炸彈》詩的含義，頗不贊成。他說，這種主張似乎太簡單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謙之見了胡適的《炸彈》詩就「大喜，以為我的思想變了」。朱氏雖然長於諸子學和佛學，並出了家，其實也暗藏激進。胡適記述道：「謙之向來希望我出來做革命的事業，我不贊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廳說他曾勸我革命，但我不贊成。此語外人以為是假的，其實是實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風之趨向可見。胡適本有激進的一麵，再為時代風氣所被，自然就不那麽溫和了。且朱氏能勸胡適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適有那麽一點革命的「緣分」吧。
胡適那年6月17日的日記中，有因報載安徽請願學生被刺而死（後知未死）所做之詩：
我們脫下帽子，恭敬這第一個死的。——
但我們不要忘記：
請願而死，究竟是可恥的！
我們後死的人，
盡可以革命而死！
盡可以力戰而死！
但我們希望將來，永沒有第二個人請願而死！
類似的話胡適後來還重複過幾次。同年8月，他在安慶演說，就認定「在變態社會中，學生幹政是不可免的；但罷課不是幹政的武器」。胡適的主張是要麽安心讀書，要麽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幹脆「用個人運動代群眾運動；用秘密組織代風頭主義」。10月在北大開學演說中，他也明確主張：「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盡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運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就在那個月，胡適做了一首《雙十節的鬼歌》，主張換個法子紀念雙十節，辦法就是：「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13]
對這樣激烈的胡適，過去的注意是不夠的。胡適在中國公學曾和革命黨人長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個「革命報人」，如果不是要「作聖」，要當「傳教士」，恐怕還真有可能參加革命呢。由於他初回國時已遵從北大風尚不談政治，所以這些觀念情緒大多以詩的形式宣洩出來。但我們看看這些情緒，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胡適的另一個製約因素，就是他的母親。我們知道胡適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適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國後隻與母親短暫團聚，尚未能迎養以盡孝道。結果胡母因長期熬壞了身體，終於在1918年底病逝。這就使胡適要「率性」時少了一層牽掛。故胡適終於出而談政治，既有一些長遠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夠較無牽掛地做事。
另一方麵，胡適的談政治很可能也因為學問做不下去了。他談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學史》寫不下去，頗覺不知做什麽好之時。胡適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說，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詩，隻成前幾節，第一節雲：「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麽事體？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幾歲年紀！」現在回想他「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胡適和孔子一樣不是匏瓜，不能「係而不食」。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掛在那裏作擺設的角色是不幹的。既然學術暫時搞不下去，不談點政治又以什麽服務於社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