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對胡適的影響是相輔相成的。赫胥黎的影響主要是在消極一麵的「懷疑」；在積極一方麵，杜威教他如何求證，如何解決具體問題的一套方法。所以賈祖麟以為，實驗主義對胡適來說不過是懷疑的方法論，是對理性懷疑的必要甚或必須的補充而已。胡適特別聲明，他的哲學史著作是受杜威思想的指導，這是不錯的。胡適在哥大隻修了杜威兩門課，一是「社會政治哲學」，一是「論理學之宗派」。這兩方麵，都是胡適最受直接影響之處。前者是胡適一生努力實行者（詳後），後者直接啟發了他的博士論文的基本結構。餘英時師特別注意到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認定古代並沒有什麽「名家」，因為每一家都有他們的「名學」，即「為學的方法」；後來他更把這一觀念擴大到全部中國哲學史。這就是杜威「論理學之宗派」一課的「洋為中用」了。[54]由此看來，胡適1935年關於赫、杜二人影響他最大的說法是成立的。
但是，懷疑也好，求證也好，不都是中國的考據也要講究的嗎？在胡適接觸赫胥黎之前很久，他就已從父親的遺教中領會了宋儒「學則須疑」的精神。疑了就要考，就要證，要證就要有據，這都是清代考證學所強調的。胡適在還不太熟悉清儒考據著作時，在1915年夏天曾討論了「證」與「據」的差別。他說：「據也，據經典之言以明其說也。」而「證者，根據事實，根據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結論（演繹），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歸納），是證也。吾國舊論理，但有據而無證。證者，乃科學的方法，雖在歐美，亦為近代新產兒」。結論是「欲得正確的理論，須去據而用證」。[55]這正是他在發憤讀杜威著作之時，這裏的科學方法，除「根據法理」來證一條大約是新事物外，餘皆清儒已用之法。所以，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胡適的思想顯然並非完全來自杜威的哲學。餘英時師經過認真研究後下結論說：「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
胡適曾自述說：「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來歲的初期。」胡適稱他十幾歲即知懷疑，也在「尋覓一個能解決我懷疑的方法」，這個方法即在對考據學的發展中求得。前麵說過，胡適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調和漢宋」。他寫《詩三百篇言字解》，就自以為此文所用的方法頗受益於馬建忠的《馬氏文通》，而「不完全是從康乃爾大學學到的」，當然也沒有胡適尚未感興趣的杜威的份。幾年後胡適寫出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就已突破了《馬氏文通》，特別注意到語言和文法隨時代演進而變遷這一重要現象。但這裏他也沒有提到受杜威的影響。[56]
講文字訓詁的小學本非胡適所長，但他早年的幾篇論文，恰都是在小學的範圍之內。可知其「大膽」假設的功夫，淵源甚早。他在1916年底的日記中說他治學是「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是知在1914年以前，胡適治學還頗靠「臆測」，後來才逐漸認識到這是不夠的。則胡適一生奉為依歸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早有前者，到1914年始有後者，回國後才又從清儒那裏發現，而兩者均與杜威關係不大。胡適最早接觸宋儒論「疑」的語錄來自他父親的日記。據胡適回憶，他父親胡傳在1868—1871年就讀於上海龍門書院時，書院的山長劉熙載每將宋儒朱熹、張載等人的語錄印在作業紙頂端。胡適就記得在其父所收藏的作業上見到張載的語錄：「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唐德剛先生曾查過《張子全書》，隻找到諸如「學則須疑」一類意思近似的句子。餘英時師以為最接近此語的應是《朱子語類》卷十一「讀書法下」所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信然。[57]
這是否張載的原話是一事，但胡適記憶中張氏的話其實反映了胡自己的認知。胡適把懷疑與進步連在一起顯然已有與朱熹不同的「現代」含義。在以進化論為基礎的崇拜「新」的大趨勢下，進步本身已成最高價值。人治學不能不進步，今既然不疑就不能進步，懷疑在治學中的地位就相當高了。這個地位更因進化論在中國的「始祖」赫胥黎所正名。赫氏在西方，其地位最多不過接近中國的梁啓超，在講「哲學家的問題」的西方哲學史書中，便不會有他的地位。胡適是關注「人的問題」的，對此曾大表不滿。但赫氏在西方專業哲學界的無地位絲毫不影響他在中國的權威，所以胡適在他那裏引來「存疑主義」和「拿證據來」的口號，都極為理直氣壯。[58]
馮友蘭曾說，「疑古」是五四時期的一種風氣。這裏的「疑古」就有著某種現代意味，而且一些頂尖學者還在競爭誰更能「疑古」。馮氏回憶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本來自認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但是在老聃這個問題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啓超和我。他未免耿耿於懷，因此更堅持他的說法。」胡適對梁和馮都確有耿耿於懷之處，是否即因此，當別論。胡適晚年仍記得在關於老子的時代問題上，其立場「反被認為比我的一些朋友們更為保守」。[59]他果然一直注意是否保守這一點。馮是過來人，有其親身的體驗，他的話大致是不錯的。梁、胡、馮都是「疑古」這一條戰線上的戰友，都不同程度地借鑑了西方的治學方法，在立意上也超過幹嘉諸賢，是以主動「疑古」為出發點的。
但是，懷疑也好，求證也好，不都是中國的考據也要講究的嗎？在胡適接觸赫胥黎之前很久，他就已從父親的遺教中領會了宋儒「學則須疑」的精神。疑了就要考，就要證，要證就要有據，這都是清代考證學所強調的。胡適在還不太熟悉清儒考據著作時，在1915年夏天曾討論了「證」與「據」的差別。他說：「據也，據經典之言以明其說也。」而「證者，根據事實，根據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結論（演繹），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歸納），是證也。吾國舊論理，但有據而無證。證者，乃科學的方法，雖在歐美，亦為近代新產兒」。結論是「欲得正確的理論，須去據而用證」。[55]這正是他在發憤讀杜威著作之時，這裏的科學方法，除「根據法理」來證一條大約是新事物外，餘皆清儒已用之法。所以，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胡適的思想顯然並非完全來自杜威的哲學。餘英時師經過認真研究後下結論說：「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
胡適曾自述說：「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來歲的初期。」胡適稱他十幾歲即知懷疑，也在「尋覓一個能解決我懷疑的方法」，這個方法即在對考據學的發展中求得。前麵說過，胡適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調和漢宋」。他寫《詩三百篇言字解》，就自以為此文所用的方法頗受益於馬建忠的《馬氏文通》，而「不完全是從康乃爾大學學到的」，當然也沒有胡適尚未感興趣的杜威的份。幾年後胡適寫出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就已突破了《馬氏文通》，特別注意到語言和文法隨時代演進而變遷這一重要現象。但這裏他也沒有提到受杜威的影響。[56]
講文字訓詁的小學本非胡適所長，但他早年的幾篇論文，恰都是在小學的範圍之內。可知其「大膽」假設的功夫，淵源甚早。他在1916年底的日記中說他治學是「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是知在1914年以前，胡適治學還頗靠「臆測」，後來才逐漸認識到這是不夠的。則胡適一生奉為依歸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早有前者，到1914年始有後者，回國後才又從清儒那裏發現，而兩者均與杜威關係不大。胡適最早接觸宋儒論「疑」的語錄來自他父親的日記。據胡適回憶，他父親胡傳在1868—1871年就讀於上海龍門書院時，書院的山長劉熙載每將宋儒朱熹、張載等人的語錄印在作業紙頂端。胡適就記得在其父所收藏的作業上見到張載的語錄：「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唐德剛先生曾查過《張子全書》，隻找到諸如「學則須疑」一類意思近似的句子。餘英時師以為最接近此語的應是《朱子語類》卷十一「讀書法下」所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信然。[57]
這是否張載的原話是一事，但胡適記憶中張氏的話其實反映了胡自己的認知。胡適把懷疑與進步連在一起顯然已有與朱熹不同的「現代」含義。在以進化論為基礎的崇拜「新」的大趨勢下，進步本身已成最高價值。人治學不能不進步，今既然不疑就不能進步，懷疑在治學中的地位就相當高了。這個地位更因進化論在中國的「始祖」赫胥黎所正名。赫氏在西方，其地位最多不過接近中國的梁啓超，在講「哲學家的問題」的西方哲學史書中，便不會有他的地位。胡適是關注「人的問題」的，對此曾大表不滿。但赫氏在西方專業哲學界的無地位絲毫不影響他在中國的權威，所以胡適在他那裏引來「存疑主義」和「拿證據來」的口號，都極為理直氣壯。[58]
馮友蘭曾說，「疑古」是五四時期的一種風氣。這裏的「疑古」就有著某種現代意味，而且一些頂尖學者還在競爭誰更能「疑古」。馮氏回憶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本來自認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但是在老聃這個問題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啓超和我。他未免耿耿於懷，因此更堅持他的說法。」胡適對梁和馮都確有耿耿於懷之處，是否即因此，當別論。胡適晚年仍記得在關於老子的時代問題上，其立場「反被認為比我的一些朋友們更為保守」。[59]他果然一直注意是否保守這一點。馮是過來人，有其親身的體驗，他的話大致是不錯的。梁、胡、馮都是「疑古」這一條戰線上的戰友，都不同程度地借鑑了西方的治學方法，在立意上也超過幹嘉諸賢，是以主動「疑古」為出發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