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出版所寫的「自序」中說：「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從那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這段話非常重要，它提示了所有在1915年夏天以前有關胡適治學方法的思想資源，都未必得自杜威。而且那年夏天的發憤，其實也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說的受康乃爾大學新唯心學派攻擊杜威的影響，更多可能是因為那時要轉學到杜夫子名下，不得不用功惡補，正如初到上海用功於英文算學和初到北大後猛攻太炎學說一樣。那麽，在此之前，他又受什麽樣的影響呢？特別是，如果胡適確實不懂杜威，那他在西學方麵受的是什麽影響呢？
夏道平先生是認為胡適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個。他曾據胡適在40年代後期寫的一篇短文《自由主義是什麽？》，判定「胡適的自由主義是歐陸型的，沒有美國型的特異色彩」。連美國型都不是，當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關於胡適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後麵還要專論。我的看法，在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一點上，胡適的確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本節主要討論學術方法，這就不詳述了。然而，以一種簡單明快的讀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斷，是缺乏說服力的。要考察胡適服膺的是何種自由主義，自不能僅看其專論自由主義的一篇文章，而應看胡適的所有相關文章和其所作所為，因為胡適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本，隻有將此大文本認真考察之後，才可以下結論。吳森先生是專治哲學的，他也認為胡適沒有讀通杜威，其所論證並非全無依據。[49]不過有些關於杜威哲學思想的理解詮釋問題，似不宜以近年的後見之明來質之前人。如果我們非常簡略地回顧一下杜威的實用主義何以在美國興起，也許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19世紀末的美國還在理想主義的流風所被之下。美國理想主義因與清教的聯繫，特別講究理論框框和詞句的緊密結構，到19、20世紀之交已成士人思想上的重負，很像中國理學在王陽明之前的狀況。這是實用主義得以成為顯學的大背景。但由於詹姆士較重個人主義，又不喜任何係統的概念，更特別強調自由意誌，這些均對實用主義通行有所妨礙，實用主義在他手裏並不盛行。隻是到了杜威手裏，實用主義的社會含義和工具性才凸顯出來。實用主義一旦進入社會政治領域，所起的作用即是將理論研討轉向具體的問題，對此杜威有非常親切的表述。他認為討論什麽「國家」與「個人」這樣的抽象詞語起不了發現和解決問題的工具作用。杜威說：
如果我們討論什麽［抽象的］國家和個人，而不是討論這個或那個政治組織及這個或那個貧困受苦的人，則其意旨不過是將普遍概念的魅力和聲威及其意義和價值淩駕於具體情景之上，因而就掩蓋了具體情景的不足，也就隱去了認真改革的需要。
這樣反空洞理論研究的話在美國人已感覺理論框框重負的情況下所說，對時人來說真有如釋重負、大獲解放之感，自然備受歡迎。當時即有人說：「我們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義者了。」[50]這麽多年來，胡適是不多的讀懂了杜威的工具主義對實用主義以至整個美國思想界的解放作用的中國人。他敏銳地認識到詹姆士的哲學「終不免太偏向意誌的方麵」，所以杜威要向他直接挑戰，將實用主義工具化和簡單化，也就是胡適所引用並強調的：把哲學的對象從「哲學家的問題」轉到「人的問題」。[51]這不也正是胡適一生努力之所在嗎！僅此一點，胡適已夠得上杜威的知音。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胡適也是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義者了」，不過與當年的美國人角度不同而已。他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與杜威思想有許多共通處：他先已在尋找一種「致用哲學」；杜威不喜歡有組織的宗教，胡適說杜是實驗主義大師中「對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他自己的看法也類似。所以餘英時師說胡適還沒有研究杜威思想時，「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實驗主義了」。[52]
胡適在1914年初完成本科學業後曾說：「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他在同一天記自己關心的問題有三，即泰西之考據學、致用哲學與天賦人權說之沿革。胡適曾說他在康大時「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康大的黑格爾派是所謂新唯心主義派，總愛批杜威的實驗主義，胡適自稱他對杜威的興趣即因此而起。[53]但更可能是因為康大的黑格爾派恰不那麽經世致用，如果先存尋找「致用哲學」之心，則在那時的美國早晚要投到杜威名下。胡適在此時已明確地表露出了他後來的學術和思想的方向，即注重致用，尤落實在「術」之上，而不看重「新奇之學說」和「高深之哲理」。這裏的「三術」，至少其二與他所說對他影響最大的另一個西人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有直接的關聯。
胡適在1935年所做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他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杜威，另一個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而杜威則教他把一切學說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和思想的結果。兩人加起來就使他學會了他自己歸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揆諸上麵1914年初的觀念，至少赫胥黎這一部分是成立的。他最早受赫氏的影響當然是來自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但後來赫氏的「存疑論」（agnosticism）對他的啟發更大。而懷疑又是胡適治學方法的一個主要支點。
夏道平先生是認為胡適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個。他曾據胡適在40年代後期寫的一篇短文《自由主義是什麽？》，判定「胡適的自由主義是歐陸型的，沒有美國型的特異色彩」。連美國型都不是，當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關於胡適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後麵還要專論。我的看法，在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一點上，胡適的確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本節主要討論學術方法，這就不詳述了。然而，以一種簡單明快的讀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斷，是缺乏說服力的。要考察胡適服膺的是何種自由主義，自不能僅看其專論自由主義的一篇文章，而應看胡適的所有相關文章和其所作所為，因為胡適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本，隻有將此大文本認真考察之後，才可以下結論。吳森先生是專治哲學的，他也認為胡適沒有讀通杜威，其所論證並非全無依據。[49]不過有些關於杜威哲學思想的理解詮釋問題，似不宜以近年的後見之明來質之前人。如果我們非常簡略地回顧一下杜威的實用主義何以在美國興起，也許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19世紀末的美國還在理想主義的流風所被之下。美國理想主義因與清教的聯繫，特別講究理論框框和詞句的緊密結構，到19、20世紀之交已成士人思想上的重負，很像中國理學在王陽明之前的狀況。這是實用主義得以成為顯學的大背景。但由於詹姆士較重個人主義，又不喜任何係統的概念，更特別強調自由意誌，這些均對實用主義通行有所妨礙，實用主義在他手裏並不盛行。隻是到了杜威手裏，實用主義的社會含義和工具性才凸顯出來。實用主義一旦進入社會政治領域，所起的作用即是將理論研討轉向具體的問題，對此杜威有非常親切的表述。他認為討論什麽「國家」與「個人」這樣的抽象詞語起不了發現和解決問題的工具作用。杜威說：
如果我們討論什麽［抽象的］國家和個人，而不是討論這個或那個政治組織及這個或那個貧困受苦的人，則其意旨不過是將普遍概念的魅力和聲威及其意義和價值淩駕於具體情景之上，因而就掩蓋了具體情景的不足，也就隱去了認真改革的需要。
這樣反空洞理論研究的話在美國人已感覺理論框框重負的情況下所說，對時人來說真有如釋重負、大獲解放之感，自然備受歡迎。當時即有人說：「我們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義者了。」[50]這麽多年來，胡適是不多的讀懂了杜威的工具主義對實用主義以至整個美國思想界的解放作用的中國人。他敏銳地認識到詹姆士的哲學「終不免太偏向意誌的方麵」，所以杜威要向他直接挑戰，將實用主義工具化和簡單化，也就是胡適所引用並強調的：把哲學的對象從「哲學家的問題」轉到「人的問題」。[51]這不也正是胡適一生努力之所在嗎！僅此一點，胡適已夠得上杜威的知音。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胡適也是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義者了」，不過與當年的美國人角度不同而已。他在未讀杜威之前，早已與杜威思想有許多共通處：他先已在尋找一種「致用哲學」；杜威不喜歡有組織的宗教，胡適說杜是實驗主義大師中「對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他自己的看法也類似。所以餘英時師說胡適還沒有研究杜威思想時，「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實驗主義了」。[52]
胡適在1914年初完成本科學業後曾說：「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他在同一天記自己關心的問題有三，即泰西之考據學、致用哲學與天賦人權說之沿革。胡適曾說他在康大時「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康大的黑格爾派是所謂新唯心主義派，總愛批杜威的實驗主義，胡適自稱他對杜威的興趣即因此而起。[53]但更可能是因為康大的黑格爾派恰不那麽經世致用，如果先存尋找「致用哲學」之心，則在那時的美國早晚要投到杜威名下。胡適在此時已明確地表露出了他後來的學術和思想的方向，即注重致用，尤落實在「術」之上，而不看重「新奇之學說」和「高深之哲理」。這裏的「三術」，至少其二與他所說對他影響最大的另一個西人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有直接的關聯。
胡適在1935年所做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他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杜威，另一個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而杜威則教他把一切學說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和思想的結果。兩人加起來就使他學會了他自己歸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揆諸上麵1914年初的觀念，至少赫胥黎這一部分是成立的。他最早受赫氏的影響當然是來自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但後來赫氏的「存疑論」（agnosticism）對他的啟發更大。而懷疑又是胡適治學方法的一個主要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