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像所有的新典範一樣，在「開啟新的治學門徑」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新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又進入常態研究了。不過，如果我們暫時離開典範理論，則胡適所開風氣也不是全無「流弊」，有的新問題其實也就在其開啟的治學門徑之中。胡適在1932年與人討論歷史研究時說：「凡先存一個門戶成見去看歷史的人，都不肯實事求是，都要尋求事實來證明他的成見。」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國故時，恰不夠虛心（這裏是用其本義），有先入之見。胡適還沒動手整理國故，已先認定「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係統，故第一步是條理係統的整理」。這個結論，即使是正確的，也應在整理之後得出，而不應是作為預設。胡適自己考據的一大缺點，就在進化論觀念太強。如在留學時批駁《說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種哲學語也」「初民不能有此種思想也」論證之。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種思想觀念呢？這隻是需要證明的「大膽假設」，尚不能作為論證的依據。[44]
後來胡適駁太炎的諸子出於王官論，也愛說「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非司徒之官所能夢見」等，雖偶有說對的，然實多是待證的先入之見。所以柳詒徵說胡適的史論，「誣古而武斷」，又「強詞奪理」，[45]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胡適既然是以「但開風氣不為師」自我標榜的，當然也不能在每一點上都毫無漏洞。柳氏所說的「誣古而武斷」，在胡適那裏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闊斧而已。1922年初，胡適做完《章實齋年譜》，自嘆為此「費了半年的閑空功夫」，感到「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隻希望開山闢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46]是知胡適著意所在，主要還是開闢的一麵。
無論如何，如果說胡適在北大的講課已樹立起他的學術地位，1919年《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則使他在上層文化方麵的影響很快從北大傳布到全國。1920年梁啓超綜論清末的考證學說：「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不過一年，已被認為是在考證學的「正統」之內了。清儒之正統也就是漢學，這裏當然又有誤解；且梁氏自己在當時是否夠正統或夠資格評定正統，恐怕也要打個問號，但這究竟是一個重要的承認。胡適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已相對穩固了。
有意思的是，胡適自己是同時看重他「截斷眾流」和「平等的眼光」兩點貢獻，而北大學生當初差點鬧事則隻看重其「截斷眾流」一點。這或者因為北大是太炎派古文經學的大本營，太炎自己頗長於諸子學，故對他們來說「平等的眼光」是比較自然的發展。但「截斷眾流」則隻有今文家或能接受，古文家及不熟悉今文學派著作的，都可能要認為是「絞殺」中國思想。不過，對胡適個人來說，他以前對今文學派的著作似乎也不很熟悉。他的「截斷眾流」，以《詩經》為有據可依的古史的依歸，還真是他在美國讀書時所得，是以自我創造為主的。而且，胡適後來自己也一再強調杜威思想對他從《嚐試集》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全麵影響。那麽，杜威思想到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胡適呢？
三 思想與方法
胡適在晚年做《口述自傳》時自我總結說：「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作。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47]1936年，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出版所寫的「自序」中說，在1915年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類似的話胡適在其中英文著作中曾反覆說過多次，是不容不信的。但不少人覺得胡適此言總不那麽能盡信。常見的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胡適根本不懂杜威，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杜威的信徒。另一種認為杜威對胡適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適治學的憑藉主要還是中國的傳統方法考據學。
胡適自己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杜威影響的不很多，首先他就未能說服為他做《自傳》記錄的唐德剛先生。他的留學日記中極少提到杜威，更少提到杜威的哲學。據他自己說，這一方麵是因為劄記不適於記有係統的哲學思想，並號稱另有詳細的哲學筆記；另一個原因則是他的劄記被文學革命這個「最熱鬧的題目」占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他受杜威先生的「絕大影響」。前者也是說得通的，後者大概更真實。胡適在哥大時平均每日要發三封信，有的還相當長，記日記的筆墨也不少，恐怕認真讀杜威的時候都不多，遑論記。但胡適特別聲明，他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並指出《嚐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此事的需要特別說明及最後這一點「證據」的提供，恰表明連在他自己的下意識層麵上，杜威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十分確定的。
唐德剛先生認為，胡適治學「大體上也是以『整理國故』為主的。離開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胡適之就繳械了」！唐先生並多次指出，胡適治學受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甚於其受西學的影響。因為胡適「對我國傳統的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麵的」。[48]那麽，在治學所受的影響上，究竟是胡適的自我認知對呢，還是他的「好後學」唐先生更對呢？換言之，別人知胡適竟可能超過他自己嗎？回答這個問題，隻有用胡適自己的「小心求證」的方法去考察胡適的治學方法及其與杜威思想的異同。
後來胡適駁太炎的諸子出於王官論，也愛說「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非司徒之官所能夢見」等，雖偶有說對的，然實多是待證的先入之見。所以柳詒徵說胡適的史論，「誣古而武斷」，又「強詞奪理」，[45]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胡適既然是以「但開風氣不為師」自我標榜的，當然也不能在每一點上都毫無漏洞。柳氏所說的「誣古而武斷」，在胡適那裏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闊斧而已。1922年初，胡適做完《章實齋年譜》，自嘆為此「費了半年的閑空功夫」，感到「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隻希望開山闢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46]是知胡適著意所在，主要還是開闢的一麵。
無論如何，如果說胡適在北大的講課已樹立起他的學術地位，1919年《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則使他在上層文化方麵的影響很快從北大傳布到全國。1920年梁啓超綜論清末的考證學說：「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不過一年，已被認為是在考證學的「正統」之內了。清儒之正統也就是漢學，這裏當然又有誤解；且梁氏自己在當時是否夠正統或夠資格評定正統，恐怕也要打個問號，但這究竟是一個重要的承認。胡適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已相對穩固了。
有意思的是，胡適自己是同時看重他「截斷眾流」和「平等的眼光」兩點貢獻，而北大學生當初差點鬧事則隻看重其「截斷眾流」一點。這或者因為北大是太炎派古文經學的大本營，太炎自己頗長於諸子學，故對他們來說「平等的眼光」是比較自然的發展。但「截斷眾流」則隻有今文家或能接受，古文家及不熟悉今文學派著作的，都可能要認為是「絞殺」中國思想。不過，對胡適個人來說，他以前對今文學派的著作似乎也不很熟悉。他的「截斷眾流」，以《詩經》為有據可依的古史的依歸，還真是他在美國讀書時所得，是以自我創造為主的。而且，胡適後來自己也一再強調杜威思想對他從《嚐試集》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全麵影響。那麽，杜威思想到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胡適呢？
三 思想與方法
胡適在晚年做《口述自傳》時自我總結說：「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作。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於杜威的影響。」[47]1936年，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出版所寫的「自序」中說，在1915年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類似的話胡適在其中英文著作中曾反覆說過多次，是不容不信的。但不少人覺得胡適此言總不那麽能盡信。常見的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胡適根本不懂杜威，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杜威的信徒。另一種認為杜威對胡適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適治學的憑藉主要還是中國的傳統方法考據學。
胡適自己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杜威影響的不很多，首先他就未能說服為他做《自傳》記錄的唐德剛先生。他的留學日記中極少提到杜威，更少提到杜威的哲學。據他自己說，這一方麵是因為劄記不適於記有係統的哲學思想，並號稱另有詳細的哲學筆記；另一個原因則是他的劄記被文學革命這個「最熱鬧的題目」占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他受杜威先生的「絕大影響」。前者也是說得通的，後者大概更真實。胡適在哥大時平均每日要發三封信，有的還相當長，記日記的筆墨也不少，恐怕認真讀杜威的時候都不多，遑論記。但胡適特別聲明，他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並指出《嚐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此事的需要特別說明及最後這一點「證據」的提供，恰表明連在他自己的下意識層麵上，杜威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十分確定的。
唐德剛先生認為，胡適治學「大體上也是以『整理國故』為主的。離開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胡適之就繳械了」！唐先生並多次指出，胡適治學受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甚於其受西學的影響。因為胡適「對我國傳統的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麵的」。[48]那麽，在治學所受的影響上，究竟是胡適的自我認知對呢，還是他的「好後學」唐先生更對呢？換言之，別人知胡適竟可能超過他自己嗎？回答這個問題，隻有用胡適自己的「小心求證」的方法去考察胡適的治學方法及其與杜威思想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