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曾將胡適的治學態度與馮友蘭的相比，他以為前者是「無徵不信」，不肯犯錯誤；後者是「舉一反三」，有所得就先發表出來，以後再來改正錯誤不足之處。從這方麵看，胡適對西人治學的領會，實不如馮。對西人特別擅長的係統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本領，胡的追隨也不如馮。胡適的《哲學史》幾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馮著卻幾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60]但這也說明胡適受傳統學術影響之深，超過我們過去的認知。觀其在留學時以多修課而三年讀完四年的本科，同時又多讀中國古書，還要演講、賣文、寫信，則可知其應付西學實在是全憑聰明，而課外與學術有關的專門著作，讀得並不多，也沒有時間去讀。可以說，胡適在學術上自稱受的赫胥黎和杜威的影響，也多半在能與幹嘉治學之道相通的地方。所以胡適不僅早年是靠「國文」立腳，後來也確是靠「國學」立威。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的確是個「國學家」。
但杜威、赫胥黎在「正名」和「整合」兩方麵的作用是劃時代的。不僅赫胥黎持「存疑主義」，要「拿證據來」，杜威也認為「一切有係統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則，都是在一種懷疑的狀態下產生的」。[61]有了赫胥黎、杜威為之正名，胡適的觀點就成為「現代的」了。同樣，胡適以前熟悉的從宋儒到清儒的懷疑考證，都是相對零碎的，直到他細讀杜威的著作之後才構成一種有係統的思想。這種整合作用和本領正是使他能超過北大舊學比他好的師生之處。胡適少年時就有的懷疑傾向能達到「現代化」這樣的高度，西哲赫胥黎、杜威為之正名、整合這一過程是極其關鍵的。胡適自己就認識到：「我國以前就沒有一本中國古典學術史是用現代的觀點和批判的方法寫出的」，因而以前有關學術史的著作中所用的專有名詞許多都有點「名實不符」。比如清代的考據被認為是「漢學復興」，胡適便認為很不妥當。而胡適的貢獻，恰在於「用現代的觀點和批判的方法」詮釋並寫出了中國古典學術史。
胡適另外還列舉過幾位對他治學方法有影響的西人，一是在康大教「歷史輔助科學」的布爾（g. l. burr）教授，所教的東西胡適所記得的幾乎全是與校勘有關者。布爾教授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引導胡適去看浦斯格（john postgate）教授為《大英百科全書》寫的「版本學」那一詞條，胡適在此文中發現原來中西校勘學的研究方法頗為類似，不過西方的要更徹底、更科學；他據此但改用中國例子寫出了一篇《論訓詁之學》的文章。胡適最後提到的是哥大的烏德瑞（frederick woodbridge）教授，胡選修了他所開的「歷史哲學」一課，但胡適能回憶起的卻全無「哲學」，仍是對史料的甄別校勘。[62]可知胡適從西人那裏得到的幾乎全是支持中國考據學的內容，這些內容中許多並不一定要從西人那裏去學，則不止杜威、赫胥黎，其他胡適受業的西人給胡適的，主要仍是為他將從事的考據學正名和整合而已。
但杜威等人起的這個「正名」的作用在尊西崇新的民國初年卻是極要緊的。胡適自己說，就治學方法言，「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不過，「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於杜威的教導。」具體言之，杜威的幫助就在於使胡適對中國近千年——尤其是近三百年——的治學方法有了「現代的理解」。胡適強調，在他之前，幾乎沒有人「曾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句話來，實得之於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63]沒有杜威，中國的考據就與所謂「桐城謬種」沒有多大區別，既算不上什麽「學」，恐怕還屬於被「打倒」的範疇；有了杜威，考據就成了「考據學」，而且其身份認同也由舊變新，一舉飛上枝頭變鳳凰，進入五四新文化人最推崇的科學殿堂之中，因而也就「現代化」了。其間的差異，真是名副其實的霄壤之別。胡適怎麽能不一再強調杜威的影響呢？中國的傳統影響必須靠西人赫胥黎與杜威來正名，正名之後復取代原始影響而被認知為真正影響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個個人「文本」有意無意間深受尊西崇新大趨勢這一「語境」所影響的最佳表徵。
當然，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胡適的確不折不扣的是杜威的實驗主義信徒。對此餘英時師已從思想史和哲學方法論等角度做了清晰論證，就不詳細引述了。簡言之，餘先生指出：「胡適對杜威的實驗主義隻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態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節。他是通過中國的背景，特別是他自己在考證學方麵的訓練，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從這個背景出發，胡適看到實驗主義中的「歷史的方法」及其「假設」和「求證」的一套運作程序，與考證學的方法同屬一類。胡適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把杜威的實驗主義和中國考證學的傳統匯合了起來，是他的思想能夠發生重大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胡適也深信這種「科學方法」又比考證學高出一個層次，因此可以擴大應用於解決一切具體的社會問題。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特別聲明杜威沒有給中國人帶來任何特別的主張，隻留下了一種名之為實驗主義的「哲學方法」，正是因為他相信杜威的方法可以從杜威基於美國社會背景而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別主張中抽離出來，用以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具體問題。不言而喻的是，杜威的方法適應的範圍越廣，胡適的影響也就越大。
但杜威、赫胥黎在「正名」和「整合」兩方麵的作用是劃時代的。不僅赫胥黎持「存疑主義」，要「拿證據來」，杜威也認為「一切有係統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則，都是在一種懷疑的狀態下產生的」。[61]有了赫胥黎、杜威為之正名，胡適的觀點就成為「現代的」了。同樣，胡適以前熟悉的從宋儒到清儒的懷疑考證，都是相對零碎的，直到他細讀杜威的著作之後才構成一種有係統的思想。這種整合作用和本領正是使他能超過北大舊學比他好的師生之處。胡適少年時就有的懷疑傾向能達到「現代化」這樣的高度，西哲赫胥黎、杜威為之正名、整合這一過程是極其關鍵的。胡適自己就認識到：「我國以前就沒有一本中國古典學術史是用現代的觀點和批判的方法寫出的」，因而以前有關學術史的著作中所用的專有名詞許多都有點「名實不符」。比如清代的考據被認為是「漢學復興」，胡適便認為很不妥當。而胡適的貢獻，恰在於「用現代的觀點和批判的方法」詮釋並寫出了中國古典學術史。
胡適另外還列舉過幾位對他治學方法有影響的西人，一是在康大教「歷史輔助科學」的布爾（g. l. burr）教授，所教的東西胡適所記得的幾乎全是與校勘有關者。布爾教授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引導胡適去看浦斯格（john postgate）教授為《大英百科全書》寫的「版本學」那一詞條，胡適在此文中發現原來中西校勘學的研究方法頗為類似，不過西方的要更徹底、更科學；他據此但改用中國例子寫出了一篇《論訓詁之學》的文章。胡適最後提到的是哥大的烏德瑞（frederick woodbridge）教授，胡選修了他所開的「歷史哲學」一課，但胡適能回憶起的卻全無「哲學」，仍是對史料的甄別校勘。[62]可知胡適從西人那裏得到的幾乎全是支持中國考據學的內容，這些內容中許多並不一定要從西人那裏去學，則不止杜威、赫胥黎，其他胡適受業的西人給胡適的，主要仍是為他將從事的考據學正名和整合而已。
但杜威等人起的這個「正名」的作用在尊西崇新的民國初年卻是極要緊的。胡適自己說，就治學方法言，「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不過，「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於杜威的教導。」具體言之，杜威的幫助就在於使胡適對中國近千年——尤其是近三百年——的治學方法有了「現代的理解」。胡適強調，在他之前，幾乎沒有人「曾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句話來，實得之於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63]沒有杜威，中國的考據就與所謂「桐城謬種」沒有多大區別，既算不上什麽「學」，恐怕還屬於被「打倒」的範疇；有了杜威，考據就成了「考據學」，而且其身份認同也由舊變新，一舉飛上枝頭變鳳凰，進入五四新文化人最推崇的科學殿堂之中，因而也就「現代化」了。其間的差異，真是名副其實的霄壤之別。胡適怎麽能不一再強調杜威的影響呢？中國的傳統影響必須靠西人赫胥黎與杜威來正名，正名之後復取代原始影響而被認知為真正影響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個個人「文本」有意無意間深受尊西崇新大趨勢這一「語境」所影響的最佳表徵。
當然，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胡適的確不折不扣的是杜威的實驗主義信徒。對此餘英時師已從思想史和哲學方法論等角度做了清晰論證，就不詳細引述了。簡言之，餘先生指出：「胡適對杜威的實驗主義隻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態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節。他是通過中國的背景，特別是他自己在考證學方麵的訓練，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從這個背景出發，胡適看到實驗主義中的「歷史的方法」及其「假設」和「求證」的一套運作程序，與考證學的方法同屬一類。胡適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把杜威的實驗主義和中國考證學的傳統匯合了起來，是他的思想能夠發生重大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胡適也深信這種「科學方法」又比考證學高出一個層次，因此可以擴大應用於解決一切具體的社會問題。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特別聲明杜威沒有給中國人帶來任何特別的主張，隻留下了一種名之為實驗主義的「哲學方法」，正是因為他相信杜威的方法可以從杜威基於美國社會背景而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別主張中抽離出來，用以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具體問題。不言而喻的是，杜威的方法適應的範圍越廣，胡適的影響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