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截斷眾流的新典範
餘英時師藉助孔恩的典範理論，已簡明扼要地論述了胡適對清代考證學這一典範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提供的「一整套關於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係統」就是「一個全新的典範」。這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工作。從胡適個人的學問講，他顯然是繼往的東西多；從胡適的時代言，則又是開來的成分重。因為在民初那個時期，學術上繼往部分超過胡適的比比皆是，而開來則實無人能過之。在分析胡適的學術影響時，這一點一定要分清楚。進而言之，在承舊創新配合得恰到好處一方麵，同時代尤無人能過之。這也是必須記住的。餘先生指出：
清代考證學的典範是通過文字訓詁以明古聖賢在六經中所蘊藏的「道」。這是他們共同遵奉的信仰、價值和技術係統。在這一係統之下，顧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證作品則發揮了具體的「示範」作用（狹義的「典範」）。絕大多數的考證家都安於在這個「典範」之內從事孔恩所謂「常態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們一部書接著一部書考訂，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研究，但是他們並無意在概念上或事實上尋求重大的新突破。由於一個內容豐富的典範往往帶來無數的「難題」（puzzles），需要個別地解決，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維持一段很長的時期，直到嚴重的危機出現。所謂危機是指在正常的研究過程中不斷遇到重大的「變異」現象（anomaly），而漸為原有的典範所不能容納。對於這種變異——即意外的新事實——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調整典範以求適應。但是最後變異太大，已非調整典範所能濟事，那就到了新典範建立的時刻了。新典範的建立便表示這門學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民國初年就是一個需要建立新典範的時期。我們看胡適講話文章中最愛使用的時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動輒曰「三百年來」。這也是許多時人愛用的時代分段。梁啓超、蔣維喬、錢穆、龍榆生等人的學術史、思想史以及詩詞選本，也都動輒冠以「三百年」。這就說明，不管自覺不自覺，時人有意無意間已感到思想學術的「世風」已到該做總結的時候了（很有意思的對比是，討論政治軍事的則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這樣的時代分段）。王國維說，清代學術一共經歷了「三變」：「國初之學大，幹、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他又說：「道、鹹以降之學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29]餘英時師引用此語後說：「這一深刻的觀察和典範說完全相符。顧炎武是清學典範的建立者，故其學『大』，戴震、錢大昕是這一典範的完成者，故其學『精』，道、鹹以降則『變異』愈來愈多，典範已不得不時加調整，故其學『新』。」簡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證學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關頭。」
晚清學術的大趨勢，就是胡適所謂「『正統』的崩壞，『異軍』的復活」。這其實也是清代學術內在的發展所逼出來的。清初顧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經學研究上「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典範就無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學研究上去。因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訓詁和考訂而言，群經以後便是諸子了。清代的考證就是最初集中在經學，旁及史學，後來再發展到諸子之學。繆鉞先生在《汪容甫誕生二百年紀念》一文中論汪中的話說：「容甫治諸子，獨能不囿於傳統之見，而與以新估價。」因為汪中已見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餘英時師引用這段話後指出，汪中能從墨子的觀點去看孔子，證明考證學的內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種「平等的眼光」。晚清以來章炳麟、梁啓超提倡諸子學也更明顯地表現出這種傾向。不過，從汪中到梁啓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來的，其基本上仍然是無意識的。[30]
但是，隨著考據範圍的逸出儒家經典，越來越多的「意外發現」使得最初的「明經見道」這一假定出現了危機。這種危機其實也就是孔恩所謂「技術崩潰」（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範所期待的變異現象不斷地出現了。新發現的文獻證據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動搖了這個假定。從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學派的興起雖然背景很複雜，但也顯然是對於考證學典範進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於幹嘉以後支離破碎的訓詁已不足以明義理，今文學家便提倡從《春秋》與《論語》直接尋求孔子的「微言大義」。同理，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固然有為實現「經學即理學」的意思，但到幹嘉考據學壟斷中國學術界時，理學早已退到較邊緣的地位。也隻是到了鹹同時期，理學才略有復甦。宋學的影響雖不能與今文經學比，但欲在「明義理」方麵修正專講考據的漢學，卻是一致的。早期起來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學家，最能體現兩方麵的共同。而且兩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異軍」的意味。
「異軍」的復活正是典範危機的表徵。但這些「異軍」不但依然接受考證學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證學的方法。所以餘英時師說，道鹹以降之學雖然「新」，他們「並沒有建立新的典範；他們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調整舊的典範。下及康有為，也依然徘徊在舊典範之下」。盡管他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的內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經學考證的典範，卻仍是以經學考證的麵貌出現的。幹嘉以來的考據雖一直辨偽疑古，但其並不以疑為出發點，是為「明經」而懷疑或自然而然地達到懷疑一步。而且其懷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範』沒有改變之前，康有為也隻能懷疑『偽經』，而不敢再進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經』。這和崔述對古史的懷疑到六經而止步先後如出一轍。」這就可以看到「典範」的限製作用了。
餘英時師藉助孔恩的典範理論，已簡明扼要地論述了胡適對清代考證學這一典範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提供的「一整套關於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係統」就是「一個全新的典範」。這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工作。從胡適個人的學問講，他顯然是繼往的東西多；從胡適的時代言，則又是開來的成分重。因為在民初那個時期，學術上繼往部分超過胡適的比比皆是，而開來則實無人能過之。在分析胡適的學術影響時，這一點一定要分清楚。進而言之，在承舊創新配合得恰到好處一方麵，同時代尤無人能過之。這也是必須記住的。餘先生指出：
清代考證學的典範是通過文字訓詁以明古聖賢在六經中所蘊藏的「道」。這是他們共同遵奉的信仰、價值和技術係統。在這一係統之下，顧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證作品則發揮了具體的「示範」作用（狹義的「典範」）。絕大多數的考證家都安於在這個「典範」之內從事孔恩所謂「常態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們一部書接著一部書考訂，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研究，但是他們並無意在概念上或事實上尋求重大的新突破。由於一個內容豐富的典範往往帶來無數的「難題」（puzzles），需要個別地解決，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維持一段很長的時期，直到嚴重的危機出現。所謂危機是指在正常的研究過程中不斷遇到重大的「變異」現象（anomaly），而漸為原有的典範所不能容納。對於這種變異——即意外的新事實——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調整典範以求適應。但是最後變異太大，已非調整典範所能濟事，那就到了新典範建立的時刻了。新典範的建立便表示這門學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民國初年就是一個需要建立新典範的時期。我們看胡適講話文章中最愛使用的時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動輒曰「三百年來」。這也是許多時人愛用的時代分段。梁啓超、蔣維喬、錢穆、龍榆生等人的學術史、思想史以及詩詞選本，也都動輒冠以「三百年」。這就說明，不管自覺不自覺，時人有意無意間已感到思想學術的「世風」已到該做總結的時候了（很有意思的對比是，討論政治軍事的則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這樣的時代分段）。王國維說，清代學術一共經歷了「三變」：「國初之學大，幹、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他又說：「道、鹹以降之學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29]餘英時師引用此語後說：「這一深刻的觀察和典範說完全相符。顧炎武是清學典範的建立者，故其學『大』，戴震、錢大昕是這一典範的完成者，故其學『精』，道、鹹以降則『變異』愈來愈多，典範已不得不時加調整，故其學『新』。」簡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證學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關頭。」
晚清學術的大趨勢，就是胡適所謂「『正統』的崩壞，『異軍』的復活」。這其實也是清代學術內在的發展所逼出來的。清初顧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經學研究上「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典範就無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學研究上去。因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訓詁和考訂而言，群經以後便是諸子了。清代的考證就是最初集中在經學，旁及史學，後來再發展到諸子之學。繆鉞先生在《汪容甫誕生二百年紀念》一文中論汪中的話說：「容甫治諸子，獨能不囿於傳統之見，而與以新估價。」因為汪中已見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餘英時師引用這段話後指出，汪中能從墨子的觀點去看孔子，證明考證學的內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種「平等的眼光」。晚清以來章炳麟、梁啓超提倡諸子學也更明顯地表現出這種傾向。不過，從汪中到梁啓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來的，其基本上仍然是無意識的。[30]
但是，隨著考據範圍的逸出儒家經典，越來越多的「意外發現」使得最初的「明經見道」這一假定出現了危機。這種危機其實也就是孔恩所謂「技術崩潰」（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範所期待的變異現象不斷地出現了。新發現的文獻證據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動搖了這個假定。從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學派的興起雖然背景很複雜，但也顯然是對於考證學典範進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於幹嘉以後支離破碎的訓詁已不足以明義理，今文學家便提倡從《春秋》與《論語》直接尋求孔子的「微言大義」。同理，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固然有為實現「經學即理學」的意思，但到幹嘉考據學壟斷中國學術界時，理學早已退到較邊緣的地位。也隻是到了鹹同時期，理學才略有復甦。宋學的影響雖不能與今文經學比，但欲在「明義理」方麵修正專講考據的漢學，卻是一致的。早期起來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學家，最能體現兩方麵的共同。而且兩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異軍」的意味。
「異軍」的復活正是典範危機的表徵。但這些「異軍」不但依然接受考證學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證學的方法。所以餘英時師說，道鹹以降之學雖然「新」，他們「並沒有建立新的典範；他們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調整舊的典範。下及康有為，也依然徘徊在舊典範之下」。盡管他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的內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經學考證的典範，卻仍是以經學考證的麵貌出現的。幹嘉以來的考據雖一直辨偽疑古，但其並不以疑為出發點，是為「明經」而懷疑或自然而然地達到懷疑一步。而且其懷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範』沒有改變之前，康有為也隻能懷疑『偽經』，而不敢再進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經』。這和崔述對古史的懷疑到六經而止步先後如出一轍。」這就可以看到「典範」的限製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