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顧頡剛自己雖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經學之門，在同學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於是就去找同寢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傅本是中國文學係的學生，是黃侃的高足，舊學功底極厚，蔣廷黻曾說他句句話後麵都有四千年的歷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論」。傅本來對胡適前此比較緊張的那次演講不甚欣賞，今有顧的說項，就到哲學係旁聽了幾次，終於表示滿意。於是對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才幫助胡適過了關。從傅、顧說話的口氣，可知學生中舊學第一權威是傅斯年，第二權威是顧頡剛，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當時仍可能鬧風潮。後來胡適自己也說，當時許多學生覺得他對古史的處理是「思想造反」，認為他不配教這門課，要趕走他，結果因「在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的傅斯年出麵幹預而作罷。胡適嘆謂：「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23]
對於開始時這麽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經歷，胡適仍一如既往，以發奮用功來對付。在北大學生羅家倫的記憶裏，成名後的胡適常很謙虛地說，「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因為「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所以「常常提心弔膽，加倍用功」。胡適晚年回憶，也說他初回國時十分用功。那時胡適下功夫最大的，就是當時風靡北大的太炎學說。毛以亨說，胡適將《章氏叢書》「用新式標點符號，拿支筆來圈點一遍，把每句話都講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則詢於錢玄同，玄同不懂時，則問太炎先生自己」。胡適自己說，他「工作時興致來了，不能到了鍾點放下來」。所以「夜裏總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總是事先剝一個皮蛋放在那裏，丈夫「工作到肚餓時，就吃一個皮蛋」。這樣拚命的結果，學問確實不久就大進，但身體卻吃了虧，因用功太過而大病一段時間。毛以亨說：「病癒後胡先生之中國學問，確已有成，真不愧為經生了。」[24]
不過，胡適初到北大麵臨的挑戰並不止來自學生，他在給一年級講中國哲學史時，就有先來的老師認為胡適不通。胡所發的講義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教三年級中國哲學史的陳漢章在課堂上「拿著胡的講義笑不可抑」，並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不通。隻看他的講義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現在又有哲學史大綱，豈不成為大綱的大綱？不通之至。」[25]這裏大約有文人相輕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卻遠不止此。因為「我說胡適不通」時，還隻是一廂情願，或者確有文人相輕的意思；到在課堂上拿著證據「笑不可抑」時，已肯定是真覺得不通了。
「哲學」這個術語本非中國自產，而係從日本人那裏轉手來的西詞的譯名，早年國人也有譯成「智學」或其他什麽的。中國既然無此術語，其實也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西方哲學最講究而須臾不可離的「存在（being）」，中國傳統思想中便無確切對應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為中國思想家所特別重視到離不得的程度。中國文化本來自成體係，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麽「哲學」。胡適後來學問日通，就堅持說他研究的不是中國哲學史而是中國思想史，未嚐不是據此而發。[26]今日自不必探討翻譯的準確與否，但那時的國人對此並無統一的認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適之前的北大，「哲學史」三字當是一整體的概念，即「哲學的大綱」，而不是「哲學之歷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據此取笑胡適。我們切不可將歷史的電影片子倒著放，以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在顧頡剛讀書時，陳漢章是教一年級中國哲學史一課的，他從伏羲講起，一年下來隻講到「洪範」。而胡適則是丟開唐、虞、夏、商，改從周宣王以後講起。[27]兩人的取向的確不同。對陳氏而言，既然「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則其用一年的時間隻講到《洪範》正無可厚非。過去中國人本認為中國文化精神以三代為最高境界，當然是主要講清三代就好。而且，陳氏對西洋名詞「哲學」是有體會的。歷代學人講三代，無非對現實有所不滿，以神遊曠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對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與柏拉圖寫《理想國》，取向略同。那些被認為是三代之文的具體典籍固可是後出，對典籍已出之後的古人來說，特別是對民初講舊學的人來說，其代表「中國哲學」之主要精神，卻不容否認。陳氏本非講「歷史」而是講「大綱」，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蘊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麽人在什麽時候寫定。
反覆申說這麽多，當然不是要翻什麽案，以貶低胡適所起的劃時代作用。也不是說我們今日哲學係的中國哲學課可以取消（但文化體係不同，隨意用西方哲學概念套中國思想肯定隻能造成「始亂終棄」的結局）。正相反，這恰從另一個側麵揭示了胡適所開的風氣之寬廣。今日我們所說「哲學史」即「哲學之歷史」的意思，就是由胡適開始肯定下來的。
餘英時師總結說：胡適「把北大國學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領導力量的幾個學生從舊派教授的陣營中爭取了過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才堅固地建立起來了」。但顧頡剛、傅斯年二人的舊學基礎「不但不在胡適之下，或者竟有超過他的地方」。胡適究竟憑什麽來爭取他們呢？顧氏對胡適講課的回憶已提示了答案。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換言之，顧、傅等人「雖有豐富的舊學知識，卻苦於找不到一個係統可以把這些知識貫穿起來，以表現其現代的意義。胡適的新觀點和新方法便恰好在這裏發揮了決定性的轉化作用」。餘先生進而指出，顧頡剛這段話可以擴大來解釋胡適在五四前後思想影響的一般性質。他在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大體上都觸及了許多久已壓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樣說才好』的問題」。結果，不論思想上與胡適接近還是疏遠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問題為出發點」。這就是孔恩（thomas kuhn，也譯作庫恩）所說的建立了學術思想的新典範。[28]
對於開始時這麽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經歷，胡適仍一如既往，以發奮用功來對付。在北大學生羅家倫的記憶裏，成名後的胡適常很謙虛地說，「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因為「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所以「常常提心弔膽，加倍用功」。胡適晚年回憶，也說他初回國時十分用功。那時胡適下功夫最大的，就是當時風靡北大的太炎學說。毛以亨說，胡適將《章氏叢書》「用新式標點符號，拿支筆來圈點一遍，把每句話都講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則詢於錢玄同，玄同不懂時，則問太炎先生自己」。胡適自己說，他「工作時興致來了，不能到了鍾點放下來」。所以「夜裏總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總是事先剝一個皮蛋放在那裏，丈夫「工作到肚餓時，就吃一個皮蛋」。這樣拚命的結果，學問確實不久就大進，但身體卻吃了虧，因用功太過而大病一段時間。毛以亨說：「病癒後胡先生之中國學問，確已有成，真不愧為經生了。」[24]
不過，胡適初到北大麵臨的挑戰並不止來自學生，他在給一年級講中國哲學史時，就有先來的老師認為胡適不通。胡所發的講義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教三年級中國哲學史的陳漢章在課堂上「拿著胡的講義笑不可抑」，並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不通。隻看他的講義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現在又有哲學史大綱，豈不成為大綱的大綱？不通之至。」[25]這裏大約有文人相輕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卻遠不止此。因為「我說胡適不通」時，還隻是一廂情願，或者確有文人相輕的意思；到在課堂上拿著證據「笑不可抑」時，已肯定是真覺得不通了。
「哲學」這個術語本非中國自產，而係從日本人那裏轉手來的西詞的譯名，早年國人也有譯成「智學」或其他什麽的。中國既然無此術語，其實也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西方哲學最講究而須臾不可離的「存在（being）」，中國傳統思想中便無確切對應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為中國思想家所特別重視到離不得的程度。中國文化本來自成體係，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麽「哲學」。胡適後來學問日通，就堅持說他研究的不是中國哲學史而是中國思想史，未嚐不是據此而發。[26]今日自不必探討翻譯的準確與否，但那時的國人對此並無統一的認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適之前的北大，「哲學史」三字當是一整體的概念，即「哲學的大綱」，而不是「哲學之歷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據此取笑胡適。我們切不可將歷史的電影片子倒著放，以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在顧頡剛讀書時，陳漢章是教一年級中國哲學史一課的，他從伏羲講起，一年下來隻講到「洪範」。而胡適則是丟開唐、虞、夏、商，改從周宣王以後講起。[27]兩人的取向的確不同。對陳氏而言，既然「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則其用一年的時間隻講到《洪範》正無可厚非。過去中國人本認為中國文化精神以三代為最高境界，當然是主要講清三代就好。而且，陳氏對西洋名詞「哲學」是有體會的。歷代學人講三代，無非對現實有所不滿，以神遊曠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對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與柏拉圖寫《理想國》，取向略同。那些被認為是三代之文的具體典籍固可是後出，對典籍已出之後的古人來說，特別是對民初講舊學的人來說，其代表「中國哲學」之主要精神，卻不容否認。陳氏本非講「歷史」而是講「大綱」，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蘊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麽人在什麽時候寫定。
反覆申說這麽多，當然不是要翻什麽案，以貶低胡適所起的劃時代作用。也不是說我們今日哲學係的中國哲學課可以取消（但文化體係不同，隨意用西方哲學概念套中國思想肯定隻能造成「始亂終棄」的結局）。正相反，這恰從另一個側麵揭示了胡適所開的風氣之寬廣。今日我們所說「哲學史」即「哲學之歷史」的意思，就是由胡適開始肯定下來的。
餘英時師總結說：胡適「把北大國學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領導力量的幾個學生從舊派教授的陣營中爭取了過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才堅固地建立起來了」。但顧頡剛、傅斯年二人的舊學基礎「不但不在胡適之下，或者竟有超過他的地方」。胡適究竟憑什麽來爭取他們呢？顧氏對胡適講課的回憶已提示了答案。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換言之，顧、傅等人「雖有豐富的舊學知識，卻苦於找不到一個係統可以把這些知識貫穿起來，以表現其現代的意義。胡適的新觀點和新方法便恰好在這裏發揮了決定性的轉化作用」。餘先生進而指出，顧頡剛這段話可以擴大來解釋胡適在五四前後思想影響的一般性質。他在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大體上都觸及了許多久已壓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樣說才好』的問題」。結果，不論思想上與胡適接近還是疏遠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問題為出發點」。這就是孔恩（thomas kuhn，也譯作庫恩）所說的建立了學術思想的新典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