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身份認同既然是「留學生」，其所長當然應該在「外國學問」。胡適不開西洋哲學史這樣的課，略知西學者如毛以亨就說他的「謙退是有足多的」，言外之意即他開不出來。但也始終有人寄希望於胡適。後來胡適名聲樹立之後，哲學係一年級學生繆金源於1920年底寫信給他，請他編一部《西洋哲學史大綱》，說北大的西洋哲學史課上所發的講義，「編得和小說一樣，固然很好，但稍嫌簡陋」。繆氏在信中並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國文學過於哲學，哲學過於英詩。」雖對胡頗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適此時恰在教英文詩一門課。他雖是哲學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為英文科（那時尚未設係）主任，所教功課實以英文為主。北大對他的認知，於此可見一斑。那時還在哥大留學的張奚若就大不以為然地說：「堂堂大學，尚須哲學教習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結果，也有人認為胡適所長就隻在英文。1919年3月，清華學校畢業生劉子純就對吳虞說：「胡適以英文譯《孟［墨？］子》得博士學位。」毛、繆、劉皆當時的學生輩，可知胡適在北大一開始口碑確實不算佳。另一個與胡適不甚相得的北大學生馮友蘭更回憶說：我們學生中間有人說「胡適膽大臉厚」。[19]
胡適歸國時，全北大沒有一個博士，他雖還不曾領得學位證書，卻提前使用了博士頭銜。唐德剛先生說，民初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學位確足以嚇人。同樣，胡適對別人視他為「古文家」絕對不承認。他不僅不喜歡漢儒，而且自認使用的是「科學方法」，非漢儒之所能。但對於蔡元培為他的書寫序說他是古文家績溪胡氏的後裔，卻默不作聲，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傳時，才「順便」糾正這個錯誤。如果說蔡序胡適事先未看過，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本胡適所促成，稿成後他又為之校讀改正。而梁也在此書中說「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等語。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說錯而不糾正。這都是他早年養成的自我保護的性格使然。但同時也揭示了青年胡適「在全國最高權威們眾目睽睽之下，沒有太大的自信心」。[20]
不過這隻是像其他許多次一樣，屬於開始時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適很快就打開了局麵，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復了。有意思的是，胡適之所以能打開局麵，卻得力於幾個比較有權威的學生的支持。早在京師大學堂時代，許多北大的學生官品就高於教習，出路也比教習要好，所以確曾有放棄教習的位置而寧做學生者。這個傳統，恐怕遠在什麽民主觀念輸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學生有那麽一點特殊的優越感；北大的師生關係及學生在學校的發言權，早就與一般的學校不一樣了。民國後這種情形在另一層麵仍繼續：由於辦學不久，聘請教授和招生的隨意性都較大，有時候學生在某些方麵的學問還真的超過有的老師，各種回憶錄中幾乎都有學生刁難老師的記載。
以胡適少年受學的經歷和當年靠考據得高分而獲留學資格看，清季民初整個思想界雖然趨新，從下到上各級主持考試者恐怕都還相當「舊」。或者因為中國教師對西學中自然科學部分的掌握終有限，評判起來較為困難，各級考試時國文仍占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些年的北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學生，應不例外。這樣，學生中的大多數，很可能因為自己少年受學經歷的緣故，當然傾向於接近在國學方麵已獲學術聲望的劉師培、黃侃等人，實際是站在我們今日所說的「保守」一邊。這個情形直到1921年吳虞進北大教書時仍未根本改變。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必然偏向於後來取勝的「新派」一邊。但我們隻要細查北大「新派」學生名留青史者，始終也就是那麽幾位，就可知其在當年確實未必居多數。蔡元培主持北大時的實際情形，大約是教授中趨新人物多而學生中守舊者眾。故新派教授對學生不免有一種提防的心態，陳獨秀就頗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這樣不久前還是黃侃高足者，是不是舊的一邊「派來作細作的」。[21]
有了北大校園內這種「社會史的重建」，就容易理解學生幫忙對胡適的重要了。實際上，立說者的思想要能與各種範圍的「社會」發生「裏應外合」的作用，從社會視角看，也就是聽眾是否追隨和追隨者的多少的問題。在北大這樣存在學生地位特殊這一傳統的學術社區，聽眾的功能又更強。胡適的學生顧頡剛記載當時的情形說，聽說要由胡適來講中國哲學史，許多同學頗有疑慮：「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顧氏自己也是懷疑者中的一個。這是胡適地位尚高而兩人關係也很不錯時所說。幾十年之後，胡適在大陸已是批判對象，顧氏的說法就更直截了當。他明言，因為胡適年輕，那時才二十七歲，「許多同學都瞧不起他」。[22]
顧頡剛回憶說，在胡適到北大以前，中國哲學史一課是由陳漢章講授的，他從伏羲講起，一年下來隻講到「洪範」。胡適接手以後，重編講義，以《詩經》為材料，做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改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隻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顧氏自謂聽了幾堂課後，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就對同學們說，胡適雖然沒有陳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這個「裁斷」，據顧氏晚年的解釋，就是指胡適「略去了從遠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勝其煩的一段，隻從《詩經》裏取材，稱西周為『詩人時代』，有截斷眾流的魄力」。
胡適歸國時，全北大沒有一個博士，他雖還不曾領得學位證書，卻提前使用了博士頭銜。唐德剛先生說，民初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學位確足以嚇人。同樣，胡適對別人視他為「古文家」絕對不承認。他不僅不喜歡漢儒，而且自認使用的是「科學方法」，非漢儒之所能。但對於蔡元培為他的書寫序說他是古文家績溪胡氏的後裔，卻默不作聲，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傳時，才「順便」糾正這個錯誤。如果說蔡序胡適事先未看過，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本胡適所促成，稿成後他又為之校讀改正。而梁也在此書中說「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等語。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說錯而不糾正。這都是他早年養成的自我保護的性格使然。但同時也揭示了青年胡適「在全國最高權威們眾目睽睽之下，沒有太大的自信心」。[20]
不過這隻是像其他許多次一樣，屬於開始時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適很快就打開了局麵，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復了。有意思的是，胡適之所以能打開局麵，卻得力於幾個比較有權威的學生的支持。早在京師大學堂時代，許多北大的學生官品就高於教習，出路也比教習要好，所以確曾有放棄教習的位置而寧做學生者。這個傳統，恐怕遠在什麽民主觀念輸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學生有那麽一點特殊的優越感；北大的師生關係及學生在學校的發言權，早就與一般的學校不一樣了。民國後這種情形在另一層麵仍繼續：由於辦學不久，聘請教授和招生的隨意性都較大，有時候學生在某些方麵的學問還真的超過有的老師，各種回憶錄中幾乎都有學生刁難老師的記載。
以胡適少年受學的經歷和當年靠考據得高分而獲留學資格看，清季民初整個思想界雖然趨新，從下到上各級主持考試者恐怕都還相當「舊」。或者因為中國教師對西學中自然科學部分的掌握終有限，評判起來較為困難，各級考試時國文仍占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些年的北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學生，應不例外。這樣，學生中的大多數，很可能因為自己少年受學經歷的緣故，當然傾向於接近在國學方麵已獲學術聲望的劉師培、黃侃等人，實際是站在我們今日所說的「保守」一邊。這個情形直到1921年吳虞進北大教書時仍未根本改變。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必然偏向於後來取勝的「新派」一邊。但我們隻要細查北大「新派」學生名留青史者，始終也就是那麽幾位，就可知其在當年確實未必居多數。蔡元培主持北大時的實際情形，大約是教授中趨新人物多而學生中守舊者眾。故新派教授對學生不免有一種提防的心態，陳獨秀就頗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這樣不久前還是黃侃高足者，是不是舊的一邊「派來作細作的」。[21]
有了北大校園內這種「社會史的重建」，就容易理解學生幫忙對胡適的重要了。實際上，立說者的思想要能與各種範圍的「社會」發生「裏應外合」的作用，從社會視角看，也就是聽眾是否追隨和追隨者的多少的問題。在北大這樣存在學生地位特殊這一傳統的學術社區，聽眾的功能又更強。胡適的學生顧頡剛記載當時的情形說，聽說要由胡適來講中國哲學史，許多同學頗有疑慮：「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顧氏自己也是懷疑者中的一個。這是胡適地位尚高而兩人關係也很不錯時所說。幾十年之後，胡適在大陸已是批判對象，顧氏的說法就更直截了當。他明言，因為胡適年輕，那時才二十七歲，「許多同學都瞧不起他」。[22]
顧頡剛回憶說，在胡適到北大以前，中國哲學史一課是由陳漢章講授的，他從伏羲講起，一年下來隻講到「洪範」。胡適接手以後，重編講義，以《詩經》為材料，做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改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隻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顧氏自謂聽了幾堂課後，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就對同學們說，胡適雖然沒有陳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這個「裁斷」，據顧氏晚年的解釋，就是指胡適「略去了從遠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勝其煩的一段，隻從《詩經》裏取材，稱西周為『詩人時代』，有截斷眾流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