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中國既然不曾以科學精神經世，就產生出後來的種種不如人之處了。所以胡適後來也不得不說「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的現狀」。他向青年指出，學自然科學是「活路」，鑽故紙堆是「死路」。胡適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陳源的意見，要青年學生先在科學實驗室裏做出成績，再來「一拳打倒顧亭林」。這又牽涉到胡適在選擇學業上一貫的「率性」與「作聖」之間的緊張了。但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剛先生不要改行學理工科，而堅持學出路不甚好的歷史。所以他此時勸人離開故紙堆顯然有「外國傳教士」的心態在起作用。陳源說得好，「誰叫他給自己創造出一個特殊的地位呢」？[14]胡適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適」，他就不得不說那個「胡適」應該說的話。「超我」的壓力雖無形卻甚大，尤其對胡適這樣好名的人是如此。
同時，這裏還有另一層意思。既然整理國故已多成負麵的「破壞」工作，胡適就像辛亥革命者鍾榮光一樣，把學西方搞現代化的「建設」工作讓給下一代，而自己來承擔破壞的事業。中國的「建設事業」就此又下移一代了。不過，胡適的「本我」也時時在與其「超我」衝突。他既要做「傳教士」，也不忘爭取「學術平等」。胡適自己雖然走過一段「實業救國」的路，但在講「科學」時甚少往「技術」方向走（講到西方的物質一麵時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層次），與我們今日將「科技」完全合起來講，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詬為脫離現實，終生在考據一麵用功，實在因為他的內心深處隻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處中西文化邊緣的胡適要扮演「傳教士」，故不得不尊西趨新；但落實到具體層麵，他還是在與西方「較勁」。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於尊西趨新的胡適卻恰好在「國學」領域裏造成一場「學術革命」，就不難理解了。對中國自身的學問而言，胡適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開來」四字概括之。一方麵，他確實有意與當時的社會變動和社會思潮「裏應外合」，這可以從他指明的新思潮將來的發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麵，他提出的「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適應了中國學術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不過，胡適雖因提倡白話文而在社會上「暴得大名」，他如果想在全國做國人之導師，首先必須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學取得為眾學人認可的領先學術地位，也就是說，他必須在上層文化領域裏樹立自己。
在這一方麵，他並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立刻一鳴驚人。北大早期學生毛以亨回憶說，胡適到北大，「未曾一炮打響」。「胡先生在北大，於初到後數日，即於某晚大禮堂講墨學，到者百餘人，反應不甚良好。我與傅斯年曾去聽講，回來覺得類於外國漢學家之講中國學問。曾有許多觀點，為我們所未想到，但究未見其大，且未合中國人之人生日用標準。胡先生後來在北大研究所，與馬敘倫同任中國哲學講［導？］師。馬氏擔任老莊，而胡氏則指導墨學。馬氏首言，欲講名法，不可不先講老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當時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員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隨馬氏研老莊。當時哲學係班長為趙健，覺得不好意思，乃聲稱願隨胡先生研墨經，藉以解圍。」[15]毛氏與胡不甚相得，晚年記憶，或有不精確處，但揆諸其他信息，此言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
這裏的「口才亦不甚好」，很值得注意。胡適善於係統表述自己的見解，是從小講故事就培養起的；後來在美國又專修過演講課，且以長於演說著稱於美東。世上哪有用自己的母語演說反不如用外語者？且墨學恰是胡適下功夫最深也最有心得的部分，講起來正該得心應手，何以會表達不順暢？實際上，胡適自己反認為馬敘倫口才不好。他曾對吳虞說：「幼漁、夷初［馬敘倫字］皆肯看書，而口筆二者均不行。」[16]胡適居然在與口頭表達「不行」的馬敘倫同台演說其最熟悉的墨學時而落得「口才不好」的印象，不能不使人想起他當年已在外演說多次後初登演講課講台時仍發抖出汗的「前科」。這樣看來，這次應該也是在內行麵前缺乏自信吧。
胡適晚年提起「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人」錢玄同對他這位「留學生」寫的《文學改良芻議》「大為賞識」，使他「受寵若驚」。因為錢「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17]這裏說的雖是胡即將歸國之時的情形，其實在這晚年的回憶中也可包括他初到北大那一段。胡適在這裏無意間道出的他和錢玄同各自的身份認同——一為留學生，一為太炎門人兼古文大家，很能提示那時北京大學真勢力之所在和胡自己地位微妙的消息。實際上錢至少那時還不能算是古文大家，但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著當時最得勢的太炎一派，應無疑問。這一「居然」的認可和「賞識」，對胡適在北大地位的支持極為重要，他晚年還記得的「受寵若驚」，信非虛言。
胡適初到北大時，當時北大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後來能聘到許多歐美留學生做教授，據蔡元培的回憶，還多是因為胡適的介紹。那時北大教授的主力都是留日的東洋派。李敖先生以為，這些人「國學根柢都很深厚，在國學的某些專科方麵，甚至可說都在胡適之上。一般留美的學人，按說在這種氣氛底下，實在應該教些『西洋哲學史』等外國學問，而避免在國學上與東洋派抗衡」。[18]而胡適卻偏偏教起中國哲學史來，開始時的不見得受歡迎，也應在預料之中。
同時，這裏還有另一層意思。既然整理國故已多成負麵的「破壞」工作，胡適就像辛亥革命者鍾榮光一樣，把學西方搞現代化的「建設」工作讓給下一代，而自己來承擔破壞的事業。中國的「建設事業」就此又下移一代了。不過，胡適的「本我」也時時在與其「超我」衝突。他既要做「傳教士」，也不忘爭取「學術平等」。胡適自己雖然走過一段「實業救國」的路，但在講「科學」時甚少往「技術」方向走（講到西方的物質一麵時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層次），與我們今日將「科技」完全合起來講，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詬為脫離現實，終生在考據一麵用功，實在因為他的內心深處隻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處中西文化邊緣的胡適要扮演「傳教士」，故不得不尊西趨新；但落實到具體層麵，他還是在與西方「較勁」。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於尊西趨新的胡適卻恰好在「國學」領域裏造成一場「學術革命」，就不難理解了。對中國自身的學問而言，胡適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開來」四字概括之。一方麵，他確實有意與當時的社會變動和社會思潮「裏應外合」，這可以從他指明的新思潮將來的發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麵，他提出的「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在一定程度上正適應了中國學術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不過，胡適雖因提倡白話文而在社會上「暴得大名」，他如果想在全國做國人之導師，首先必須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學取得為眾學人認可的領先學術地位，也就是說，他必須在上層文化領域裏樹立自己。
在這一方麵，他並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立刻一鳴驚人。北大早期學生毛以亨回憶說，胡適到北大，「未曾一炮打響」。「胡先生在北大，於初到後數日，即於某晚大禮堂講墨學，到者百餘人，反應不甚良好。我與傅斯年曾去聽講，回來覺得類於外國漢學家之講中國學問。曾有許多觀點，為我們所未想到，但究未見其大，且未合中國人之人生日用標準。胡先生後來在北大研究所，與馬敘倫同任中國哲學講［導？］師。馬氏擔任老莊，而胡氏則指導墨學。馬氏首言，欲講名法，不可不先講老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當時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員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隨馬氏研老莊。當時哲學係班長為趙健，覺得不好意思，乃聲稱願隨胡先生研墨經，藉以解圍。」[15]毛氏與胡不甚相得，晚年記憶，或有不精確處，但揆諸其他信息，此言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
這裏的「口才亦不甚好」，很值得注意。胡適善於係統表述自己的見解，是從小講故事就培養起的；後來在美國又專修過演講課，且以長於演說著稱於美東。世上哪有用自己的母語演說反不如用外語者？且墨學恰是胡適下功夫最深也最有心得的部分，講起來正該得心應手，何以會表達不順暢？實際上，胡適自己反認為馬敘倫口才不好。他曾對吳虞說：「幼漁、夷初［馬敘倫字］皆肯看書，而口筆二者均不行。」[16]胡適居然在與口頭表達「不行」的馬敘倫同台演說其最熟悉的墨學時而落得「口才不好」的印象，不能不使人想起他當年已在外演說多次後初登演講課講台時仍發抖出汗的「前科」。這樣看來，這次應該也是在內行麵前缺乏自信吧。
胡適晚年提起「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人」錢玄同對他這位「留學生」寫的《文學改良芻議》「大為賞識」，使他「受寵若驚」。因為錢「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17]這裏說的雖是胡即將歸國之時的情形，其實在這晚年的回憶中也可包括他初到北大那一段。胡適在這裏無意間道出的他和錢玄同各自的身份認同——一為留學生，一為太炎門人兼古文大家，很能提示那時北京大學真勢力之所在和胡自己地位微妙的消息。實際上錢至少那時還不能算是古文大家，但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著當時最得勢的太炎一派，應無疑問。這一「居然」的認可和「賞識」，對胡適在北大地位的支持極為重要，他晚年還記得的「受寵若驚」，信非虛言。
胡適初到北大時，當時北大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後來能聘到許多歐美留學生做教授，據蔡元培的回憶，還多是因為胡適的介紹。那時北大教授的主力都是留日的東洋派。李敖先生以為，這些人「國學根柢都很深厚，在國學的某些專科方麵，甚至可說都在胡適之上。一般留美的學人，按說在這種氣氛底下，實在應該教些『西洋哲學史』等外國學問，而避免在國學上與東洋派抗衡」。[18]而胡適卻偏偏教起中國哲學史來，開始時的不見得受歡迎，也應在預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