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當時也有與胡適類似的感覺。他於1918年在重慶說：「六七年來所見國中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一國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堅主幹之位遂虛矣。」關於政治與學術關係的中國傳統觀念，張之洞曾有典型的表述：「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由此看去，學術思想的空白不但是民初國無重心這一整體現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太炎自己的解釋，是因為這些人物「不習歷史，胸襟淺陋」；所以其得勢就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當然也就不能持久。[4]太炎所說的歷史是廣義的，約略相當於今日所說的文化傳統。則國無重心正因為風雲人物已不能把握中國文化傳統。
但另一方麵，太炎的話也提示了一種時勢造英雄的意思。清季民初社會政治都呈亂象，所以「盛雨」頻仍，「暴起一時」的人物確實不少。盛雨之下能否成潢潦，有時也不完全因個人的胸襟學養。太炎自己的「歷史」知識，當世不作第二人想，但也隻在清末革命時「暴起」，民國建立後幾年間，就不但沒有成潢潦的跡象，反已有過時之虞。唐德剛先生說，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與現實的社會變動相配合，要主觀客觀「裏應外合」才能產生大的影響。[5]但以「歷史」知識武裝起來的太炎思想，那時似乎就與當下的社會變動和社會思潮「裏應外合」不起來。
太炎真正持久穩定的地位，還是在傳統的主流學術界。餘英時師指出，五四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盡管儒學自晚清以來已受到西方觀念和諸子學的強烈衝激，自身也因今古文之爭而削弱，頗露搖搖欲墜之相；但大體而論，儒學的基本架構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各挑戰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脅儒學的理論體係，其載體也未能構成有力的社會依託。正因為如此，諸子學和西學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仍在相互聲援。[6]它們在學術上對儒學的打擊，多半是假手儒生本身。甚至可以說，實際打擊儒學最厲害的，恰是經學領域內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的頂尖人物章太炎和康有為。[7]
不過，餘先生也指出，雖然在傳統學人個人身上，儒家學理仍是他們的精神憑藉和價值係統的基本源泉。儒學作為一種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而言早在清末已開始破產。民國成立以後，各種尊孔、祭孔以及正式奉儒學為國教的活動，其實都是儒家意識形態崩潰的反證。「孔家店」實已不打自倒。但是，孔教問題不僅一度困擾遠在美國的胡適，引起他的深思；同時也使陳獨秀從「孔教問題喧呶於國中」看出了「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將文學革命作為更大的思想革命的第一步，預示了新文化運動最後會歸宿到全麵性的反傳統、反儒家的思想革命。
同時，從清季到民初的中國士人對國家民族的關懷也經歷了一個由政治到文化的過程。清季譚嗣同提出的「衝決網羅」之說，實已包括文化在內。譚氏對時人的影響，特別在走向激進破壞一麵，也不能說不深遠。但「衝決網羅」提出之時，士人的主要關懷，不論是主張革命還是改良，都還在政治層麵。許多人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立憲；另外不少人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推翻清廷；更有大量的人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共和。民初的幾年，是使這其中的大部分人失望的幾年。這一段失望經歷的最大負麵影響，就是人們因對共和製在中國實施的失望而對共和製度本身失望，進而開始對整個政治或中國的國家機器失望。對許多人來說，中國的問題已不是帝製與共和的問題，而是專製與民主的問題；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國與民已打成兩橛，於是存在一個先救國還是先救民的問題，既然國家機器已不可救，則不如先全力注重「救民」；在激進而主張破壞的大趨勢下，沿著「救民」一途，更發展出中國的根本問題就在於造成國民性的傳統文化這樣一種認知。結果，士人的主要關懷就由政治而轉向文化。[8]
魯迅曾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的確是光明得多。」那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但從民國2年起就漸漸壞下去。「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9]這段話充滿隱喻，把時人關懷的轉變表述得非常生動。而且，希望之後的失望所帶來的悲憤，又遠過於本無希望時的痛苦。其容易走向激進，自不待言。這裏麵所說的「舊相」，就是新文化人要致力攻擊的中國傳統文化。
在偏於建設的一麵，如餘英時師所說，民國初年「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係的問題」。這是當時學術思想界亟待解決的中心問題。晚清思想界對此的共同看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梁啓超所說的「舉國以為至言」；而且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續到『五四』前夕都沒有發生基本的變化」。這部分是因為會西文西語的西洋留學生沒有參加晚清西洋思想運動，故一般中國士人對西學「普遍地缺乏親切而直接的認識」。同時也因為清季大量譯書的情形到民國卻未能繼續。胡適注意到，民國「留學人數驟增矣，然數年以來，乃幾不見有人譯著書籍者」（《非留學篇》）。這可能仍與中國的激進化有關。老的譯家如林紓雖仍在譯卻已被視為「落伍」；當年轉譯日文書的東洋留學生或入政界，或已變為西洋留學生。新的譯家尚未大量出現，翻譯界也就處於一個低穀。
但另一方麵，太炎的話也提示了一種時勢造英雄的意思。清季民初社會政治都呈亂象，所以「盛雨」頻仍，「暴起一時」的人物確實不少。盛雨之下能否成潢潦，有時也不完全因個人的胸襟學養。太炎自己的「歷史」知識，當世不作第二人想，但也隻在清末革命時「暴起」，民國建立後幾年間，就不但沒有成潢潦的跡象，反已有過時之虞。唐德剛先生說，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與現實的社會變動相配合，要主觀客觀「裏應外合」才能產生大的影響。[5]但以「歷史」知識武裝起來的太炎思想，那時似乎就與當下的社會變動和社會思潮「裏應外合」不起來。
太炎真正持久穩定的地位，還是在傳統的主流學術界。餘英時師指出，五四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盡管儒學自晚清以來已受到西方觀念和諸子學的強烈衝激，自身也因今古文之爭而削弱，頗露搖搖欲墜之相；但大體而論，儒學的基本架構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各挑戰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脅儒學的理論體係，其載體也未能構成有力的社會依託。正因為如此，諸子學和西學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仍在相互聲援。[6]它們在學術上對儒學的打擊，多半是假手儒生本身。甚至可以說，實際打擊儒學最厲害的，恰是經學領域內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的頂尖人物章太炎和康有為。[7]
不過，餘先生也指出，雖然在傳統學人個人身上，儒家學理仍是他們的精神憑藉和價值係統的基本源泉。儒學作為一種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而言早在清末已開始破產。民國成立以後，各種尊孔、祭孔以及正式奉儒學為國教的活動，其實都是儒家意識形態崩潰的反證。「孔家店」實已不打自倒。但是，孔教問題不僅一度困擾遠在美國的胡適，引起他的深思；同時也使陳獨秀從「孔教問題喧呶於國中」看出了「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將文學革命作為更大的思想革命的第一步，預示了新文化運動最後會歸宿到全麵性的反傳統、反儒家的思想革命。
同時，從清季到民初的中國士人對國家民族的關懷也經歷了一個由政治到文化的過程。清季譚嗣同提出的「衝決網羅」之說，實已包括文化在內。譚氏對時人的影響，特別在走向激進破壞一麵，也不能說不深遠。但「衝決網羅」提出之時，士人的主要關懷，不論是主張革命還是改良，都還在政治層麵。許多人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立憲；另外不少人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推翻清廷；更有大量的人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共和。民初的幾年，是使這其中的大部分人失望的幾年。這一段失望經歷的最大負麵影響，就是人們因對共和製在中國實施的失望而對共和製度本身失望，進而開始對整個政治或中國的國家機器失望。對許多人來說，中國的問題已不是帝製與共和的問題，而是專製與民主的問題；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國與民已打成兩橛，於是存在一個先救國還是先救民的問題，既然國家機器已不可救，則不如先全力注重「救民」；在激進而主張破壞的大趨勢下，沿著「救民」一途，更發展出中國的根本問題就在於造成國民性的傳統文化這樣一種認知。結果，士人的主要關懷就由政治而轉向文化。[8]
魯迅曾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的確是光明得多。」那時他也「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但從民國2年起就漸漸壞下去。「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9]這段話充滿隱喻，把時人關懷的轉變表述得非常生動。而且，希望之後的失望所帶來的悲憤，又遠過於本無希望時的痛苦。其容易走向激進，自不待言。這裏麵所說的「舊相」，就是新文化人要致力攻擊的中國傳統文化。
在偏於建設的一麵，如餘英時師所說，民國初年「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係的問題」。這是當時學術思想界亟待解決的中心問題。晚清思想界對此的共同看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梁啓超所說的「舉國以為至言」；而且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續到『五四』前夕都沒有發生基本的變化」。這部分是因為會西文西語的西洋留學生沒有參加晚清西洋思想運動，故一般中國士人對西學「普遍地缺乏親切而直接的認識」。同時也因為清季大量譯書的情形到民國卻未能繼續。胡適注意到，民國「留學人數驟增矣，然數年以來，乃幾不見有人譯著書籍者」（《非留學篇》）。這可能仍與中國的激進化有關。老的譯家如林紓雖仍在譯卻已被視為「落伍」；當年轉譯日文書的東洋留學生或入政界，或已變為西洋留學生。新的譯家尚未大量出現，翻譯界也就處於一個低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