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第286頁。
[54] 說詳羅誌田《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5] 許氏的話引自胡適1914年12月9日日記；梁啓超：《給孩子們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1頁。
[56] 魯迅：《科學史教篇》（1907年），《魯迅全集》第1卷，第33—34頁。
[57] 《魯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魯迅全集》第3卷，第25頁。
[58] 《胡適致翁文灝》（1937年5月17日），《書信選》中冊，第357—358頁。
[59] 毛澤東曾在湖南組織「問題研究會」，這樣重視「研究問題」的在當時國內還不多見。參見汪澍白等《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惲代英信見《年譜》，第73頁。
[60] 餘英時：《激進與保守》，第216頁。
[61]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62]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1922年），《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149頁。
[63] 林語堂：《機器與精神》，《林語堂論中西文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第65頁。
[64]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1927年2月），《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1頁。
[65] 《談話錄》，第220頁；林、蔡往來信函載《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7—275頁，下文引及不再注出；陳獨秀語見《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通信」欄。
[66] 傅、陳之言分別載胡適日記，1929年4月27日和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三聯書店，1983，第323頁。
[67] 《錢玄同致胡適》（1921年7月28日），《胡適研究叢錄》，第238頁。
[68] 魯迅：《青年必讀書》，《魯迅全集》第3卷，第12頁。
[69] 《口述自傳》，第230頁；鄭振鐸：《林琴南先生》，收在錢鍾書等《林紓的翻譯》，商務印書館，1981，第17頁；胡適日記，1916年7月22日。
[70] 《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所載胡適撰「通信」；陳獨秀：《我們為什麽要做白話文？》，《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104頁。
[71] 鄭振鐸：《林琴南先生》，《林紓的翻譯》，第1頁。
[72] 《年譜》，第88頁；《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第5—6頁（欄頁）。
[73]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頁。
[74] 餘英時師對此有精到的分析，參見其《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75]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吳虞日記》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99頁；《胡適致湯爾和》（1936年1月2日），《書信選》中冊，第295頁。
[76] 《聞一多全集》（12），第50、52、380—381、402頁；第2卷，第367—368頁。參見餘英時《激進與保守》，第207頁。
第七章 講學：但開風氣不為師
從較長時段的觀念看，胡適最持久的成績就在於提倡白話文。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我們今日就正在使用白話文；在可預見到的將來，也不會被取代。但是在胡適回國之初，如餘英時師指出的，他的思想「在上層文化領域之內所造成的震動卻更為激烈、更為廣泛；他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原因」。胡適在近代中國的影響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各種思想和學術領域。自他得名以後的四十多年的時間裏，「他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無論是譽是謗，不管是追隨、發揮、商榷或批評，在許多學術領域裏「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1]那麽，這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
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的思想「之所以能風靡一時」，是因為他的「思想作風比我們一般中國知識分子要『現代』得不知多少倍」！[2]這真是胡適常說唐先生的「胡說」了。一個人的思想能風靡一時，必因其思想與其時代緊密相關聯。如餘英時師所說，「能造成轟動的思想，必然是由於這種思想恰好適合當時社會的需要」。那種超前「不知多少倍」的東西，藏之深山而風靡於後來是可能的；但在其同時代，豈止不能風靡一時，恐怕根本就不會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所以，還是餘先生說得對，胡適能以少年」暴得大名」，在短短一兩年內就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就是因為「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
一 初到北大
胡適在留學時已認為當時的中國文學界是「舊學已掃地，而新文學尚遙遙無期」。其實又何止文學，這實際上也是那時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全貌。所以胡適也隱約感覺到更廣義的舊文明日漸消亡，而新文明之來又遙遙無期的困境。這是胡適留學時的一項主要憂慮，曾與多人論及。1912年底，他與新到美國的任鴻雋、楊銓談。兩人談到國內「時下人物」，都有「晨星寥落之嘆」。大約就在那次，任鴻雋對胡適說，中國「今日乃無學界」，這是指學人而言。胡適則進而認為，「豈獨無學界，乃並無學問可言；更無論新文明矣。」[3]這種學術思想的空白感，是胡適回國後寫的《歸國雜感》的一個核心觀念。由於這麽多年中國並沒有造出什麽「新角色」，所以在台上支撐場麵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
[54] 說詳羅誌田《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5] 許氏的話引自胡適1914年12月9日日記；梁啓超：《給孩子們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1頁。
[56] 魯迅：《科學史教篇》（1907年），《魯迅全集》第1卷，第33—34頁。
[57] 《魯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魯迅全集》第3卷，第25頁。
[58] 《胡適致翁文灝》（1937年5月17日），《書信選》中冊，第357—358頁。
[59] 毛澤東曾在湖南組織「問題研究會」，這樣重視「研究問題」的在當時國內還不多見。參見汪澍白等《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惲代英信見《年譜》，第73頁。
[60] 餘英時：《激進與保守》，第216頁。
[61]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62]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1922年），《胡適文存》二集卷二，第149頁。
[63] 林語堂：《機器與精神》，《林語堂論中西文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第65頁。
[64]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1927年2月），《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1頁。
[65] 《談話錄》，第220頁；林、蔡往來信函載《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7—275頁，下文引及不再注出；陳獨秀語見《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通信」欄。
[66] 傅、陳之言分別載胡適日記，1929年4月27日和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三聯書店，1983，第323頁。
[67] 《錢玄同致胡適》（1921年7月28日），《胡適研究叢錄》，第238頁。
[68] 魯迅：《青年必讀書》，《魯迅全集》第3卷，第12頁。
[69] 《口述自傳》，第230頁；鄭振鐸：《林琴南先生》，收在錢鍾書等《林紓的翻譯》，商務印書館，1981，第17頁；胡適日記，1916年7月22日。
[70] 《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所載胡適撰「通信」；陳獨秀：《我們為什麽要做白話文？》，《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104頁。
[71] 鄭振鐸：《林琴南先生》，《林紓的翻譯》，第1頁。
[72] 《年譜》，第88頁；《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第5—6頁（欄頁）。
[73]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頁。
[74] 餘英時師對此有精到的分析，參見其《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75]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吳虞日記》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99頁；《胡適致湯爾和》（1936年1月2日），《書信選》中冊，第295頁。
[76] 《聞一多全集》（12），第50、52、380—381、402頁；第2卷，第367—368頁。參見餘英時《激進與保守》，第207頁。
第七章 講學：但開風氣不為師
從較長時段的觀念看，胡適最持久的成績就在於提倡白話文。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我們今日就正在使用白話文；在可預見到的將來，也不會被取代。但是在胡適回國之初，如餘英時師指出的，他的思想「在上層文化領域之內所造成的震動卻更為激烈、更為廣泛；他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原因」。胡適在近代中國的影響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各種思想和學術領域。自他得名以後的四十多年的時間裏，「他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無論是譽是謗，不管是追隨、發揮、商榷或批評，在許多學術領域裏「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1]那麽，這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
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的思想「之所以能風靡一時」，是因為他的「思想作風比我們一般中國知識分子要『現代』得不知多少倍」！[2]這真是胡適常說唐先生的「胡說」了。一個人的思想能風靡一時，必因其思想與其時代緊密相關聯。如餘英時師所說，「能造成轟動的思想，必然是由於這種思想恰好適合當時社會的需要」。那種超前「不知多少倍」的東西，藏之深山而風靡於後來是可能的；但在其同時代，豈止不能風靡一時，恐怕根本就不會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所以，還是餘先生說得對，胡適能以少年」暴得大名」，在短短一兩年內就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就是因為「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
一 初到北大
胡適在留學時已認為當時的中國文學界是「舊學已掃地，而新文學尚遙遙無期」。其實又何止文學，這實際上也是那時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全貌。所以胡適也隱約感覺到更廣義的舊文明日漸消亡，而新文明之來又遙遙無期的困境。這是胡適留學時的一項主要憂慮，曾與多人論及。1912年底，他與新到美國的任鴻雋、楊銓談。兩人談到國內「時下人物」，都有「晨星寥落之嘆」。大約就在那次，任鴻雋對胡適說，中國「今日乃無學界」，這是指學人而言。胡適則進而認為，「豈獨無學界，乃並無學問可言；更無論新文明矣。」[3]這種學術思想的空白感，是胡適回國後寫的《歸國雜感》的一個核心觀念。由於這麽多年中國並沒有造出什麽「新角色」，所以在台上支撐場麵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