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諳西學並一直反對「中體西用」觀的翻譯大家嚴復，本來就認為中西各有體用，老年仍持此基本觀念，但在應用層麵上，則有根本的轉變。以前他事實上是在主張實行全盤西化，但心中暗自希望西化雖不成，卻可退而得到將中西學「合一爐而冶之」的實際結果。晚年嚴復主政北京大學時，肯定這一取向已成「虛言」，繼續下去隻能是「終至於兩亡」。所以，他打算把大學的經文兩科合併為一，「盡從吾舊，而勿雜以新」，通過完全講治舊學來「保持吾國四五千年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10]
可以說，早年的嚴復所說的確是文化整體論，但他與西人要麽拒斥要麽接受的文化整體論有區別，認為文化不可分卻可合，在實踐層麵與「中體西用」觀以文化可分論來尋求中西文化的會接還是相通的。但嚴氏到晚年則進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觀念。嚴的本意是要發展中國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結合之路走不通，當然隻有回過頭維繫自己的文化傳統，繼續翻譯西學也就失去了時代意義。所以嚴復看上去的「保守」實是他個人的進一步西化。對嚴復這樣真懂西學的人，西與新和中與舊之間並不像一般國人那樣劃了等號。可是嚴隻是特例，大多數人並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體西用」的框架。
這樣，胡適回國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典範所針對的時代問題尚在，而此一典範所能給出的解答卻已被許多人認為不合時宜。中國思想界急需卻又未能產生出一個新典範來。「盛雨」欲來風滿樓，時勢造英雄的條件已經形成。隻等一個可以與此盛雨「裏應外合」之人來打開思想缺口，讓人們心中激盪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既然像嚴復、章太炎和梁啓超這樣的學界巨擘已不能適應「盛雨」欲來之前的滿樓之風，而像馬君武那樣「負國中重望」者又無意為做「國人之導師」而預備或預備不足，就出現了學術思想的典範危機。中堅主幹之位既虛，就給原處邊緣者，特別給像胡適這樣在國中本無聲望卻長期堅持預備者提供了進取的機會。青年胡適恰好在此時出現，終得以借盛雨而成潢潦，開新風氣，樹新典範，並形成了席捲一時的「新思潮」。
據胡適給新思潮所下的定義：「新思潮的根本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他引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話，指出：這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在他那篇著名的《新思潮的意義》中，胡適同時提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麽呢？是再造文明。」具體地說，「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而新思潮對中國舊文化的態度，是一麵「反對盲從，反對調和」，一麵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也就是「整理國故」；其將來的趨勢，「應該是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這就是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觀念。[11]
餘英時師說，正是胡適提出的這種「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才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張之洞等人關懷的科技和政製的層麵「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層麵，因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陳獨秀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胡適完全同意，但覺失之以「簡單攏統」。他這篇文章就是要使其更具體明確。從中西文化的層麵看，胡適的「評判的態度」是有很大區別的。對西方文化，隻要「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就已算是「評判的態度」了。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價值已經「估定」，隻需輸入即可。而且他主張輸入的，也全是「新」的西方學理，中國人當時趨新的心態，由此可見一斑。說到底，新思潮就是「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新思潮首先是「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胡適明確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即「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不好」這一點，是隻針對中國文化的。這再次體現了激進的中國環境對胡適的影響。胡適在美國念書時本來對尼采不甚欣賞，如今卻引為新思潮的根本出發點，其態度之變化不可謂不劇。他後來更進一步表揚尼采「對於傳統的道德宗教，下了很無忌憚的批評，『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確有很大的破壞功勞」。[12]所以，這一準則之用於中國文化，雖然也還有分別出「好」的可能性，卻無疑是側重於破壞和反傳統一線的。
這樣看來，胡適不是全往尊西趨新方向在走嗎？從表麵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們記住胡適是故意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就知道其實也不全然。他所謂「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及他後來在清代考據學中確實讀出中國的「科學方法」來，實際上都是在為中國文化「正名」。當胡適的追隨者、也主張整理國故的《新潮》派學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學術，比國故更有用的有許多，比國故更要緊的亦有許多」時，胡適馬上指出：「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13]這裏的「學問平等」，正是針對的「世界上的學術」，是胡適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盡可去發現恆星，中國人也可去發明字的古義，隻不過是同一科學精神的不同運用而已。學問既然「平等」，做學問的人當然也就平等了。陳獨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學」經胡適這樣一具體，就從西方部分地轉到中國來了。經此一轉，中西雙方都曾產生了科學精神，不過一方用於實業製造，一方用於文字典籍，差別隻在實踐的層麵。用中國的傳統字眼說，西方的長處和中國之短處就在於是否以科學精神「經世」。
可以說，早年的嚴復所說的確是文化整體論，但他與西人要麽拒斥要麽接受的文化整體論有區別，認為文化不可分卻可合，在實踐層麵與「中體西用」觀以文化可分論來尋求中西文化的會接還是相通的。但嚴氏到晚年則進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觀念。嚴的本意是要發展中國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結合之路走不通，當然隻有回過頭維繫自己的文化傳統，繼續翻譯西學也就失去了時代意義。所以嚴復看上去的「保守」實是他個人的進一步西化。對嚴復這樣真懂西學的人，西與新和中與舊之間並不像一般國人那樣劃了等號。可是嚴隻是特例，大多數人並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體西用」的框架。
這樣，胡適回國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典範所針對的時代問題尚在，而此一典範所能給出的解答卻已被許多人認為不合時宜。中國思想界急需卻又未能產生出一個新典範來。「盛雨」欲來風滿樓，時勢造英雄的條件已經形成。隻等一個可以與此盛雨「裏應外合」之人來打開思想缺口，讓人們心中激盪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既然像嚴復、章太炎和梁啓超這樣的學界巨擘已不能適應「盛雨」欲來之前的滿樓之風，而像馬君武那樣「負國中重望」者又無意為做「國人之導師」而預備或預備不足，就出現了學術思想的典範危機。中堅主幹之位既虛，就給原處邊緣者，特別給像胡適這樣在國中本無聲望卻長期堅持預備者提供了進取的機會。青年胡適恰好在此時出現，終得以借盛雨而成潢潦，開新風氣，樹新典範，並形成了席捲一時的「新思潮」。
據胡適給新思潮所下的定義：「新思潮的根本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他引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話，指出：這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在他那篇著名的《新思潮的意義》中，胡適同時提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什麽呢？是再造文明。」具體地說，「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而新思潮對中國舊文化的態度，是一麵「反對盲從，反對調和」，一麵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也就是「整理國故」；其將來的趨勢，「應該是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這就是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觀念。[11]
餘英時師說，正是胡適提出的這種「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才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張之洞等人關懷的科技和政製的層麵「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層麵，因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陳獨秀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胡適完全同意，但覺失之以「簡單攏統」。他這篇文章就是要使其更具體明確。從中西文化的層麵看，胡適的「評判的態度」是有很大區別的。對西方文化，隻要「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就已算是「評判的態度」了。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價值已經「估定」，隻需輸入即可。而且他主張輸入的，也全是「新」的西方學理，中國人當時趨新的心態，由此可見一斑。說到底，新思潮就是「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新思潮首先是「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胡適明確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即「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不好」這一點，是隻針對中國文化的。這再次體現了激進的中國環境對胡適的影響。胡適在美國念書時本來對尼采不甚欣賞，如今卻引為新思潮的根本出發點，其態度之變化不可謂不劇。他後來更進一步表揚尼采「對於傳統的道德宗教，下了很無忌憚的批評，『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確有很大的破壞功勞」。[12]所以，這一準則之用於中國文化，雖然也還有分別出「好」的可能性，卻無疑是側重於破壞和反傳統一線的。
這樣看來，胡適不是全往尊西趨新方向在走嗎？從表麵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我們記住胡適是故意要扮演「外國傳教士」的社會角色，就知道其實也不全然。他所謂「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及他後來在清代考據學中確實讀出中國的「科學方法」來，實際上都是在為中國文化「正名」。當胡適的追隨者、也主張整理國故的《新潮》派學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學術，比國故更有用的有許多，比國故更要緊的亦有許多」時，胡適馬上指出：「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13]這裏的「學問平等」，正是針對的「世界上的學術」，是胡適真意的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盡可去發現恆星，中國人也可去發明字的古義，隻不過是同一科學精神的不同運用而已。學問既然「平等」，做學問的人當然也就平等了。陳獨秀提出的抽象的「科學」經胡適這樣一具體，就從西方部分地轉到中國來了。經此一轉，中西雙方都曾產生了科學精神，不過一方用於實業製造，一方用於文字典籍，差別隻在實踐的層麵。用中國的傳統字眼說，西方的長處和中國之短處就在於是否以科學精神「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