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見「問題與主義」論爭時，後來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此時基本是站在主張研究「問題」這一邊的。同樣，後來非常著名的共產黨人惲代英，在五四前後給胡適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錢玄同還要溫和得多。惲代英主張「與舊勢力不必過於直接作敵」。他覺得更有成效的辦法是「把孔子的好處發揮出來」以平舊派不正的感情，然後證明舊派其實不合孔子之道。惲氏已認識到「所謂新人物不盡有完全之新修養。故舊勢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無起而代之之能力」。[59]這在當時是極少見的卓識。新派破壞了舊的以後，用什麽新的東西來代替呢？胡適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話來代替文言這一確切答案，似乎也未準備好其他方麵的具體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隻會增強中國的亂象。持這樣穩健觀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為身與武裝革命的領袖，不能不說是受了激進趨勢的影響與外在環境的逼迫。
邊緣知識青年行動起來之後，其激進通常是遠過於其老師輩的。五四時如果要在胡適與陳獨秀之間劃一條線，很可能毛和惲都會站在胡一邊。但他們後來在共產黨內，都覺得陳獨秀右傾（即保守）並努力反對之。幾年之間，兩代人「進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由於激進大趨勢的驅動，五四以後中國出現老師向學生靠攏的歷史現象，這一點後文還要討論。以胡適寫文章從讀者角度出發的取向，即使他並不有意追隨學生，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受他們的影響。所以，邊緣知識青年的影響很可能也是使胡適無意中走向激進的一個因素。
而且，胡適既然要想啟蒙學生，總不免要從批評現狀開始，也就是說先要做破壞性的工作。餘英時師已指出，近世中國士人把傳統和現代一切為二，在思想上是「遠承西方啟蒙運動和實證思潮關於社會和歷史之觀念」。[60]因為與傳統決裂正是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後西方的一個重要思潮（西方人重視傳統的作用是20世紀中葉以後的事了），其思想基礎就是對理性的高度崇尚。既然是理性為尊，傳統自然沒有多少價值。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等，一開始無一不帶有反抗既存權威的性質，均是在與社會既存權勢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故對傳統都感覺到不同程度的壓力。從文藝復興的再造文明到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盛時的再造民族國家（nation-building），都是麵向未來，都要和傳統進行不同程度的決裂。文藝復興本是一種民族主義傾向的運動（如使用民族語言等），故與後來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要在一定程度上與歷史認同，尚不與傳統進行根本決裂（在這裏傳統是多元的，要決裂的是大帝國的傳統，要認同的是大帝國中民族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則講究階級的認同，無意再造國家而是要再造世界，所以幹脆與傳統進行徹底的決裂。[61]
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一文的副標題「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是借文藝復興時歐洲國家的前例來說明中國問題。前麵說過，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與以前的白話文運動不同之處就是不分「我們」與「他們」而要合成一個中國的「全國人民」，其思想資源正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國語促民族國家的建立這一先例。但胡適也指出，文學革命與以前的白話文運動另一不同之就是「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作『死文學』」。[62]換言之，文學革命的建設性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動的攻擊性，要主動與傳統決裂。
以前不少人將新文化人的激烈反傳統歸因於傳統的壓迫，實際上恐怕主要不是這麽一回事，反傳統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為本位的結果。在傳統沒有粉碎和新舊沒有打成兩橛的情形下，康有為革新孔子，章太炎發展莊子的齊物論，雖然已攙和不少西洋內容，總還是在傳統中尋找資源。這與五四人完全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為武器相去甚遠。章太炎的齊物論融會佛老，「以不齊為齊」，在精神上恰上承晚清諸子學興起時的多元傾向，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溫故而知新」的傳統精神。這與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後立的取向正相對立。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後立的取向，一方麵是受中國近世思想激進化的影響，同時也更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激進化的進程。
沿此趨勢發展下去，更形成不學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愛國的認知。民國以還，中國「新」的崇拜有增無減。林語堂在1926年參與東西方文明討論時，認識到那些講東方精神文明者多少有些「東方的忠臣義子愛國的成分」。他主張，愛國要搞清利害，若「反以保守為愛國，改進為媚外」，則對中國自身不利。[63]林氏的觀點正確與否暫可不論。惟其在「以保守為愛國」之前加一反字，實透露出保守即不愛國的潛台詞。且林氏這樣說時毫不感覺有加以解釋界定的必要，可知這已是許多人的共識。林語堂在民國遠非以激進著稱，尚且有此認知，餘人之觀念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激進化進展中，胡適既深受這大趨勢的影響，同時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製造者。同時，胡適在歸國前自定位為傳教士的使命感，將會使他有意無意中不得不抑製自己持有的許多觀念。當他有意識地在中國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社會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觀點和批判的精神時，他會發現，有時不得不犧牲那些與「新觀點」衝突的自己原有的觀點；他批判精神的鋒芒所向，有時會直指他本來想保存的事物。
邊緣知識青年行動起來之後，其激進通常是遠過於其老師輩的。五四時如果要在胡適與陳獨秀之間劃一條線，很可能毛和惲都會站在胡一邊。但他們後來在共產黨內，都覺得陳獨秀右傾（即保守）並努力反對之。幾年之間，兩代人「進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由於激進大趨勢的驅動，五四以後中國出現老師向學生靠攏的歷史現象，這一點後文還要討論。以胡適寫文章從讀者角度出發的取向，即使他並不有意追隨學生，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受他們的影響。所以，邊緣知識青年的影響很可能也是使胡適無意中走向激進的一個因素。
而且，胡適既然要想啟蒙學生，總不免要從批評現狀開始，也就是說先要做破壞性的工作。餘英時師已指出，近世中國士人把傳統和現代一切為二，在思想上是「遠承西方啟蒙運動和實證思潮關於社會和歷史之觀念」。[60]因為與傳統決裂正是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後西方的一個重要思潮（西方人重視傳統的作用是20世紀中葉以後的事了），其思想基礎就是對理性的高度崇尚。既然是理性為尊，傳統自然沒有多少價值。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等，一開始無一不帶有反抗既存權威的性質，均是在與社會既存權勢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故對傳統都感覺到不同程度的壓力。從文藝復興的再造文明到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盛時的再造民族國家（nation-building），都是麵向未來，都要和傳統進行不同程度的決裂。文藝復興本是一種民族主義傾向的運動（如使用民族語言等），故與後來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要在一定程度上與歷史認同，尚不與傳統進行根本決裂（在這裏傳統是多元的，要決裂的是大帝國的傳統，要認同的是大帝國中民族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則講究階級的認同，無意再造國家而是要再造世界，所以幹脆與傳統進行徹底的決裂。[61]
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一文的副標題「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是借文藝復興時歐洲國家的前例來說明中國問題。前麵說過，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與以前的白話文運動不同之處就是不分「我們」與「他們」而要合成一個中國的「全國人民」，其思想資源正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國語促民族國家的建立這一先例。但胡適也指出，文學革命與以前的白話文運動另一不同之就是「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作『死文學』」。[62]換言之，文學革命的建設性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動的攻擊性，要主動與傳統決裂。
以前不少人將新文化人的激烈反傳統歸因於傳統的壓迫，實際上恐怕主要不是這麽一回事，反傳統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為本位的結果。在傳統沒有粉碎和新舊沒有打成兩橛的情形下，康有為革新孔子，章太炎發展莊子的齊物論，雖然已攙和不少西洋內容，總還是在傳統中尋找資源。這與五四人完全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為武器相去甚遠。章太炎的齊物論融會佛老，「以不齊為齊」，在精神上恰上承晚清諸子學興起時的多元傾向，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溫故而知新」的傳統精神。這與五四人接受的近代西方必破而後立的取向正相對立。五四人之接受破而後立的取向，一方麵是受中國近世思想激進化的影響，同時也更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激進化的進程。
沿此趨勢發展下去，更形成不學西方就是保守，而保守就不愛國的認知。民國以還，中國「新」的崇拜有增無減。林語堂在1926年參與東西方文明討論時，認識到那些講東方精神文明者多少有些「東方的忠臣義子愛國的成分」。他主張，愛國要搞清利害，若「反以保守為愛國，改進為媚外」，則對中國自身不利。[63]林氏的觀點正確與否暫可不論。惟其在「以保守為愛國」之前加一反字，實透露出保守即不愛國的潛台詞。且林氏這樣說時毫不感覺有加以解釋界定的必要，可知這已是許多人的共識。林語堂在民國遠非以激進著稱，尚且有此認知，餘人之觀念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激進化進展中，胡適既深受這大趨勢的影響，同時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製造者。同時，胡適在歸國前自定位為傳教士的使命感，將會使他有意無意中不得不抑製自己持有的許多觀念。當他有意識地在中國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社會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觀點和批判的精神時，他會發現，有時不得不犧牲那些與「新觀點」衝突的自己原有的觀點；他批判精神的鋒芒所向，有時會直指他本來想保存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