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持個人形象的完整，胡適被迫做出許多調整。結果他的行為每與其在留學時立下的誌願不甚吻合，特別是留學時較強的民族主義被壓抑到最低點（但也隻是壓抑而已，此情緒仍存在於其胸中，有觸動就要發作）。例如，胡適本強調知歷史而後能愛國，在其文學革命的「誓詩」中，原來是要「收他臭腐，還我神奇」，以昌明正宗的國學；後來卻不得不以「整理國故」出之，更不得不對人詮釋為是要「打鬼」，一變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為臭腐」。[64]這樣，胡適在給自己找到一個新的社會角色時，就再次增強了他「超我」一麵對「本我」的壓力，也就加劇了他內心的緊張。
胡適態度的這一根本轉變，除了他那傳教士角色的認定，就是國內環境的影響使然。有此思想基礎，主張容忍比自由更難得的胡適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任何事我都能容忍，隻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而且並非隻有胡適如此。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時，雖以兼容並包為宗旨，其實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紓的信中所說，他就不容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蔡在北大所聘的舊派教授雖不少，卻並不聘桐城派之人。同樣，講究民主的陳獨秀以為，「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就不能「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對付之道，「唯有痛罵之一法」。[65]
問題在於，什麽是「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愚蠢」和「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並無一個懸在那裏的客觀標準。也就是說，蔡元培實際上可以不兼容並包任何他以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適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認為是愚蠢的事物；而陳獨秀也可以痛罵一切他認為是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這再次體現了受辛亥革命影響的革命心態和胡適愛說的「正義的火氣」。胡適一生謹慎，唯獨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常常主動進攻別人。這雖然與他「暴得大名」之後略有點飄飄然有關，但傳教士應具有的「新觀點和批判精神」所支持的對愚蠢的不容忍，應該是他這段時間頗具進攻性的主要思想基礎。
正如前引傅斯年對胡適所說：「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麵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傅斯年如此，陳獨秀亦然。他自己就曾嘆謂：「適之說我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66]上麵所引他所說的幾個「不得不」，都屬於這個總的「不得不」的組成部分，都分明告訴我們他那種忍痛割愛的矛盾心態——為了更新更美的未來，過去的一切都可割捨。既然如此，新文化人就走上一條故意激進之路。
新文化人對林紓的攻擊，就是遵循故意激進這一取向的。攻林最力的錢玄同1921年致胡適的信，就很能代表這些新人物內心的想法。錢以為，《三國演義》的用處即在高小學生「讀過幾部今語體小說之後，即可看此書，以為漸漸看古語體書之用」。他擬出今後學生看書由今至古的程序是：第一、二步是讀不同程度的國語課本；第三，「讀語體小說，不論新舊，但須有文學的價值者。」第四，「讀《三國演義》，以為由今語入古語底媒介。」然後可看梁啓超、胡適等當代人的文言文，最後則「大概可以讀［桐城］『謬種』諸公……之文了」。[67]可見錢內心中還是把林紓的古文看得甚高。這最能體現新文化諸人反桐城派不過是故意取法激進，以得折衷的實際效果。其最後的目的，還是要使學生能讀古書，以繼承中國的傳統。這種苦心，人每不知，他們也不一定要人知。但後來的研究者也不知，說他們真反古文，是厚誣前輩了。魯迅曾說，不讀中國舊書，最多不過不會寫文章，可知他是認為要寫好文章，正應看中國書。隻是他們覺得當時中國的急務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言」，即要在「行」的方麵以西洋之長補中國之短，能否做文章是次要的，所以才有不讀中國書的說法。[68]
1919年林紓與蔡元培的筆戰，就是考察民國初年思想界激進化的一個典型例子。那次象徵性的新舊之爭，一般均認為是以蔡勝林敗為結局的，當然也就是新戰勝了舊。這個看法，最多隻有一半對。從思想觀念的視角看，恐怕應該說是林勝了蔡。這並不是要標新立異。隻要細看蔡元培對林紓的駁論，便可見蔡無非是一一力駁北大並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錯誤」，卻甚少指出林氏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實際上蔡在駁林時，處處皆本林紓所提的觀點。此雖是論戰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爭論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對方的觀點，而無自己的立論，等於就是承認對方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如此，則即使勝了戰鬥，也是輸了戰爭。
胡適和魯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要為小說正名。用胡適的話說，就是要給小說以「現代學術榮譽」，也就是要「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在這一點上，新文化諸人其實是繼續林紓的努力。若論中國小說轉向以西方為本位的典範轉移，林氏正是始作俑者。鄭振鐸在林紓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說提高到可以與司馬遷的《史記》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紓。小說在中國由士人不屑的「小道」而被提上檯麵，也是林氏的功勞。以前的文人寫小說，都不署真名。林紓雖以古文名世，譯小說卻肯署原名。概言之，「自他之後，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擊胡適「把《水滸》來比《史記》」，則兩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69]小說得到社會的重視與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開，但最後得到承認卻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新文化諸人不過是步林氏的後塵而發展之，兩方麵是相互配合的。
胡適態度的這一根本轉變，除了他那傳教士角色的認定，就是國內環境的影響使然。有此思想基礎，主張容忍比自由更難得的胡適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任何事我都能容忍，隻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而且並非隻有胡適如此。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時，雖以兼容並包為宗旨，其實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紓的信中所說，他就不容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蔡在北大所聘的舊派教授雖不少，卻並不聘桐城派之人。同樣，講究民主的陳獨秀以為，「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就不能「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對付之道，「唯有痛罵之一法」。[65]
問題在於，什麽是「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愚蠢」和「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並無一個懸在那裏的客觀標準。也就是說，蔡元培實際上可以不兼容並包任何他以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適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認為是愚蠢的事物；而陳獨秀也可以痛罵一切他認為是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這再次體現了受辛亥革命影響的革命心態和胡適愛說的「正義的火氣」。胡適一生謹慎，唯獨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常常主動進攻別人。這雖然與他「暴得大名」之後略有點飄飄然有關，但傳教士應具有的「新觀點和批判精神」所支持的對愚蠢的不容忍，應該是他這段時間頗具進攻性的主要思想基礎。
正如前引傅斯年對胡適所說：「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麵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傅斯年如此，陳獨秀亦然。他自己就曾嘆謂：「適之說我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66]上麵所引他所說的幾個「不得不」，都屬於這個總的「不得不」的組成部分，都分明告訴我們他那種忍痛割愛的矛盾心態——為了更新更美的未來，過去的一切都可割捨。既然如此，新文化人就走上一條故意激進之路。
新文化人對林紓的攻擊，就是遵循故意激進這一取向的。攻林最力的錢玄同1921年致胡適的信，就很能代表這些新人物內心的想法。錢以為，《三國演義》的用處即在高小學生「讀過幾部今語體小說之後，即可看此書，以為漸漸看古語體書之用」。他擬出今後學生看書由今至古的程序是：第一、二步是讀不同程度的國語課本；第三，「讀語體小說，不論新舊，但須有文學的價值者。」第四，「讀《三國演義》，以為由今語入古語底媒介。」然後可看梁啓超、胡適等當代人的文言文，最後則「大概可以讀［桐城］『謬種』諸公……之文了」。[67]可見錢內心中還是把林紓的古文看得甚高。這最能體現新文化諸人反桐城派不過是故意取法激進，以得折衷的實際效果。其最後的目的，還是要使學生能讀古書，以繼承中國的傳統。這種苦心，人每不知，他們也不一定要人知。但後來的研究者也不知，說他們真反古文，是厚誣前輩了。魯迅曾說，不讀中國舊書，最多不過不會寫文章，可知他是認為要寫好文章，正應看中國書。隻是他們覺得當時中國的急務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言」，即要在「行」的方麵以西洋之長補中國之短，能否做文章是次要的，所以才有不讀中國書的說法。[68]
1919年林紓與蔡元培的筆戰，就是考察民國初年思想界激進化的一個典型例子。那次象徵性的新舊之爭，一般均認為是以蔡勝林敗為結局的，當然也就是新戰勝了舊。這個看法，最多隻有一半對。從思想觀念的視角看，恐怕應該說是林勝了蔡。這並不是要標新立異。隻要細看蔡元培對林紓的駁論，便可見蔡無非是一一力駁北大並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錯誤」，卻甚少指出林氏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實際上蔡在駁林時，處處皆本林紓所提的觀點。此雖是論戰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爭論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對方的觀點，而無自己的立論，等於就是承認對方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如此，則即使勝了戰鬥，也是輸了戰爭。
胡適和魯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要為小說正名。用胡適的話說，就是要給小說以「現代學術榮譽」，也就是要「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在這一點上，新文化諸人其實是繼續林紓的努力。若論中國小說轉向以西方為本位的典範轉移，林氏正是始作俑者。鄭振鐸在林紓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說提高到可以與司馬遷的《史記》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紓。小說在中國由士人不屑的「小道」而被提上檯麵，也是林氏的功勞。以前的文人寫小說，都不署真名。林紓雖以古文名世，譯小說卻肯署原名。概言之，「自他之後，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擊胡適「把《水滸》來比《史記》」，則兩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69]小說得到社會的重視與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開，但最後得到承認卻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新文化諸人不過是步林氏的後塵而發展之，兩方麵是相互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