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暗示，文學革命的成功與中國當時社會思想的激進化有關。因為北京「那個守舊政府教育部」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小學要從當年起在三年內全部使用白話教材，到1923年，中學國文課本也採用國語。這遠遠超出了胡適以為文學革命「總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長期鬥爭」才能成功的預想。[41]如果以「守舊」著稱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趨新，其餘方麵的激進自不難想見。當著文學革命走向文化運動之時，中國的激進化又有增無減，整個場麵就更加不會平靜了。
三 激進中的新文化運動
胡適回國本意是要搞建設，他在回國前曾說：「吾數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以為破壞事業，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但到臨動身前，他又發現國內局勢不佳，南北分立，「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胡適擔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42]不過，這最多不能建設，離破壞應還有相當的距離。後來事實證明胡適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於很能建設的地位，他倡導的文學革命也強調其建設性，但實際卻很快走向破壞，這大約也可算是「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但這是為什麽？又是「為環境所迫」嗎？是否還有別的什麽原因呢？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應可深化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至少有以下六點：中國正在激進化的大潮中；社會變化造成的士與知識人社會角色的異同；作為接收者的邊緣知識青年要起作用，波及精英；啟蒙就要破壞；傳教士的角色認定使胡必須批判；由此產生的不容忍「愚蠢」。下文即從這些方麵來考察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適。
近代中國在思想一方麵，確是以不斷激進化為主流。中國人的激進在與外國人比較中體現得最明顯。留美學生可以說是中國人中最不激進者。但胡適觀察到，康大世界學生會在1912年10月搞摹擬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時，溫和派之塔夫脫，就沒有一個中國人投票。中國學生基本是選威爾遜和羅斯福者各半，兩氏在那時「皆急進派也」。更有甚者，全會中「舉社會黨者共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43]留美學生如此，餘人不難想見。
因為思想的激進，在社會一方麵，也曾形成「新的崇拜」，社會變動的上升幾乎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社會變化再回過來作用於思想，就形成了新即是善、舊即是惡的價值判斷。表現在新舊勢力的消長和競爭上，又以辛亥革命為一個大轉變。最主要的變化即是新舊之間的攻守之勢變了。過去是因為舊的不好，所以要新。《杭州白話報》1902年的一段話說得簡單明了：「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辛亥革命後就完全反過來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明白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44]
為了擁護新來的西方民主與科學，中國傳統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對幹淨了。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為本位的取向在這裏是非常明顯的。當然，胡適等人外出取經所負的「使命」原來就是要「以西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正如嚴復說過的：「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亟明矣。」他們「但見洋人之長，而未見其短，或諱言其短」，也是可以理解的。[45]同時，像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人，都曾受過不同程度的辛亥革命的洗禮，在心態和行為準則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氣味」。用胡適自己的話說，就是帶著「正義的火氣」。由於「認定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則「摧殘異己」也是合乎邏輯的了。這樣看來，新文化人在此時強調破壞的一麵，就可多從革命心態和陳獨秀上麵一段話去理解。[46]
正如胡適所說：「今日所謂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虛造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打倒那個自造的對象。」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如此。其所攻擊的八股、選學、桐城派，無一不是死老虎。胡適自己後來就承認，正是錢玄同提出的「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兩句口號，「為文學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對象」。[47]錢氏並非文學革命的發起人，隻是後起的響應支持者，而革命的對象卻由他來「找到」，其間所透露出的消息，意味就十分深長了。胡適所說的「找對象」，真是傳神之語。錢玄同在提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兩句口號之時即指出：「得此輩多咒罵一聲，便是價值增加一分。」想要「找對象」的傾向甚明。後來「此輩」並不「咒罵」，頗使新青年同人掃興。魯迅在錢玄同約稿的要求裏即看出了「沒有人來反對」的「寂寞」。錢氏後來不得不自己化名出來咒罵自己，正是想要自增價值那種「找對象」情結的自然發展。[48]
蕭公權先生說，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未能見到『孔家店』已無多少顧客，要打倒它，無異是打一死老虎」。這是蕭先生做學問太君子，所以被新文化人「欺之以方」了。若將陳、胡、錢的話聯繫起來看，則立新必須破舊，革命要有對象，哪裏還管老虎是死是活呢。胡適晚年提出，有人說他打倒孔家店是不確的，當年是胡適支持吳虞打倒孔家店，而非自打，似乎表示對打倒孔家店並不完全同意。若從胡適愛用的斷獄方式看，支持打與自打當然有區別，但若從動機和思想傾向去看，兩者殊無二致。那麽，胡適的意思何在呢？他在《懷念曾慕韓先生》一文中說：「過分頌揚中國傳統文化，可能替反動思想助威。」這大約就是他一生反對頌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意所在了。[49]本此確可將胡適與「打孔家店的吳虞」（其實這也隻是吳的一個「形象」，若把兩大本《吳虞日記》讀一遍，即可知吳氏身上「孔家店」的成分，恐怕比胡還要重）區別開來。這又可見胡適有些話是有所慮而發，且婉轉出之，不能全從字麵看。但他並不真想打倒孔家店卻又要支持的苦心，其追隨者是無法知道的，結果當然是用力去打。
三 激進中的新文化運動
胡適回國本意是要搞建設，他在回國前曾說：「吾數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以為破壞事業，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但到臨動身前，他又發現國內局勢不佳，南北分立，「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胡適擔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42]不過，這最多不能建設，離破壞應還有相當的距離。後來事實證明胡適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於很能建設的地位，他倡導的文學革命也強調其建設性，但實際卻很快走向破壞，這大約也可算是「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但這是為什麽？又是「為環境所迫」嗎？是否還有別的什麽原因呢？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應可深化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至少有以下六點：中國正在激進化的大潮中；社會變化造成的士與知識人社會角色的異同；作為接收者的邊緣知識青年要起作用，波及精英；啟蒙就要破壞；傳教士的角色認定使胡必須批判；由此產生的不容忍「愚蠢」。下文即從這些方麵來考察新文化運動中的胡適。
近代中國在思想一方麵，確是以不斷激進化為主流。中國人的激進在與外國人比較中體現得最明顯。留美學生可以說是中國人中最不激進者。但胡適觀察到，康大世界學生會在1912年10月搞摹擬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時，溫和派之塔夫脫，就沒有一個中國人投票。中國學生基本是選威爾遜和羅斯福者各半，兩氏在那時「皆急進派也」。更有甚者，全會中「舉社會黨者共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43]留美學生如此，餘人不難想見。
因為思想的激進，在社會一方麵，也曾形成「新的崇拜」，社會變動的上升幾乎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社會變化再回過來作用於思想，就形成了新即是善、舊即是惡的價值判斷。表現在新舊勢力的消長和競爭上，又以辛亥革命為一個大轉變。最主要的變化即是新舊之間的攻守之勢變了。過去是因為舊的不好，所以要新。《杭州白話報》1902年的一段話說得簡單明了：「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辛亥革命後就完全反過來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明白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44]
為了擁護新來的西方民主與科學，中國傳統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對幹淨了。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為本位的取向在這裏是非常明顯的。當然，胡適等人外出取經所負的「使命」原來就是要「以西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正如嚴復說過的：「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亟明矣。」他們「但見洋人之長，而未見其短，或諱言其短」，也是可以理解的。[45]同時，像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人，都曾受過不同程度的辛亥革命的洗禮，在心態和行為準則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氣味」。用胡適自己的話說，就是帶著「正義的火氣」。由於「認定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則「摧殘異己」也是合乎邏輯的了。這樣看來，新文化人在此時強調破壞的一麵，就可多從革命心態和陳獨秀上麵一段話去理解。[46]
正如胡適所說：「今日所謂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虛造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打倒那個自造的對象。」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如此。其所攻擊的八股、選學、桐城派，無一不是死老虎。胡適自己後來就承認，正是錢玄同提出的「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兩句口號，「為文學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對象」。[47]錢氏並非文學革命的發起人，隻是後起的響應支持者，而革命的對象卻由他來「找到」，其間所透露出的消息，意味就十分深長了。胡適所說的「找對象」，真是傳神之語。錢玄同在提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兩句口號之時即指出：「得此輩多咒罵一聲，便是價值增加一分。」想要「找對象」的傾向甚明。後來「此輩」並不「咒罵」，頗使新青年同人掃興。魯迅在錢玄同約稿的要求裏即看出了「沒有人來反對」的「寂寞」。錢氏後來不得不自己化名出來咒罵自己，正是想要自增價值那種「找對象」情結的自然發展。[48]
蕭公權先生說，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未能見到『孔家店』已無多少顧客，要打倒它，無異是打一死老虎」。這是蕭先生做學問太君子，所以被新文化人「欺之以方」了。若將陳、胡、錢的話聯繫起來看，則立新必須破舊，革命要有對象，哪裏還管老虎是死是活呢。胡適晚年提出，有人說他打倒孔家店是不確的，當年是胡適支持吳虞打倒孔家店，而非自打，似乎表示對打倒孔家店並不完全同意。若從胡適愛用的斷獄方式看，支持打與自打當然有區別，但若從動機和思想傾向去看，兩者殊無二致。那麽，胡適的意思何在呢？他在《懷念曾慕韓先生》一文中說：「過分頌揚中國傳統文化，可能替反動思想助威。」這大約就是他一生反對頌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意所在了。[49]本此確可將胡適與「打孔家店的吳虞」（其實這也隻是吳的一個「形象」，若把兩大本《吳虞日記》讀一遍，即可知吳氏身上「孔家店」的成分，恐怕比胡還要重）區別開來。這又可見胡適有些話是有所慮而發，且婉轉出之，不能全從字麵看。但他並不真想打倒孔家店卻又要支持的苦心，其追隨者是無法知道的，結果當然是用力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