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造成了文學革命諸人難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麵向大眾，又不想追隨大眾，更要指導大眾。任鴻雋、梅光迪、林紓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的。梅氏以為，如用白話，「則村農傖父皆是詩人」。任鴻雋有同感，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37]而林紓則對「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這種潛在可能性深以為戒。在這一點上，舊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傳統的士大夫的社會角色本來就是一身而兼楷模與裁判的，分配給大眾的社會角色是追隨；追隨得是否對，仍由士大夫裁定。兩造的區分簡明，功能清晰。但對民初的知識人——特別是有意麵向大眾的知識人——來說，事情就不那麽簡單了。所有這些士大夫的功能，現代知識人似乎都不準備放棄；但他們同時卻又以麵向大眾為宗旨。這裏麵多少有些矛盾。關鍵在於大眾如果真的「覺醒」，自己要當裁判時，知識人怎樣因應。假如稗販不再是「可用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動就要做教授，那又怎麽辦？林紓已慮及此，新文化人卻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一問題。
過去研究五四之前的文學革命，雖然都指出其各種不足，但一般尚承認其在推廣白話文即在試圖「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麵的努力和成功。其實恰恰在這一點上，文學革命隻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適自稱：「在短短的數年之內，那些［白話］長短篇小說已經被正式接受了。」[38]但在幾年內最先接受白話者竟然包括素稱落後的北洋政府，它在1920年就規定小學課本使用白話文。而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張恨水就同樣用古文寫小說而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廣泛流行，而且張氏寫的恰是麵向下層的通俗小說。這很能說明文學革命在白話方麵的「成功」其實還應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從銷售的數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說恐怕不在白話小說之下。美國學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證實是哪些人在讀文言小說，哪些人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鴛鴦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39]
不過，文言小說在相當時期裏的風行雖然可用統計數字證明，文學革命諸人自己的確沒有認識到，恐怕也不會承認，他們在「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麵竟然成功有限。很簡單，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也確實很能賣，同樣是不斷地再版。這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文學革命者們到底與什麽樣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說，究竟是誰在讀文學革命者的作品呢？後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接受白話小說者隻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後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嚮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魯迅當然也曾見過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小說的電車售票員，但他似乎也就隻見到那一個。可以說，原有意麵向「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隻在上層知識精英和追隨他們的邊緣知識青年中流傳，而原被認為是為上層精英說法的古文卻在更低（底）層但有閱讀能力的大眾中風行，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說明胡適提出的「白話是活文學而文言是死文學」的思想觀念其實是不十分站得住腳的。
這就揭示了胡適等人在有意識的一麵雖然想的是大眾，在無意識的一麵卻充滿精英的關懷。文學革命實際上是一場精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間。民初新舊雜陳的現象後麵還要進一步探討，但這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在向著「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展的同時，已伏下與「一般人」疏離的趨向這個事實已隱然可見了。甚至可以說，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就是在文學革命運動「失敗」的基礎上繼續完成文學革命「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務。
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看上去似乎與更早的文學革命運動相對立，至少左翼文化運動一開始時的攻擊目標，基本上是集中於已「落伍」的文學革命時的前輩。但兩個運動之間又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大致仍是遵循文學革命時期「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的宗旨，而又認定文學革命者們已不能實行此一主張。「普羅文學」口號的提出，雖然有蘇俄的外在影響，但也說明左翼文人已感覺到文學革命者生出交涉的一般人似乎還不夠「一般」，所以才往更「一般」的方向走。故左翼文化運動的實亦沿著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文學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在發展：反對是表麵的，繼承是內在的。這當然是後話了。
總的來說，文學革命在立說者這一麵，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層文化同等的地位上來」。對像陳獨秀這樣的人來說，文學革命不過是更廣泛的倫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是把當時討論甚多的「孔教問題」與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都作為更大的「氣運」的一部分結合起來考慮的。胡適也一樣，根據他的進化文學觀，「隻有新的白話文體才能表達二十世紀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文學革命之後，必然要進到思想文化運動的下一階段。[40]而文學革命在接收者一麵，則是邊緣知識青年找到了方向和出路。當他們從茫然走向自覺時，也必定要想發揮更大更主動的作用。立說接收兩麵的共同點是表達或適應了近代以來邊緣向中心挑戰的大趨勢。而且這一趨勢正以迅疾的速度向前發展。
過去研究五四之前的文學革命，雖然都指出其各種不足，但一般尚承認其在推廣白話文即在試圖「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麵的努力和成功。其實恰恰在這一點上，文學革命隻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適自稱：「在短短的數年之內，那些［白話］長短篇小說已經被正式接受了。」[38]但在幾年內最先接受白話者竟然包括素稱落後的北洋政府，它在1920年就規定小學課本使用白話文。而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張恨水就同樣用古文寫小說而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廣泛流行，而且張氏寫的恰是麵向下層的通俗小說。這很能說明文學革命在白話方麵的「成功」其實還應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從銷售的數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說恐怕不在白話小說之下。美國學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證實是哪些人在讀文言小說，哪些人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鴛鴦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39]
不過，文言小說在相當時期裏的風行雖然可用統計數字證明，文學革命諸人自己的確沒有認識到，恐怕也不會承認，他們在「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麵竟然成功有限。很簡單，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也確實很能賣，同樣是不斷地再版。這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文學革命者們到底與什麽樣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說，究竟是誰在讀文學革命者的作品呢？後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接受白話小說者隻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後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嚮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魯迅當然也曾見過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小說的電車售票員，但他似乎也就隻見到那一個。可以說，原有意麵向「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隻在上層知識精英和追隨他們的邊緣知識青年中流傳，而原被認為是為上層精英說法的古文卻在更低（底）層但有閱讀能力的大眾中風行，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說明胡適提出的「白話是活文學而文言是死文學」的思想觀念其實是不十分站得住腳的。
這就揭示了胡適等人在有意識的一麵雖然想的是大眾，在無意識的一麵卻充滿精英的關懷。文學革命實際上是一場精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間。民初新舊雜陳的現象後麵還要進一步探討，但這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在向著「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展的同時，已伏下與「一般人」疏離的趨向這個事實已隱然可見了。甚至可以說，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就是在文學革命運動「失敗」的基礎上繼續完成文學革命「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的任務。
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看上去似乎與更早的文學革命運動相對立，至少左翼文化運動一開始時的攻擊目標，基本上是集中於已「落伍」的文學革命時的前輩。但兩個運動之間又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大致仍是遵循文學革命時期「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的宗旨，而又認定文學革命者們已不能實行此一主張。「普羅文學」口號的提出，雖然有蘇俄的外在影響，但也說明左翼文人已感覺到文學革命者生出交涉的一般人似乎還不夠「一般」，所以才往更「一般」的方向走。故左翼文化運動的實亦沿著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文學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在發展：反對是表麵的，繼承是內在的。這當然是後話了。
總的來說，文學革命在立說者這一麵，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層文化同等的地位上來」。對像陳獨秀這樣的人來說，文學革命不過是更廣泛的倫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所以他是把當時討論甚多的「孔教問題」與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都作為更大的「氣運」的一部分結合起來考慮的。胡適也一樣，根據他的進化文學觀，「隻有新的白話文體才能表達二十世紀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文學革命之後，必然要進到思想文化運動的下一階段。[40]而文學革命在接收者一麵，則是邊緣知識青年找到了方向和出路。當他們從茫然走向自覺時，也必定要想發揮更大更主動的作用。立說接收兩麵的共同點是表達或適應了近代以來邊緣向中心挑戰的大趨勢。而且這一趨勢正以迅疾的速度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