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諸賢在攻擊傳統之時常以小腳小老婆為標幟，亦多類此。但民初的新舊中西糾葛和錯位也實在太複雜。社會地位本來不高的小老婆在成為革命對象後，居然也曾起過間接打擊新派並刺激其進行「反擊」的作用。賽珍珠（pearl buck）觀察到一戰後許多援法中國勞工娶回了法國白種妻子，有的已婚勞工實際娶的是小老婆。這些法國女子後因中國情形遠不如其丈夫所描述而紛紛回國，但未受多少教育的勞工終可自誇曾娶過白種妻子，這就大大毀損了白人在中國的聲望。這與梁啓超等說西洋文明也出了問題恰好同時，因而也就進一步刺激了新派對舊派（已包括一些老的新派）的進攻意識。
而且，新文化諸人在安身立命之處是頗為傳統的，其激烈反傳統部分也是為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超越意識所鼓勵，遵循一種從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一脈相傳下來的「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故意激進取向（說詳第一章）。陳獨秀、胡適、魯迅的思路與此如出一轍。陳在論及社會進化的惰性作用時說：「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惰性當初隻能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如一開始隻主張五分，結果隻能得二分五，中國社會進化就白受二分五的損失。魯迅也曾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這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胡適後來自述其之所以「主張全盤西化」，是因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中國人隻有去「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而「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50]「走極端」而加以「拚命」，反起傳統來怎能不激進。
新文化人從傳統中找到反傳統的思想資源這一事實提示了他們與傳統的若即若離。總的來說，新文化人屬於因近代科舉製廢除和新學堂建立這樣的社會變化而造成的新興知識人社群。他們的觀念與傳統的士有同有異。前麵已提到，他們大體上認同於士的社會角色，或者說繼承了士的社會責任。但有一個大的區別，士要直接參政，而知識人則傾向於「講學複議政」，把直接參政置於第二位。胡適晚年自述說：「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51]這是身歷從士到知識人過渡的當事人對兩者間區別的最佳表述。結果，民初的知識人雖然有意識要起新的社會作用，扮演新型的社會角色，卻在意識和無意識層麵上都傳承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實際上，民初不論社會區分上的士與知識人還是思想區分上的新派與舊派，其思考的問題是非常接近的。
的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時代意義，就在於其迫使所有的中國讀書人對中國傳統（雖然當時並不用這個詞）進行全麵的反思。不論新派舊派，都必須麵對中國在世界上日益邊緣化（中國在士人的心目中經過了一個從世界的中心到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再到世界的邊緣的歷程[52]）這一不容忽視的事實。新舊兩邊實際上都想要找到重新回到中央，或至少是達到與西方平等的地位這樣一條路徑。這是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兩派的認識其實並無大的分歧。其對中國傳統的詮釋雖然各異，取向也不相同，但正如傅增湘所說，不論是「改弦更張」還是「匡掖廢墜」，「趨途雖殊，用心則一」，[53]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考慮和最終的意圖出發的。
新派反傳統而主尊西，是基於對「中國學問有何能救國於目前」這一問題的負麵回答。[54]舊派實際上也提不出一個正麵肯定的回答，其心中的想法與新派實相近而又說不出口；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丟棄傳統，則人心更不可收拾。於是除了沉默地堅持，沒有別的辦法。正如胡適的好友許怡蓀眼中高臥南陽的諸葛亮：「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清季以還不同時段的各種所謂舊派，其對問題的認知與各種新派實相近，而對新派的各種解決方法卻又不能苟同。梁啓超後來說，他診斷中國之病與共產黨人是「同一的『脈論』」，但又確信中國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他雖自稱有治病的良方，實際上卻又提不出來。[55]這最能代表各時期的舊派那種所慮者遠而當下無策的無奈心態。
傳統的士的責任是務本，所以他們必須要有遠慮。這一點，民初知識人也力圖繼承之。魯迅在批評晚清全國都去講究實業製造的傾向時說，科學是本，實業製造是枝葉，舍本求末是不對的。但他也特別說明並非要大家都先去研究科學，待有了結果再去搞實業製造。所慮者「舉全國惟枝葉之求，而無一二士尋其本」，則終不能長久。因為「居今之世，不與古同」。故一般人講求實利和學西方的技術均可。「而有不為大潮所漂泛，屹然當橫流，如古賢人，能播將來之結果於目前，移有根之福祉於宗國者，亦不能不要求於社會，且亦當為社會要求者矣。」[56]換言之，較合適的分工應是大部分人求枝葉而少數人尋其本。但民初包括魯迅那些求本的知識人，不僅自己特立獨行，對別人講話也往往一開口就不知不覺中總是要說到本上去。本為多數人說法，卻常常說到少數人那邊去。自己所思者遠大，也希望別人如此。到底還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觀念，總希望一下子有一個「最後的解決」。
而且，新文化諸人在安身立命之處是頗為傳統的，其激烈反傳統部分也是為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超越意識所鼓勵，遵循一種從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一脈相傳下來的「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故意激進取向（說詳第一章）。陳獨秀、胡適、魯迅的思路與此如出一轍。陳在論及社會進化的惰性作用時說：「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惰性當初隻能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如一開始隻主張五分，結果隻能得二分五，中國社會進化就白受二分五的損失。魯迅也曾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這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胡適後來自述其之所以「主張全盤西化」，是因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中國人隻有去「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而「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50]「走極端」而加以「拚命」，反起傳統來怎能不激進。
新文化人從傳統中找到反傳統的思想資源這一事實提示了他們與傳統的若即若離。總的來說，新文化人屬於因近代科舉製廢除和新學堂建立這樣的社會變化而造成的新興知識人社群。他們的觀念與傳統的士有同有異。前麵已提到，他們大體上認同於士的社會角色，或者說繼承了士的社會責任。但有一個大的區別，士要直接參政，而知識人則傾向於「講學複議政」，把直接參政置於第二位。胡適晚年自述說：「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51]這是身歷從士到知識人過渡的當事人對兩者間區別的最佳表述。結果，民初的知識人雖然有意識要起新的社會作用，扮演新型的社會角色，卻在意識和無意識層麵上都傳承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實際上，民初不論社會區分上的士與知識人還是思想區分上的新派與舊派，其思考的問題是非常接近的。
的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時代意義，就在於其迫使所有的中國讀書人對中國傳統（雖然當時並不用這個詞）進行全麵的反思。不論新派舊派，都必須麵對中國在世界上日益邊緣化（中國在士人的心目中經過了一個從世界的中心到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再到世界的邊緣的歷程[52]）這一不容忽視的事實。新舊兩邊實際上都想要找到重新回到中央，或至少是達到與西方平等的地位這樣一條路徑。這是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兩派的認識其實並無大的分歧。其對中國傳統的詮釋雖然各異，取向也不相同，但正如傅增湘所說，不論是「改弦更張」還是「匡掖廢墜」，「趨途雖殊，用心則一」，[53]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考慮和最終的意圖出發的。
新派反傳統而主尊西，是基於對「中國學問有何能救國於目前」這一問題的負麵回答。[54]舊派實際上也提不出一個正麵肯定的回答，其心中的想法與新派實相近而又說不出口；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丟棄傳統，則人心更不可收拾。於是除了沉默地堅持，沒有別的辦法。正如胡適的好友許怡蓀眼中高臥南陽的諸葛亮：「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清季以還不同時段的各種所謂舊派，其對問題的認知與各種新派實相近，而對新派的各種解決方法卻又不能苟同。梁啓超後來說，他診斷中國之病與共產黨人是「同一的『脈論』」，但又確信中國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他雖自稱有治病的良方，實際上卻又提不出來。[55]這最能代表各時期的舊派那種所慮者遠而當下無策的無奈心態。
傳統的士的責任是務本，所以他們必須要有遠慮。這一點，民初知識人也力圖繼承之。魯迅在批評晚清全國都去講究實業製造的傾向時說，科學是本，實業製造是枝葉，舍本求末是不對的。但他也特別說明並非要大家都先去研究科學，待有了結果再去搞實業製造。所慮者「舉全國惟枝葉之求，而無一二士尋其本」，則終不能長久。因為「居今之世，不與古同」。故一般人講求實利和學西方的技術均可。「而有不為大潮所漂泛，屹然當橫流，如古賢人，能播將來之結果於目前，移有根之福祉於宗國者，亦不能不要求於社會，且亦當為社會要求者矣。」[56]換言之，較合適的分工應是大部分人求枝葉而少數人尋其本。但民初包括魯迅那些求本的知識人，不僅自己特立獨行，對別人講話也往往一開口就不知不覺中總是要說到本上去。本為多數人說法，卻常常說到少數人那邊去。自己所思者遠大，也希望別人如此。到底還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觀念，總希望一下子有一個「最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