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以前的人提倡白話，是為引車賣漿者流說法，是要去「啟」別人的「蒙」。啟蒙者自身，既然不「蒙」，自然可不用白話。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被「啟」的「蒙者」一邊，自己是否承認被「蒙」，或其承認的「蒙」是怎樣一種「蒙」（很可能隻承認不識字而被「蒙」卻並非是不知新知識那樣的「蒙」），及其是否想要或願意其「蒙」被「啟」，恐怕都是要打個很大的問號的。但這不是我們這裏能討論的問題。[27]今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是為士大夫自身說法，是要「啟蒙」者先啟自己的「蒙」，這就與以前有根本的區別了。可以做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留學生，當然不會贊成；後者尤其反對得厲害。正因為如此，胡適的白話文主張在美國留學生圈內才幾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後來文學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最有力的反對者，仍是留學生，這一點後麵還要論及。
另一方麵，民國初年那些介於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邊緣知識青年，當然就要擁護白話文運動了。前引陳獨秀所說的文學革命社會背景，若仔細觀察，實際上就隻限於嚮往變成精英的城鎮邊緣知識青年或知識青年，真正通俗小說（未必白話）的讀者群是不同的（詳後）。民國初年的中國有一班不中不西，中學和西學的訓練都不夠係統，但又初通文墨、能讀報紙之輩，因科舉的廢除已不能居鄉村走耕讀仕進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進」甚至謀生的本領，既不能為桐城之文、同光之詩而為遺老所容納，又不會做「八行書」以進入衙門或做漂亮駢文以為軍閥起草通電，更無資本和學力去修習西人的「蟹行文字」從而進入留學精英群體，但其對社會承認的期望卻不比上述任何一類人差。他們身處新興的城市與衰落的鄉村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兩頭不沾邊也兩頭都不能認同——實際上當然希望認同於城市和精英一邊而不太為其所接受。
從基層奮鬥到上層的胡適是非常理解這種希望走近上層社會的心態的。他在後來寫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說：「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28]像孔子一樣，胡適希望能夠向學的人都有走進上等社會的機會，所以他特別注重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他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29]且不管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城市社會對此類中學生的需要有限是事實。
胡適寫那篇文章的口氣，似乎尚未有意識地把這些人當作「我們」看待。其實他們才真是最支持白話文運動的「我們」。這些人在窮愁潦倒之際忽聞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話文，恰是他們可以有能力與新舊上層精英競爭者。胡適明確指出，文學革命就是要把「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小說的地位升高，看小說的「大眾」的地位當然也跟著升高。胡適並有意識地「告訴青年朋友們，說他們早已掌握了國語。這國語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因為「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轉彎抹角的限製」（這已與其《文學改良芻議》的第三條矛盾了），完全「可以無師自通」。簡言之，「學習白話文就根本不需要什麽進學校拜老師的。」實際上，「我們隻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30]
這等於就是說，一個人隻要會寫字並且膽子大就能作文。邊緣知識青年一夜之間不降絲毫自尊就可躍居「上流」，得來全不費工夫，怎麽會不歡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擁護！到五四運動起，小報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讀者大致都是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從社會的層麵看，新報刊不也是就業機會嗎？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創造出了「社會的需要」，白話文運動對這些人有多麽要緊，而他們的支持擁護會有多麽積極，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適的主張既然適應了民國初年社會變動產生出的這一大批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更因為反對支持的兩邊都熱烈參與投入，其能夠一呼百應（反對也是應）、不脛而走，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如前所述，胡適寫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為讀者著想」。胡適關懷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有意學梁啓超，「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努力使他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結果是「淺顯」，而淺顯又適應了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同時，他作文既然不是「隻管自己的思想去寫」，而是「處處為讀者著想」，有時或不免因為想像中的讀者的緣故要收束或張大「自己的思想」，這或者使胡適所表述的未必總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應至少代表了大意）。但這樣與別人不同的一心一意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漸居主動地位時，就給胡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正麵回饋。
同時，白話文運動的迅速成功也還有另外的非思想的原因，那就是胡適和陳獨秀這兩個安徽老白話作家的配合。
另一方麵，民國初年那些介於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邊緣知識青年，當然就要擁護白話文運動了。前引陳獨秀所說的文學革命社會背景，若仔細觀察，實際上就隻限於嚮往變成精英的城鎮邊緣知識青年或知識青年，真正通俗小說（未必白話）的讀者群是不同的（詳後）。民國初年的中國有一班不中不西，中學和西學的訓練都不夠係統，但又初通文墨、能讀報紙之輩，因科舉的廢除已不能居鄉村走耕讀仕進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進」甚至謀生的本領，既不能為桐城之文、同光之詩而為遺老所容納，又不會做「八行書」以進入衙門或做漂亮駢文以為軍閥起草通電，更無資本和學力去修習西人的「蟹行文字」從而進入留學精英群體，但其對社會承認的期望卻不比上述任何一類人差。他們身處新興的城市與衰落的鄉村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兩頭不沾邊也兩頭都不能認同——實際上當然希望認同於城市和精英一邊而不太為其所接受。
從基層奮鬥到上層的胡適是非常理解這種希望走近上層社會的心態的。他在後來寫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說：「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28]像孔子一樣，胡適希望能夠向學的人都有走進上等社會的機會，所以他特別注重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他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29]且不管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城市社會對此類中學生的需要有限是事實。
胡適寫那篇文章的口氣，似乎尚未有意識地把這些人當作「我們」看待。其實他們才真是最支持白話文運動的「我們」。這些人在窮愁潦倒之際忽聞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話文，恰是他們可以有能力與新舊上層精英競爭者。胡適明確指出，文學革命就是要把「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小說的地位升高，看小說的「大眾」的地位當然也跟著升高。胡適並有意識地「告訴青年朋友們，說他們早已掌握了國語。這國語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因為「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轉彎抹角的限製」（這已與其《文學改良芻議》的第三條矛盾了），完全「可以無師自通」。簡言之，「學習白話文就根本不需要什麽進學校拜老師的。」實際上，「我們隻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30]
這等於就是說，一個人隻要會寫字並且膽子大就能作文。邊緣知識青年一夜之間不降絲毫自尊就可躍居「上流」，得來全不費工夫，怎麽會不歡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擁護！到五四運動起，小報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讀者大致都是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從社會的層麵看，新報刊不也是就業機會嗎？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創造出了「社會的需要」，白話文運動對這些人有多麽要緊，而他們的支持擁護會有多麽積極，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適的主張既然適應了民國初年社會變動產生出的這一大批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更因為反對支持的兩邊都熱烈參與投入，其能夠一呼百應（反對也是應）、不脛而走，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如前所述，胡適寫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為讀者著想」。胡適關懷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有意學梁啓超，「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努力使他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結果是「淺顯」，而淺顯又適應了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同時，他作文既然不是「隻管自己的思想去寫」，而是「處處為讀者著想」，有時或不免因為想像中的讀者的緣故要收束或張大「自己的思想」，這或者使胡適所表述的未必總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應至少代表了大意）。但這樣與別人不同的一心一意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漸居主動地位時，就給胡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正麵回饋。
同時，白話文運動的迅速成功也還有另外的非思想的原因，那就是胡適和陳獨秀這兩個安徽老白話作家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