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麵弄清《嚐試集》在當時的威力所在，不是三言兩語就說得清楚的，隻能俟之以將來。廣而言之，《嚐試集》主要是借了整個文學革命的東風，但其本身也必須有具體的能使人服的地方。換言之，即使這一詩集不過是把一般人嚇唬住了，它嚇人的地方究竟何在？這裏隻舉一個小例子。胡適的白話詩在格式上創新頗多，其以英語的譯音入詩，就是一創舉。最常為人引用的一句就是「匹克匿克來江邊」。引用者多少都學過一點英語，他們的引用無不帶點挖苦的意思。從他的老朋友任鴻雋到後來的新朋友溥儀及晚年的「好後學」唐德剛，均在此列。但是這些人未曾料及的是，在民國初年尊西成風時，許多外來字詞正是靠著其譯音而獲得言外之魅力（插risma，又是一個難以找到對應漢字的詞）。君不見民國初年「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比「民主（早年也譯民治）」和「科學」說起來響亮得多嗎！當年思想論爭時，一方隻要將「德謨克拉希」或「普羅」一類的字詞掛在口上，通常就可操幾分勝算了。故胡適本意雖隻是略做嚐試，但歪打正著，無意中恰增添了其白話詩的「力量」，真可說是「功夫在詩外」了。
歪打正著僅是一兩個小側麵而已，絕不是文學革命的主要力量所在。胡適自己認為：「這幾年來的『文學革命』，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新青年》的貢獻，隻在他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歷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從前他們可以不睬《水滸傳》，可以不睬《紅樓夢》，現在他們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21]的確，「有意的主張」是晚清和民初兩次白話文運動與前此也有白話詩文存在的一個根本區別。近代士人講開通民智，以白話文來教育大眾早已不斷有人在提倡，陳獨秀和胡適都曾身與清末的白話文活動。但是，同為有意，還有進一層的區別。胡適在1922年時說：「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他認為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22]
前者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隻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去吃罷」。餘英時師以為，胡適答案中關於「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經驗」。他少年時在《競業旬報》上所發表的白話文字大概也都是寫給「他們」看的。但胡適「在美國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禮之後，至少在理智的層麵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心理」。而這一改變就使他毫不遲疑地要以白話文學來代替古文學，使通俗文化有淩駕於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趨勢。[23]餘先生這裏強調的「理智的層麵」是一個關鍵，胡適的確有意識要合「他們」與「我們」而成「全國人民」，但其潛意識仍不脫「我們」的士大夫意識；他要為「國人導師」的自定位決定了他最多不過做到變輕視「他們」為重視「他們」。但沒有做到不等於不想做到，胡適在意識的層麵的確想要借「國語的文學」這一建設性的革命達到融鑄中國之「全國人民」的目的，這恰是他要仿效的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就。胡適的民族主義思想正蘊涵在此。
如唐德剛先生所說：「把白話文當成一種新的文體來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終於造成一個舉國和之的運動，從而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那就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了。」[24]而且胡適又最善於對一個題目做有係統而合乎邏輯的表述，他論述白話文的重要，確實也比許多人更加透徹和係統。但這是從立說者一麵看問題，在接收者的一麵，立說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們也不見得就要理睬。為什麽胡適一提倡，舉國就能和之？《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這個歷史事實提示著世風的明顯轉移。而世風的轉移，又與清季廢除科舉以後的社會變化，特別是讀書人社會變動的大調整有關。這一社會變動與思想發展的互動關係，是理解文學革命的又一重要途徑。
二 文學革命的社會詮釋
胡適認為，文學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話文本身的簡捷和易於教授」。[25]這就提示了一個重要的認識文學革命的路徑。蓋其全從接收者一麵考察問題。社會發展與思想演變的互動關係，我們過去研究得很不夠。我們的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不僅各自都較薄弱，而且幾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但過去對從文學革命到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認知，顯然已說明僅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件之全貌。餘英時師在討論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之時，已對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簡明的考察分析。這裏試從思想史的社會層麵著手，進一步從接收者一麵考察和詮釋文學革命，希望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餘英時師認為，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立即引起了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罷課、商人罷業和工人罷工，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礎就是「城市中的新興知識分子和工商業階層」。他們也是當時的大眾傳播工具如報章雜誌的主要城市讀者群。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觀念能夠通過報章雜誌而直接傳播給他們。「所以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雖出於歷史的偶然，但以結果而論則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一種發展。」陳獨秀就已指出：「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隻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26]
歪打正著僅是一兩個小側麵而已，絕不是文學革命的主要力量所在。胡適自己認為：「這幾年來的『文學革命』，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新青年》的貢獻，隻在他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歷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從前他們可以不睬《水滸傳》，可以不睬《紅樓夢》，現在他們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21]的確，「有意的主張」是晚清和民初兩次白話文運動與前此也有白話詩文存在的一個根本區別。近代士人講開通民智，以白話文來教育大眾早已不斷有人在提倡，陳獨秀和胡適都曾身與清末的白話文活動。但是，同為有意，還有進一層的區別。胡適在1922年時說：「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他認為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22]
前者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隻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去吃罷」。餘英時師以為，胡適答案中關於「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經驗」。他少年時在《競業旬報》上所發表的白話文字大概也都是寫給「他們」看的。但胡適「在美國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禮之後，至少在理智的層麵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心理」。而這一改變就使他毫不遲疑地要以白話文學來代替古文學，使通俗文化有淩駕於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趨勢。[23]餘先生這裏強調的「理智的層麵」是一個關鍵，胡適的確有意識要合「他們」與「我們」而成「全國人民」，但其潛意識仍不脫「我們」的士大夫意識；他要為「國人導師」的自定位決定了他最多不過做到變輕視「他們」為重視「他們」。但沒有做到不等於不想做到，胡適在意識的層麵的確想要借「國語的文學」這一建設性的革命達到融鑄中國之「全國人民」的目的，這恰是他要仿效的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就。胡適的民族主義思想正蘊涵在此。
如唐德剛先生所說：「把白話文當成一種新的文體來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終於造成一個舉國和之的運動，從而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那就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了。」[24]而且胡適又最善於對一個題目做有係統而合乎邏輯的表述，他論述白話文的重要，確實也比許多人更加透徹和係統。但這是從立說者一麵看問題，在接收者的一麵，立說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們也不見得就要理睬。為什麽胡適一提倡，舉國就能和之？《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這個歷史事實提示著世風的明顯轉移。而世風的轉移，又與清季廢除科舉以後的社會變化，特別是讀書人社會變動的大調整有關。這一社會變動與思想發展的互動關係，是理解文學革命的又一重要途徑。
二 文學革命的社會詮釋
胡適認為，文學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話文本身的簡捷和易於教授」。[25]這就提示了一個重要的認識文學革命的路徑。蓋其全從接收者一麵考察問題。社會發展與思想演變的互動關係，我們過去研究得很不夠。我們的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不僅各自都較薄弱，而且幾乎一直是各搞各的，互不越雷池一步。但過去對從文學革命到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認知，顯然已說明僅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件之全貌。餘英時師在討論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之時，已對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簡明的考察分析。這裏試從思想史的社會層麵著手，進一步從接收者一麵考察和詮釋文學革命，希望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餘英時師認為，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立即引起了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罷課、商人罷業和工人罷工，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礎就是「城市中的新興知識分子和工商業階層」。他們也是當時的大眾傳播工具如報章雜誌的主要城市讀者群。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使新思想、新觀念能夠通過報章雜誌而直接傳播給他們。「所以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雖出於歷史的偶然，但以結果而論則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一種發展。」陳獨秀就已指出：「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隻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