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適與其朋友就文學革命的辯論內容，幾乎每一本有關胡適的書都所述甚詳。[15]本書就不必重複了。主要的分歧，就在於胡適認為可以用作文的方法做詩；因古文已成「死文字」，故可以用白話入詩，進而到完全用白話做詩。雙方辯論不休，「愈辯則牽涉愈多。我的朋友們愈辯愈保守；我也就愈辯愈激進了」。可知辯論雙方，可能都有為取勝而強化立場的傾向。如胡適最強硬的對手、因辯論而幾至絕交的梅光迪所說：足下「自居宗師，不容他人有置喙之餘地矣。夫人之好勝，誰不如足下？足下以強硬來，弟自當以強硬往。處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不過，大體是胡適「激進化」的程度超過他的朋友們「保守化」的程度。實際上，梅氏就並不反對文學革命，他自己在這封信中就也提出四項大綱作為他的文學革命的具體主張。[16]
胡適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詩中，有廣為引用的幾句：「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棰。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這裏胡適第一次點出了「文學革命」四字。但胡適這裏要「鞭笞驅除」的鬼是中國的鬼，可是任鴻雋戲和其詩，挖苦胡適的「文學革命」不過就是將外國人名音譯入詩；並將這些音譯字集在一起，也說是「鞭笞一車鬼」，但特別註明此鬼乃「洋鬼子之鬼」，意思遂一大轉。胡適似乎並未讀出他和任鴻雋兩人取向的差異，這是他將要走上反傳統路徑的先聲，隻是還沒有到「有意」的層麵。但胡適知道任是在挖苦他。他雖強作不知其究竟是「知我乎？罪我乎？」終於還是覺得要講清楚，所以在和詩中一麵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一麵希望大家「願共努力莫相笑」。[17]
此後，胡適在頗感「孤獨」的心境下，努力以「作詩如作文」的方式創作白話詩，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他的「詩國革命」。他先定下了《嚐試集》的題目，然後進行他的嚐試，可知也還有相當的自信。胡適本自認是留美學生中做詩的第一把手，也常有同學稱讚他，如留學生張子高就說胡適的詩文足以當「雅潔」二字。胡適自己則說「吾詩清順達意而已」。此話看來頗為謙虛，但如果對比前引胡適所說清楚明白就是有力量，有力量才是美的觀念，這已是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他在1916年初總結自己去國以來的成績，覺得散文雖「有退無進」，韻文則「頗有進境」。這大約是他後來把作文的頭把交椅讓給了任鴻雋的原因。胡適到晚年看法依舊，認為他留學時的「文不如詩，詩已有了家數，能夠達意，不用典了」。[18]
以今日對詩的看法而論，胡適以作文之法做詩這個「嚐試」，並不十分成功。曾受胡適攻擊的南社詩人柳亞子就說胡適「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柳或不免有反唇相譏之意，但詩與文如果全無區別，則何必寫詩？一般而言，詩在宣洩感情上的功能似大與其表述觀念的功能，而胡適做詩恰好反是。周策縱先生說，胡適的「個性太冷靜、太『世故』了……所以他的詩、文，都有點冷清感，與梁任公常帶感情的筆端大不相同」。比如，胡適哭亡女的詩就「寫得太做作，太輕浮，太不能動人感情了」。又如，「丁文江和徐誌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們的詩，也都沒有熱情流露感人之處。」特別是寫徐誌摩那首，「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夠深沉厚重」。更要緊的是，胡適寫詩，「多是在發宣言，有所為而作，有意見要發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衝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19]周先生的見解是有見地的，我們後麵可以看到，當胡適的詩確由「情感衝激而成」時，也是相當能「以情移人」的。
1936年，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出版所寫的「自序」中說，他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並指出《嚐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此事的需要特別說明及最後這一點「證據」的提供，恰說明連在他自己心中，這也並不十分肯定。但這段話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認識胡適的嚐試詩的路徑，他實際是在把詩的形式的革新作為主要的目標。這仍是他幾十年一貫的「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同一取向。胡適不但寫詩是在發宣言，他的「怎樣寫」也是在發宣言，後者恐怕還是他想要發的更重要的宣言。
所以，我們不能據今日的後見之明來觀察胡適的白話詩，也不宜據我們自己或別的什麽人所持的標準來評判《嚐試集》。問題在於，從發宣言的角度看，胡適是否獲得了成功？梁啓超在讀過《嚐試集》後，曾寫信給胡適，說他「歡喜讚嘆，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梁是老輩，但也是最趨新者，善於領會時代氣息；同時，他在舊詩上與胡適一樣曾得力於晚清桐城文人。梁似乎讀出了胡適要發的宣言，因為他在表彰之餘，實際上對胡適詩的形式提出了批評，委婉指出胡適在詩最重要的「音節」方麵，功夫太差。[20]雖然其所見是在負的一麵，梁既然看到的是詩的「形式」，仍可以算是胡適的知音。可知胡的宣言沒有白髮。而且，以梁的身份，在頗有保留的情形下仍要叫好，則《嚐試集》在出版當時便有相當的「征服力」，也是無疑的。
胡適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詩中，有廣為引用的幾句：「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棰。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這裏胡適第一次點出了「文學革命」四字。但胡適這裏要「鞭笞驅除」的鬼是中國的鬼，可是任鴻雋戲和其詩，挖苦胡適的「文學革命」不過就是將外國人名音譯入詩；並將這些音譯字集在一起，也說是「鞭笞一車鬼」，但特別註明此鬼乃「洋鬼子之鬼」，意思遂一大轉。胡適似乎並未讀出他和任鴻雋兩人取向的差異，這是他將要走上反傳統路徑的先聲，隻是還沒有到「有意」的層麵。但胡適知道任是在挖苦他。他雖強作不知其究竟是「知我乎？罪我乎？」終於還是覺得要講清楚，所以在和詩中一麵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一麵希望大家「願共努力莫相笑」。[17]
此後，胡適在頗感「孤獨」的心境下，努力以「作詩如作文」的方式創作白話詩，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他的「詩國革命」。他先定下了《嚐試集》的題目，然後進行他的嚐試，可知也還有相當的自信。胡適本自認是留美學生中做詩的第一把手，也常有同學稱讚他，如留學生張子高就說胡適的詩文足以當「雅潔」二字。胡適自己則說「吾詩清順達意而已」。此話看來頗為謙虛，但如果對比前引胡適所說清楚明白就是有力量，有力量才是美的觀念，這已是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他在1916年初總結自己去國以來的成績，覺得散文雖「有退無進」，韻文則「頗有進境」。這大約是他後來把作文的頭把交椅讓給了任鴻雋的原因。胡適到晚年看法依舊，認為他留學時的「文不如詩，詩已有了家數，能夠達意，不用典了」。[18]
以今日對詩的看法而論，胡適以作文之法做詩這個「嚐試」，並不十分成功。曾受胡適攻擊的南社詩人柳亞子就說胡適「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柳或不免有反唇相譏之意，但詩與文如果全無區別，則何必寫詩？一般而言，詩在宣洩感情上的功能似大與其表述觀念的功能，而胡適做詩恰好反是。周策縱先生說，胡適的「個性太冷靜、太『世故』了……所以他的詩、文，都有點冷清感，與梁任公常帶感情的筆端大不相同」。比如，胡適哭亡女的詩就「寫得太做作，太輕浮，太不能動人感情了」。又如，「丁文江和徐誌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們的詩，也都沒有熱情流露感人之處。」特別是寫徐誌摩那首，「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夠深沉厚重」。更要緊的是，胡適寫詩，「多是在發宣言，有所為而作，有意見要發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衝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19]周先生的見解是有見地的，我們後麵可以看到，當胡適的詩確由「情感衝激而成」時，也是相當能「以情移人」的。
1936年，胡適在為他的留學日記出版所寫的「自序」中說，他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並指出《嚐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此事的需要特別說明及最後這一點「證據」的提供，恰說明連在他自己心中，這也並不十分肯定。但這段話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認識胡適的嚐試詩的路徑，他實際是在把詩的形式的革新作為主要的目標。這仍是他幾十年一貫的「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同一取向。胡適不但寫詩是在發宣言，他的「怎樣寫」也是在發宣言，後者恐怕還是他想要發的更重要的宣言。
所以，我們不能據今日的後見之明來觀察胡適的白話詩，也不宜據我們自己或別的什麽人所持的標準來評判《嚐試集》。問題在於，從發宣言的角度看，胡適是否獲得了成功？梁啓超在讀過《嚐試集》後，曾寫信給胡適，說他「歡喜讚嘆，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梁是老輩，但也是最趨新者，善於領會時代氣息；同時，他在舊詩上與胡適一樣曾得力於晚清桐城文人。梁似乎讀出了胡適要發的宣言，因為他在表彰之餘，實際上對胡適詩的形式提出了批評，委婉指出胡適在詩最重要的「音節」方麵，功夫太差。[20]雖然其所見是在負的一麵，梁既然看到的是詩的「形式」，仍可以算是胡適的知音。可知胡的宣言沒有白髮。而且，以梁的身份，在頗有保留的情形下仍要叫好，則《嚐試集》在出版當時便有相當的「征服力」，也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