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也曾用他的進化文學觀來解釋西方文學史。他在論三百年來戲劇的進步時說，莎士比亞隻有在當日才可算是「一代的聖手」，以今日的標準言，「實遠不如近代的戲劇家」。胡適認為《奧賽羅》隻是一部近代大家決不做的「醜戲」。《哈姆雷特》也「實在看不出什麽好處來」。胡的評判基礎，就在於他對戲劇以至文學有一根本的衡量標準，即19世紀的寫實主義（今譯現實主義）。依此去看，以前的戲劇都不足論。不過，胡適的進化文學觀又不是完全徹底的。他對西方後起的文學流派也不十分欣賞。據此，他對民初中國那些以為寫實主義已過時，說什麽「今日的新文學應該談『新浪漫主義』了」的新人物，也隻視為不可救藥的「妄人」。這有可能是因為他看不懂新派藝術作品：留學時曾看過一次，雖由韋蓮司解釋，終不甚了了；晚年仍說「大部分的抽象派和印象派的詩和畫，都是自欺欺人的東西」。[5]更可能是他認為中國的進化落後於西方，現在還沒有到寫實主義的階段，當然也就不應率爾越級跳入「新浪漫主義」階段。
這樣的中西文學史觀，不論在當時和現在，都要算是非常能「獨闢蹊徑」了。而有意識地「另闢蹊徑」正是胡適文學史觀的又一大特色。胡適曾把他自己也說隻有一千多年歷史的白話文學史視為「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這樣一刀「截斷眾流」，置以前的文學於「邊緣」地位，隻有在進化文學史觀武裝下才有可能。但這還隻是「豎斷」，胡適還有更大膽的「橫斷」。他說，中國文學史上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裏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6]既然「旁行斜出」成了時代的代表，所有各具體時代處於邊緣的文學家就搖身一變而成了「正宗」。簡言之，胡適的中國文學史就是先把所謂「古文傳統史」劃出去，再把歷代的邊緣文學串起來作為正統，然後據以否定歷代文人自認的正統。這樣的「豎斷」和「橫斷」之後，一部新的文學史就出現了。可以看出，胡適治文學史的方法，實際是一種倒著放電影片然後重新剪輯的方法；以「另闢蹊徑」的取向，集「旁行斜出」之大成。而其要點，就在於自說自話，根本不承認歷代和當時的主流，當然也不與之對話。
前麵說過，胡適先天有一股反叛氣息。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大約還要反得厲害。這樣的性格使他特別不喜歡律詩、對聯、駢文、八股以及寫作中的用典。因為這些東西都最能體現「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的中國傳統，最不宜有反叛氣質者。他常說律詩不通，一是要湊對子，一是要用典。胡適以為：「駢文、律詩，都是對對子；一直到八股，還是對對子。可見對對子是一條死路。」他覺得「律詩和纏小腳一樣，過去大家以為小腳好看，但說穿了，小腳並不好看；律詩也沒有道理」。一旦摒棄過去的觀賞標準，評判結果當然不一樣。故胡適雖然背了幾千遍杜甫的《秋興八首》，「總覺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也認為蘇東坡的文通詩不通，因其寫詩好用典。胡適看了比他老一輩而享譽當代的律詩大家陳三立的《散原詩集》，發現裏麵「沒有一首詩使我感動」。[7]
不過，胡適反對律詩和用典的文章，也因為其「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他以為，文學的價值就在明白清楚。「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胡適一向強調寫詩作文不能隻管自己寫，不管人家能否看懂。他說：「我的文章都是開門見山的」，而且胡適寫文章的確是有心栽花。「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因為「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為讀者著想的。我自己懂了，讀者是不是跟我一樣明白？我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所以我寫文章是很吃力的」。這是胡適有意想學梁啓超，因為梁就能使讀者跟著他走。胡適知道，要文章明白清楚就很可能會造成「淺顯」，但他「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8]作文要「處處為讀者著想」而不是「隻管自己的思想去寫」，已體現出文字不過是工具的意思。
胡適文學觀的又一個特點即是文以載道觀念，這也是其不脫離中國傳統之處。至少到1915年夏，胡適對文學的理解基本是采文以載道的取向。他那時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為「甚不易讀，其所寫皆家庭及社會纖細瑣事，至千二百頁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終卷。此書所寫俄國貴族社會之淫奢無恥，可謂鑄鼎照奸」。小說而至於難讀，足見胡適的認真。不過，如果托翁聽見他的小說別人要靠耐心才能讀完，豈不大愧。而胡適耐心讀完之後，從書中所見卻是「貴族社會之淫奢無恥」，頗類其讀吳趼人、曾孟樸的譴責小說，這樣的知音，大約也是要使托翁大搖其頭的。一個月後他說，他在十六七歲時刊於《競業旬報》之小說《真如島》中，曾「自言不作無關世道之文字」。那就是典型的文以載道的觀念。此時他已認為少年時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實則文學本身的優美也是重要價值。[9]胡適雖然在意識的層麵認識到少年時的局限性，但也許是因為少時的觀念入其心中已深，仍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他的這一取向。
這樣的中西文學史觀，不論在當時和現在，都要算是非常能「獨闢蹊徑」了。而有意識地「另闢蹊徑」正是胡適文學史觀的又一大特色。胡適曾把他自己也說隻有一千多年歷史的白話文學史視為「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這樣一刀「截斷眾流」，置以前的文學於「邊緣」地位，隻有在進化文學史觀武裝下才有可能。但這還隻是「豎斷」，胡適還有更大膽的「橫斷」。他說，中國文學史上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裏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6]既然「旁行斜出」成了時代的代表，所有各具體時代處於邊緣的文學家就搖身一變而成了「正宗」。簡言之，胡適的中國文學史就是先把所謂「古文傳統史」劃出去，再把歷代的邊緣文學串起來作為正統，然後據以否定歷代文人自認的正統。這樣的「豎斷」和「橫斷」之後，一部新的文學史就出現了。可以看出，胡適治文學史的方法，實際是一種倒著放電影片然後重新剪輯的方法；以「另闢蹊徑」的取向，集「旁行斜出」之大成。而其要點，就在於自說自話，根本不承認歷代和當時的主流，當然也不與之對話。
前麵說過，胡適先天有一股反叛氣息。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大約還要反得厲害。這樣的性格使他特別不喜歡律詩、對聯、駢文、八股以及寫作中的用典。因為這些東西都最能體現「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的中國傳統，最不宜有反叛氣質者。他常說律詩不通，一是要湊對子，一是要用典。胡適以為：「駢文、律詩，都是對對子；一直到八股，還是對對子。可見對對子是一條死路。」他覺得「律詩和纏小腳一樣，過去大家以為小腳好看，但說穿了，小腳並不好看；律詩也沒有道理」。一旦摒棄過去的觀賞標準，評判結果當然不一樣。故胡適雖然背了幾千遍杜甫的《秋興八首》，「總覺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也認為蘇東坡的文通詩不通，因其寫詩好用典。胡適看了比他老一輩而享譽當代的律詩大家陳三立的《散原詩集》，發現裏麵「沒有一首詩使我感動」。[7]
不過，胡適反對律詩和用典的文章，也因為其「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他以為，文學的價值就在明白清楚。「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胡適一向強調寫詩作文不能隻管自己寫，不管人家能否看懂。他說：「我的文章都是開門見山的」，而且胡適寫文章的確是有心栽花。「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因為「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為讀者著想的。我自己懂了，讀者是不是跟我一樣明白？我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所以我寫文章是很吃力的」。這是胡適有意想學梁啓超，因為梁就能使讀者跟著他走。胡適知道，要文章明白清楚就很可能會造成「淺顯」，但他「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8]作文要「處處為讀者著想」而不是「隻管自己的思想去寫」，已體現出文字不過是工具的意思。
胡適文學觀的又一個特點即是文以載道觀念，這也是其不脫離中國傳統之處。至少到1915年夏，胡適對文學的理解基本是采文以載道的取向。他那時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為「甚不易讀，其所寫皆家庭及社會纖細瑣事，至千二百頁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終卷。此書所寫俄國貴族社會之淫奢無恥，可謂鑄鼎照奸」。小說而至於難讀，足見胡適的認真。不過，如果托翁聽見他的小說別人要靠耐心才能讀完，豈不大愧。而胡適耐心讀完之後，從書中所見卻是「貴族社會之淫奢無恥」，頗類其讀吳趼人、曾孟樸的譴責小說，這樣的知音，大約也是要使托翁大搖其頭的。一個月後他說，他在十六七歲時刊於《競業旬報》之小說《真如島》中，曾「自言不作無關世道之文字」。那就是典型的文以載道的觀念。此時他已認為少年時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實則文學本身的優美也是重要價值。[9]胡適雖然在意識的層麵認識到少年時的局限性，但也許是因為少時的觀念入其心中已深，仍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他的這一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