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胡覺信轉自《年譜》，第26頁；胡適日記，1911年3月23、24、28日，1915年1月27日。
[9] 胡適日記，1915年1月27日、5月2日。
[10] 《愛國》《本報周年之大紀念》《讀愛國二童子傳》，《競業旬報》第38、37、28期，轉引自李敖《胡適評傳》，第476頁和朱文華《胡適評傳》，第29頁。
[11] 胡適日記，1911年6月17日、1915年7月22日。
[12]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4日。
[13]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5日、8月22日。
[14] 胡適：《非留學篇》；胡適日記，1915年3月15日。
[15] 胡適日記，1915年2月20、21日。
[16]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4日；《口述自傳》，第55頁。
[17] 胡適日記，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無日），1917年2月23日。
[18] 胡適日記，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
[19] 胡適日記，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無論》，《章太炎全集》（4），第433頁。
[20] 胡適日記，1915年11月25日，1917年1月22日，1914年7月12日、8月9日。
[21]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0日。
[22]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26日（以下兩段也參見此）、1911年3月14日。
[23]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19日。
[24] 胡適日記，1914年12月6日、1916年9月6日。
[25] 引自胡適日記，1914年12月9日。
[26]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17日；《胡適致母親》（1915年3月22日），引自《年譜》，第40—41頁。
[27] 胡適日記，1914年8月5、16—17日。
[28]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13日、1915年1月18日。
[29] 本段及下兩段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18、27日。
[30] 胡適致《展望》雜誌的信，收在日記1915年3月1日。
[31] 胡適日記，1915年1月4日、3月15日。
[32] 胡適日記，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27日、2月14日。
[33] 胡適日記，1915年3月3、1、19日。
[34] 參見羅誌田《「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新史學》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頁。
[35] 胡適日記，1915年10月1日。
[36] 胡適日記，1915年3月1日、4月27日；living philosophies，p.239.
[37]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8]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7日。
[39] 本段與下段均參見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說內容。
[40]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
[41] 胡適日記，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42]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17年3月7日。
[43] 胡適日記，1916年1月25日；胡適：《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第1卷第10號，1915年10月10日，第21頁。
[44]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甲寅》第1卷第4號，1914年11月10日，第1—6頁；秋桐（章士釗）：《國家與我》，《甲寅》第1卷第8號，1915年8月10日，第11頁；梁啓超：《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摘抄在胡適日記，1915年5月23日。
[45] 《許肇南致胡適》（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適日記，1915年11月25日，並參見日記，1916年1月4日。
[46] 《日知錄·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第六章 嚐試：再造文明的起步
1917年3月，胡適將歸國，在日記中記下了原出《伊利亞特》，而為19世紀牛津運動之領袖紐曼（cardinal newman）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認為此語「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1]尚未歸國，已有讓人看到區別的意思，充分體現了經長期預備的胡適對自己將扮演之社會角色的自覺。後來他更淺白也更謙和地將此語翻譯為「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在回國初年的演說中，也不止一次引用並曾以英文讀之。[2]實際上，胡適還未歸國，已因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而先聲奪人，區別已出現了。這一革命，不久就擴大為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思想、社會和政治等方麵影響深遠，已是非常「不同」了。這當然不是胡適一人之力，也不僅僅是歸國留學生之力，但胡適的個人作用也是相當突出的。對胡適來說，這就是他再造文明誌業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適在這一從文學到文化的運動中的努力和作用。
一 被人誤解的文學革命
餘英時師說：「胡適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於他提倡文學革命」。信然。關於文學革命，學界已研究得較多，但以胡適自己的看法，文學革命「這一運動時常被人誤解了」。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的文學批評「是有高度成見的，往往把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的」。[3]這當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因為唐先生也是先有一個自己的判斷標準，並以此衡量胡適的文學觀。但胡適的文學觀確有不少「旁逸斜出」的特殊之處。在討論文學革命的發動之前，先簡單考察一下胡適在此前後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也許是不無益處的。
胡適自稱他的文學觀是「歷史的文學觀念」，實際上就是以進化觀來解釋中國文學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適主張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但較少注意到他認為後一時代的文學通常勝過前一時代的。胡適說，在文學方麵，「這兩千年來，中國的進步實在很多，退步很少。」胡適把一部中國文學史看作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因此，「唐朝的詩一變而為宋詞，再變而為元明的曲，都是進步」。胡適一反大多數人認為宋詩不如唐詩的觀點，認為「宋朝的大家實在不讓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陸、楊、範一派的自然詩，唐朝確沒有」。不僅詩，唐人做文章，「隻有韓、柳可算是通的」，也不如宋人。至於思想，「唐代除了一兩個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尋不出幾個第一流思想家。至於學問，唐人的經學還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4]
[9] 胡適日記，1915年1月27日、5月2日。
[10] 《愛國》《本報周年之大紀念》《讀愛國二童子傳》，《競業旬報》第38、37、28期，轉引自李敖《胡適評傳》，第476頁和朱文華《胡適評傳》，第29頁。
[11] 胡適日記，1911年6月17日、1915年7月22日。
[12]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4日。
[13]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5日、8月22日。
[14] 胡適：《非留學篇》；胡適日記，1915年3月15日。
[15] 胡適日記，1915年2月20、21日。
[16]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4日；《口述自傳》，第55頁。
[17] 胡適日記，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無日），1917年2月23日。
[18] 胡適日記，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
[19] 胡適日記，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無論》，《章太炎全集》（4），第433頁。
[20] 胡適日記，1915年11月25日，1917年1月22日，1914年7月12日、8月9日。
[21]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0日。
[22]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26日（以下兩段也參見此）、1911年3月14日。
[23]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19日。
[24] 胡適日記，1914年12月6日、1916年9月6日。
[25] 引自胡適日記，1914年12月9日。
[26]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17日；《胡適致母親》（1915年3月22日），引自《年譜》，第40—41頁。
[27] 胡適日記，1914年8月5、16—17日。
[28]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13日、1915年1月18日。
[29] 本段及下兩段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18、27日。
[30] 胡適致《展望》雜誌的信，收在日記1915年3月1日。
[31] 胡適日記，1915年1月4日、3月15日。
[32] 胡適日記，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27日、2月14日。
[33] 胡適日記，1915年3月3、1、19日。
[34] 參見羅誌田《「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新史學》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頁。
[35] 胡適日記，1915年10月1日。
[36] 胡適日記，1915年3月1日、4月27日；living philosophies，p.239.
[37]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8]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7日。
[39] 本段與下段均參見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說內容。
[40]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
[41] 胡適日記，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42]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17年3月7日。
[43] 胡適日記，1916年1月25日；胡適：《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第1卷第10號，1915年10月10日，第21頁。
[44]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甲寅》第1卷第4號，1914年11月10日，第1—6頁；秋桐（章士釗）：《國家與我》，《甲寅》第1卷第8號，1915年8月10日，第11頁；梁啓超：《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摘抄在胡適日記，1915年5月23日。
[45] 《許肇南致胡適》（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適日記，1915年11月25日，並參見日記，1916年1月4日。
[46] 《日知錄·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第六章 嚐試：再造文明的起步
1917年3月，胡適將歸國，在日記中記下了原出《伊利亞特》，而為19世紀牛津運動之領袖紐曼（cardinal newman）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認為此語「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1]尚未歸國，已有讓人看到區別的意思，充分體現了經長期預備的胡適對自己將扮演之社會角色的自覺。後來他更淺白也更謙和地將此語翻譯為「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在回國初年的演說中，也不止一次引用並曾以英文讀之。[2]實際上，胡適還未歸國，已因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而先聲奪人，區別已出現了。這一革命，不久就擴大為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思想、社會和政治等方麵影響深遠，已是非常「不同」了。這當然不是胡適一人之力，也不僅僅是歸國留學生之力，但胡適的個人作用也是相當突出的。對胡適來說，這就是他再造文明誌業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適在這一從文學到文化的運動中的努力和作用。
一 被人誤解的文學革命
餘英時師說：「胡適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於他提倡文學革命」。信然。關於文學革命，學界已研究得較多，但以胡適自己的看法，文學革命「這一運動時常被人誤解了」。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的文學批評「是有高度成見的，往往把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的」。[3]這當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因為唐先生也是先有一個自己的判斷標準，並以此衡量胡適的文學觀。但胡適的文學觀確有不少「旁逸斜出」的特殊之處。在討論文學革命的發動之前，先簡單考察一下胡適在此前後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也許是不無益處的。
胡適自稱他的文學觀是「歷史的文學觀念」，實際上就是以進化觀來解釋中國文學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適主張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但較少注意到他認為後一時代的文學通常勝過前一時代的。胡適說，在文學方麵，「這兩千年來，中國的進步實在很多，退步很少。」胡適把一部中國文學史看作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因此，「唐朝的詩一變而為宋詞，再變而為元明的曲，都是進步」。胡適一反大多數人認為宋詩不如唐詩的觀點，認為「宋朝的大家實在不讓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陸、楊、範一派的自然詩，唐朝確沒有」。不僅詩，唐人做文章，「隻有韓、柳可算是通的」，也不如宋人。至於思想，「唐代除了一兩個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尋不出幾個第一流思想家。至於學問，唐人的經學還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