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從文以載道的視角出發，胡適評判文學作品一向較少注意文學本身的優美（他自認明白清楚就是美），總喜歡以文學之外的標準去評判。其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將形式與內容分開，結果其討論評判常常多及形式少及內容，有時甚至隻及形式不及內容，給人以重形式輕內容的印象。前述他反對律詩駢文的，其實都在形式。胡適指出，「一部中國文學史隻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所以文學革命也就是文學工具的革命。胡適一生治學，都有重視作為工具的「方法」超過工具所表達的內容這種傾向。這又與傳統的文以載道觀不一樣了。中國傳統的觀念，文既然是載道的工具，當然遠不如其所載之道重要（實際也確有不少人為了「因文見道」，結果隻在手段上下功夫，始終未達「見道」的目的）。但胡適卻用他的進化文學觀輕易化解了手段壓倒目的這一矛盾，並以此作為他的文學革命論的一塊基石。按胡適的意思，舊瓶是不能裝新酒的，新酒必須用新瓶來裝；瓶子如果不比酒重要，也至少與酒同樣重要。所以，「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10]
了解了這些觀念，我們再來看胡適手創的文學革命，就較容易把握了。早在1914年夏胡適還沒有自覺的文學革命念頭時，他實際上已在開始文學革命了。前麵說過，那年夏天他的思想一度動盪，此後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強，自覺「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體現在胡適一向自視頗高的做詩上，他已「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而且，胡適似乎特別喜歡做「吾國」所沒有的事。那年7月，胡適做了一首純說理的詩，頗覺自豪。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遠不如西人。[11]我們且不管「言外之意」與「說理」之間有多少邏輯聯繫（實則恐怕根本是兩事），但胡適這裏主要強調的是他的獨創性。從方法到形式的「不依人蹊徑」既然成為他做詩的一個發展方向，走向白話詩的可能性已見端倪，文學革命也呼之欲出了。
胡適自己把文學革命的開端定在1915年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學生開始著意於中國文字的改革。那正是在他轉學前後，被停止獎學金，因中日交涉時的言論在留學生中很不得人心，又要轉學，心情大約比較波動，容易興奮和激動。胡適自己解釋所謂「逼上梁山」，即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那壓迫他的「環境」，或者也就隱含這些擾人之事。有一位姓鍾的留學生監督處職員，每在給學生寄支票時夾寄一些受傳教士影響的文字宣傳改革。胡適以前收到無數次，並不覺十分反感。但此時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在又收到關於中文應改用拚音的宣傳文字時，一向頗有修養的他竟寫信去罵鍾某。寄信後又有些後悔，於是他約趙元任共同在美東中國同學會上發起了一個文字改革的小組討論。[12]
但胡適所謂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主要還是「由於我個人的歷史觀念很重，我可以說我經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結果卻做出許多激進的事。這話中的「經常」二字尤其準確。因為胡適雖然不時「率性」，主要還是嚮往著「作聖」。而且，就對中國文字的態度言，胡適在那時確實屬於偏保守的一邊。那時在美國，「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廢漢文而用英文」。胡適則認為：「吾國文字本可運用自如。今之後生小子，動輒毀謗祖國文字，以為木強，不能指揮如意（inflexible），徒見其不通文耳。」這是有心得的見解，因胡適自己有少年時的特殊訓練，對中文運用頗能自如。而有些留學生不僅不通中文，甚而不會中文，看法當然不一樣。中國的文字是胡適一生中一直公開肯定的少數中國事物之一，他後來多次言及中國文字的長處，包括在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時也是如此。而且，在那次文字討論會上，趙元任的題目是漢語拚音化，胡適的題目是如何使文言易於教授。從題目看，胡比趙還穩健保守得多。足見胡適在那時確不算最激進者。
實際上，胡適那時的有些觀念還基本在傳統之中。1914年他參觀波士頓圖書館，見「藏書既少，而尤鮮佳者，《三國演義》《古今奇觀》《大紅袍》等書皆在焉」。在中國舊小說中，《三國》的確不是胡適最欣賞者，但後來逐漸「激進」起來時，也曾把《三國》捧得很高。此時卻作為藏書不佳的例證，正是典型的士大夫觀念。而且，胡適在留學時所做日記及其他文字仍用古文。他二十歲寫《康南耳君傳》，「我那時還寫古文，現在看起那個調子來覺得有點難為情。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這是晚年倒放電影時才覺得「難為情」，當時卻不然。他寫該傳的結論部分，不過三百餘字，竟「終日始成」，不禁慨嘆「久矣餘之不親古文，宜其艱如是也」。[13]則知雖因久不做古文而筆已生疏，口氣還是親切的。值得一提的是，林譯小說一般要到新文化運動之後才較多被人用為古文範本（詳後），胡適真要算林紓少見的知音了。
前麵說過，胡適的防守心態甚強，每遇壓力，必有反彈，壓力越大，反彈越強。他之所以走上文學革命的道路，外來的壓力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他自己所說，「一連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漸的強迫我採取了」激進的立場。這些外在因素當然也不都是壓力，比如胡適提到的「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是康乃爾附近來了一個中國女學生陳衡哲。陳女士觸動胡適的，也許不及她觸動後來的夫君任鴻雋的多（至少從被觸動者的一麵是如此）。胡適在離開康大到哥大時，先以「我詩君文兩無敵」與任鴻雋劃分了文學領域的「勢力範圍」。可是一向被胡適視為忠厚的任鴻雋，在與胡適辯論詩的形式時一直不讓步，多少有在陳女士麵前爭勝的心理在起作用。任鴻雋暗示胡適的詩言之無文。他說，中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所以，解救的辦法在加強學問而不是在文學形式上做文章。他特別指出：「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14]忠厚的任氏尚且不讓步甚而進攻，當然更促進了胡適的「鬥誌」。
了解了這些觀念，我們再來看胡適手創的文學革命，就較容易把握了。早在1914年夏胡適還沒有自覺的文學革命念頭時，他實際上已在開始文學革命了。前麵說過，那年夏天他的思想一度動盪，此後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強，自覺「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體現在胡適一向自視頗高的做詩上，他已「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而且，胡適似乎特別喜歡做「吾國」所沒有的事。那年7月，胡適做了一首純說理的詩，頗覺自豪。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遠不如西人。[11]我們且不管「言外之意」與「說理」之間有多少邏輯聯繫（實則恐怕根本是兩事），但胡適這裏主要強調的是他的獨創性。從方法到形式的「不依人蹊徑」既然成為他做詩的一個發展方向，走向白話詩的可能性已見端倪，文學革命也呼之欲出了。
胡適自己把文學革命的開端定在1915年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學生開始著意於中國文字的改革。那正是在他轉學前後，被停止獎學金，因中日交涉時的言論在留學生中很不得人心，又要轉學，心情大約比較波動，容易興奮和激動。胡適自己解釋所謂「逼上梁山」，即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那壓迫他的「環境」，或者也就隱含這些擾人之事。有一位姓鍾的留學生監督處職員，每在給學生寄支票時夾寄一些受傳教士影響的文字宣傳改革。胡適以前收到無數次，並不覺十分反感。但此時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在又收到關於中文應改用拚音的宣傳文字時，一向頗有修養的他竟寫信去罵鍾某。寄信後又有些後悔，於是他約趙元任共同在美東中國同學會上發起了一個文字改革的小組討論。[12]
但胡適所謂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其本意的非常行為，主要還是「由於我個人的歷史觀念很重，我可以說我經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結果卻做出許多激進的事。這話中的「經常」二字尤其準確。因為胡適雖然不時「率性」，主要還是嚮往著「作聖」。而且，就對中國文字的態度言，胡適在那時確實屬於偏保守的一邊。那時在美國，「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廢漢文而用英文」。胡適則認為：「吾國文字本可運用自如。今之後生小子，動輒毀謗祖國文字，以為木強，不能指揮如意（inflexible），徒見其不通文耳。」這是有心得的見解，因胡適自己有少年時的特殊訓練，對中文運用頗能自如。而有些留學生不僅不通中文，甚而不會中文，看法當然不一樣。中國的文字是胡適一生中一直公開肯定的少數中國事物之一，他後來多次言及中國文字的長處，包括在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時也是如此。而且，在那次文字討論會上，趙元任的題目是漢語拚音化，胡適的題目是如何使文言易於教授。從題目看，胡比趙還穩健保守得多。足見胡適在那時確不算最激進者。
實際上，胡適那時的有些觀念還基本在傳統之中。1914年他參觀波士頓圖書館，見「藏書既少，而尤鮮佳者，《三國演義》《古今奇觀》《大紅袍》等書皆在焉」。在中國舊小說中，《三國》的確不是胡適最欣賞者，但後來逐漸「激進」起來時，也曾把《三國》捧得很高。此時卻作為藏書不佳的例證，正是典型的士大夫觀念。而且，胡適在留學時所做日記及其他文字仍用古文。他二十歲寫《康南耳君傳》，「我那時還寫古文，現在看起那個調子來覺得有點難為情。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這是晚年倒放電影時才覺得「難為情」，當時卻不然。他寫該傳的結論部分，不過三百餘字，竟「終日始成」，不禁慨嘆「久矣餘之不親古文，宜其艱如是也」。[13]則知雖因久不做古文而筆已生疏，口氣還是親切的。值得一提的是，林譯小說一般要到新文化運動之後才較多被人用為古文範本（詳後），胡適真要算林紓少見的知音了。
前麵說過，胡適的防守心態甚強，每遇壓力，必有反彈，壓力越大，反彈越強。他之所以走上文學革命的道路，外來的壓力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他自己所說，「一連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漸的強迫我採取了」激進的立場。這些外在因素當然也不都是壓力，比如胡適提到的「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就是康乃爾附近來了一個中國女學生陳衡哲。陳女士觸動胡適的，也許不及她觸動後來的夫君任鴻雋的多（至少從被觸動者的一麵是如此）。胡適在離開康大到哥大時，先以「我詩君文兩無敵」與任鴻雋劃分了文學領域的「勢力範圍」。可是一向被胡適視為忠厚的任鴻雋，在與胡適辯論詩的形式時一直不讓步，多少有在陳女士麵前爭勝的心理在起作用。任鴻雋暗示胡適的詩言之無文。他說，中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所以，解救的辦法在加強學問而不是在文學形式上做文章。他特別指出：「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14]忠厚的任氏尚且不讓步甚而進攻，當然更促進了胡適的「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