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已在考慮固有文明的淪亡和輸入文明的收受問題，識見確高於時人。但他在「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的時候，卻可以置祖國目下是否即亡於不問，邏輯上多少有些問題。約略同時陳獨秀因痛疾而倡言「國不足愛，國亡不足懼」；章士釗提出「故知吾國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一向主張推動長遠之社會教育的梁啓超也說：「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無道也。」[44]胡適見此文，覺「其言甚與吾意合」。因為梁也在講「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更與胡適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慮國亡之後的存國之道。
那時回國不久的留美學生許肇南給胡適寫信說：「在理，以吾國現在人心社會，若不亡國，亦非天理。」許氏據因果相尋之理以為，中國人「造孽太久」而不易解脫，「欲揚眉吐氣，為強國之民」，要在好幾代人之後了。現在隻有像曾國藩所說，「不問收穫，且問耕耘」，盡自己責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這些觀念，後來胡適都愛掛在口上。他在幾天之後，即已發展出所謂「活馬做死馬醫」的觀點。胡適也認為，中國當時國事敗壞已達「不可收拾」的程度，小修小補已不能收效。必須「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猶有死灰復燃之一日」。這裏的「死灰復燃」，即是把中國視為已亡。胡適的理由是，對活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結果是「終於必死」。倒不如「斬釘截鐵，認作已死，然後敢拔本清源，然後忍斬草除根」。[45]
這麽多人對亡國問題所持的看法都非常相近，說明這至少是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共識。他們共同的超越立場，很能從一個側麵表現出歷來主張道高於治的中國讀書人在追求一個超越於國家民族的高遠目標的同時無意中將自己置於國家民族之上的特點。在民初新舊過渡之時代，如果說梁、章二人已近「功成身退」的階段，或可代表傳統的「士」的餘蔭；陳、胡則是即將升起的新星，應屬名副其實的新興「知識人」的範圍。雙方在這一點上，觀念竟然如此接近。在其潛意識中，大約都有顧炎武關於「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影子在。[46]清季人常說「亡國亡種」，這裏的「種」，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取向定義的「天下」。所以國可以亡，新舊士人仍可以去盡「收拾民族」之責以保「天下」。
從現實層麵看，如果可以視中國為已亡，則無論進行怎樣的破壞，都不致過分。中國的激進化，又多了一層理論的支持。這正是胡適後來愛說的「正義的火氣」的一個出處。超越於國家民族之上的新舊讀書人既可以置中國當下是否亡於不顧，也可以從為國家民族造不亡的遠因這一正義目的出發去「拔本清源、斬草除根」。中國士人一向推崇「當仁不讓於師」的特立獨行風尚，其在擔任「社會的良心」時所受的製約，又基本上全在個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義的火氣」就最難抑製，而近代中國的激進化就愈發不可收拾了。
的確，與許多同時代人一樣，胡適也一向以為救亡已刻不容緩，他的留學日記中常可見到「今日急務」「今日先務」一類的詞語，很能體現那時中國讀書人的緊迫感。所以胡適有時也確實主張故意激進。他在1916年答江亢虎信中說：「今日思想閉塞，非有『洪水猛獸』之驗，不能收振聵發聾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雲亦雲，不敢為『洪水猛獸』耳。」胡適本人就是中國社會思想演變激進化這一大趨勢的產物，他也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帶著他找到的「真正的最後解決」方案回國從事其再造文明的誌業。
民初時勢造英雄的大局已經形成，而胡適確有許多他人不可及之處：他素有做國人導師的願望，並為之做了大量的準備；他處處把中西聯繫起來進行對比考察，實際是要達到中外平等，故能從中西文化競爭和收受的層麵觀察問題；他為解決中國問題找到的最後解決方案就是以教育再造中國文明並立誌為之奮鬥，終生不渝。這種種條件匯集在一起，就把胡適推到了極少數精英的前列。
而胡適在考慮歸國的問題時，對自己將要在中國扮演的社會角色也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識。他有時似乎喜歡將自己願意擔任的社會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引他論述傳教士的真正價值「在於外國傳教士就像一個歸國留學生一樣，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他在《非留學篇》中明言：中國正處於「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而中西新舊兩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學即「過渡之舟楫」。作為留學生的胡適，帶回新的觀點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過渡」，即為他當然的誌業。
* * *
[1] 胡適日記，1911年10月27日、1912年11月10日。
[2] 胡適日記，1912年11月19、21、22日，1914年11月6日。
[3] 《年譜》，第41頁；胡適：《中國與民主》，收1915年8月日記中；胡適日記，1916年1月11、31日。
[4]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1日。
[5]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18頁。
[6] 《胡適詩存》，第11頁。
[7] 《談話錄》，第169—70頁；《胡適致鄉友信》（1910年9月25日，郵戳日），轉引自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胡適研究叢錄》，第85—86頁。
那時回國不久的留美學生許肇南給胡適寫信說：「在理，以吾國現在人心社會，若不亡國，亦非天理。」許氏據因果相尋之理以為，中國人「造孽太久」而不易解脫，「欲揚眉吐氣，為強國之民」，要在好幾代人之後了。現在隻有像曾國藩所說，「不問收穫，且問耕耘」，盡自己責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這些觀念，後來胡適都愛掛在口上。他在幾天之後，即已發展出所謂「活馬做死馬醫」的觀點。胡適也認為，中國當時國事敗壞已達「不可收拾」的程度，小修小補已不能收效。必須「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猶有死灰復燃之一日」。這裏的「死灰復燃」，即是把中國視為已亡。胡適的理由是，對活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結果是「終於必死」。倒不如「斬釘截鐵，認作已死，然後敢拔本清源，然後忍斬草除根」。[45]
這麽多人對亡國問題所持的看法都非常相近，說明這至少是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共識。他們共同的超越立場，很能從一個側麵表現出歷來主張道高於治的中國讀書人在追求一個超越於國家民族的高遠目標的同時無意中將自己置於國家民族之上的特點。在民初新舊過渡之時代，如果說梁、章二人已近「功成身退」的階段，或可代表傳統的「士」的餘蔭；陳、胡則是即將升起的新星，應屬名副其實的新興「知識人」的範圍。雙方在這一點上，觀念竟然如此接近。在其潛意識中，大約都有顧炎武關於「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影子在。[46]清季人常說「亡國亡種」，這裏的「種」，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取向定義的「天下」。所以國可以亡，新舊士人仍可以去盡「收拾民族」之責以保「天下」。
從現實層麵看，如果可以視中國為已亡，則無論進行怎樣的破壞，都不致過分。中國的激進化，又多了一層理論的支持。這正是胡適後來愛說的「正義的火氣」的一個出處。超越於國家民族之上的新舊讀書人既可以置中國當下是否亡於不顧，也可以從為國家民族造不亡的遠因這一正義目的出發去「拔本清源、斬草除根」。中國士人一向推崇「當仁不讓於師」的特立獨行風尚，其在擔任「社會的良心」時所受的製約，又基本上全在個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義的火氣」就最難抑製，而近代中國的激進化就愈發不可收拾了。
的確，與許多同時代人一樣，胡適也一向以為救亡已刻不容緩，他的留學日記中常可見到「今日急務」「今日先務」一類的詞語，很能體現那時中國讀書人的緊迫感。所以胡適有時也確實主張故意激進。他在1916年答江亢虎信中說：「今日思想閉塞，非有『洪水猛獸』之驗，不能收振聵發聾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雲亦雲，不敢為『洪水猛獸』耳。」胡適本人就是中國社會思想演變激進化這一大趨勢的產物，他也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帶著他找到的「真正的最後解決」方案回國從事其再造文明的誌業。
民初時勢造英雄的大局已經形成，而胡適確有許多他人不可及之處：他素有做國人導師的願望，並為之做了大量的準備；他處處把中西聯繫起來進行對比考察，實際是要達到中外平等，故能從中西文化競爭和收受的層麵觀察問題；他為解決中國問題找到的最後解決方案就是以教育再造中國文明並立誌為之奮鬥，終生不渝。這種種條件匯集在一起，就把胡適推到了極少數精英的前列。
而胡適在考慮歸國的問題時，對自己將要在中國扮演的社會角色也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識。他有時似乎喜歡將自己願意擔任的社會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引他論述傳教士的真正價值「在於外國傳教士就像一個歸國留學生一樣，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他在《非留學篇》中明言：中國正處於「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而中西新舊兩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學即「過渡之舟楫」。作為留學生的胡適，帶回新的觀點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過渡」，即為他當然的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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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日記，1911年10月27日、1912年11月10日。
[2] 胡適日記，1912年11月19、21、22日，1914年11月6日。
[3] 《年譜》，第41頁；胡適：《中國與民主》，收1915年8月日記中；胡適日記，1916年1月11、31日。
[4]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1日。
[5]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18頁。
[6] 《胡適詩存》，第11頁。
[7] 《談話錄》，第169—70頁；《胡適致鄉友信》（1910年9月25日，郵戳日），轉引自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胡適研究叢錄》，第85—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