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是教會的禮拜日，胡適在本城的長老會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國的機會」為題發表演說，到耶教的本壘去攻擊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胡適再次援用他的「雙重標準」理論，指斥傳教士隻有在處理國內事務時才稱得上基督徒，一旦進入國際事務，他們都不復是基督徒了。他說，現在那些基督教國家實際上隻認暴力為權威，置弱小國家的權益於不顧，並將國家獲利、商業所得和領土掠奪置於公平正義之上。一句話，胡適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愛和正義的理想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準則——強權就是公理的準則之上！」這是胡適對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擊，其背後隱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給他帶來的不安和激憤。[39]
胡適並直接指出，當年德國奪取膠州灣和法國侵占廣州灣，都是以一兩個傳教士被殺害為藉口。也就是說，個別傳教士的死早已成為所謂基督教國家進行領土掠奪的理由。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創自由平等之人卻對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當胡適提出這些基督教國家的行為應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負責時，他的意思實際上已比章太炎進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國，則中國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義和團運動本是近代所有中外衝突中胡適最感不能為中國辯護者，但現在他已認為西方也要為此負一部分責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胡適見此消息，「不禁麵紅耳熱，為吾國愧也！」土耳其政府本來一直要與列強談判解決此問題，而列強則要先觀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維持治安，並以此為由拖延談判。結果土政府乘歐戰之機，一舉廢除之，「不復與列強為無效之談判矣」。[40]胡適的口氣是明顯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麵的。他當然更希望中國也能這樣做。這才是胡適民族主義真情的體現。
胡適之所以不能在意識的層麵完全接受民族主義，是因為他覺得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胡適給自己下的一個定義是「行文頗大膽，苦思欲到底」。他還有個法寶，有時思不到底時便「展緩判斷」。1914年1月下旬，胡適自稱近來頗以「有倡以孔教為國教者」一事「縈心」。其實這是他為康大基督教青年會所請，要在「宗教之比較研究」係列講演中擔任「中國古代之國教」「孔教」和「道教」三題目。但胡適因此提出許多問題，從立國是否須有宗教，到中國，再到孔教的定義和內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國古代其他諸子學說可否並尊，最後還想到如不當有宗教，則何以易之。所思甚寬而極細，條析論列，層層進逼，邏輯性相當強。胡適一向主張要有思想能思想，觀此次關於孔教的思考所提的問題，知其的確比大多數人能思想。當他覺得有問題不能解決時，就寫下來「供後日研思」。[41]則其在不能決時便展緩判斷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學實驗主義而後有之。這一點在他對民族主義的認知上也有體現。
1917年3月，報載王闓運去世。胡適想起十年前讀其《湘綺樓箋啟》，王氏曾說，八國聯軍入北京而不能滅我，更談不上瓜分中國。而且，中國人「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當時「讀之甚憤，以為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如今「思想亦已變更」，覺得王所說「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其實正合中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故不應以後出之外國學說責中國舊學家。這引起胡適對民族主義進行係統的反思，他從「去無道而就有道」之理論證民族主義說：「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即「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中國人推翻「滿清」，即因滿人實已不能治漢族。但若所得不過袁世凱，不見得比「滿清」好，則「不以其為同種而姑容之」。若在袁與威爾遜之間選擇，「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42]
但胡適也覺這樣主動選擇外國人治中國到底有點不太妥當，又自解說，要點還在「終」字上，「今雖未必然，終久必然也」。可是他發現這實是「遁辭」，於理無法再論；又以威爾遜所說的「政府之權力生於被統治者之承認」來論證民族主義，仍發現承認也須有標準，是以種族為標準還是以政治之良否為標準，皆回到前麵的兩個論據上，故「終不能決也」。這是胡適「展緩判斷」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現。實際上胡適是在為他在意識的層麵不能服膺民族主義化解。民族主義的各種「前提」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義本身也就「不能單獨成立」，當然可以不尊奉。所以，胡適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今之挾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此時他是反對有人「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的，但是他又展緩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做出選擇的「判斷」。二十年之後，當日本的侵略再次緊迫時，他會發現自己也不得不認同於他本來十分不欣賞的國民黨政權。不管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是否成立，他終於以此為基礎做出了判斷。
* * *
在更廣義的層麵，胡適早已找到了他那「遠為深奧」的「真正的最後解決」之道。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許怡蓀的信中說：「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製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他堅持認為：「倘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應該做的，是「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這造不能亡之因的辦法，就是他一直強調的興教育辦國立大學。胡適重申，一國無高等學位授受之地，則「固有之文明日即於淪亡，而輸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適用，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43]
胡適並直接指出，當年德國奪取膠州灣和法國侵占廣州灣，都是以一兩個傳教士被殺害為藉口。也就是說，個別傳教士的死早已成為所謂基督教國家進行領土掠奪的理由。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創自由平等之人卻對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當胡適提出這些基督教國家的行為應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負責時，他的意思實際上已比章太炎進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國，則中國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義和團運動本是近代所有中外衝突中胡適最感不能為中國辯護者，但現在他已認為西方也要為此負一部分責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胡適見此消息，「不禁麵紅耳熱，為吾國愧也！」土耳其政府本來一直要與列強談判解決此問題，而列強則要先觀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維持治安，並以此為由拖延談判。結果土政府乘歐戰之機，一舉廢除之，「不復與列強為無效之談判矣」。[40]胡適的口氣是明顯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麵的。他當然更希望中國也能這樣做。這才是胡適民族主義真情的體現。
胡適之所以不能在意識的層麵完全接受民族主義，是因為他覺得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胡適給自己下的一個定義是「行文頗大膽，苦思欲到底」。他還有個法寶，有時思不到底時便「展緩判斷」。1914年1月下旬，胡適自稱近來頗以「有倡以孔教為國教者」一事「縈心」。其實這是他為康大基督教青年會所請，要在「宗教之比較研究」係列講演中擔任「中國古代之國教」「孔教」和「道教」三題目。但胡適因此提出許多問題，從立國是否須有宗教，到中國，再到孔教的定義和內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國古代其他諸子學說可否並尊，最後還想到如不當有宗教，則何以易之。所思甚寬而極細，條析論列，層層進逼，邏輯性相當強。胡適一向主張要有思想能思想，觀此次關於孔教的思考所提的問題，知其的確比大多數人能思想。當他覺得有問題不能解決時，就寫下來「供後日研思」。[41]則其在不能決時便展緩判斷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學實驗主義而後有之。這一點在他對民族主義的認知上也有體現。
1917年3月，報載王闓運去世。胡適想起十年前讀其《湘綺樓箋啟》，王氏曾說，八國聯軍入北京而不能滅我，更談不上瓜分中國。而且，中國人「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當時「讀之甚憤，以為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如今「思想亦已變更」，覺得王所說「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其實正合中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故不應以後出之外國學說責中國舊學家。這引起胡適對民族主義進行係統的反思，他從「去無道而就有道」之理論證民族主義說：「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即「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中國人推翻「滿清」，即因滿人實已不能治漢族。但若所得不過袁世凱，不見得比「滿清」好，則「不以其為同種而姑容之」。若在袁與威爾遜之間選擇，「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42]
但胡適也覺這樣主動選擇外國人治中國到底有點不太妥當，又自解說，要點還在「終」字上，「今雖未必然，終久必然也」。可是他發現這實是「遁辭」，於理無法再論；又以威爾遜所說的「政府之權力生於被統治者之承認」來論證民族主義，仍發現承認也須有標準，是以種族為標準還是以政治之良否為標準，皆回到前麵的兩個論據上，故「終不能決也」。這是胡適「展緩判斷」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現。實際上胡適是在為他在意識的層麵不能服膺民族主義化解。民族主義的各種「前提」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義本身也就「不能單獨成立」，當然可以不尊奉。所以，胡適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今之挾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此時他是反對有人「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的，但是他又展緩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做出選擇的「判斷」。二十年之後，當日本的侵略再次緊迫時，他會發現自己也不得不認同於他本來十分不欣賞的國民黨政權。不管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是否成立，他終於以此為基礎做出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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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廣義的層麵，胡適早已找到了他那「遠為深奧」的「真正的最後解決」之道。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許怡蓀的信中說：「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製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他堅持認為：「倘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應該做的，是「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這造不能亡之因的辦法，就是他一直強調的興教育辦國立大學。胡適重申，一國無高等學位授受之地，則「固有之文明日即於淪亡，而輸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適用，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