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胡適把日本以島夷稱雄看成中國人之大恥表明他仍是從文化上思考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胡適一直持一種文化的國恥觀。還在《競業旬報》時期，他已指出「國是人人都要愛的，愛國是人人本分之事」。又說：「男子首宜愛國，方為盡分。」《競業旬報》的五條宗旨之一就是「要愛我們的祖國」。胡適更強調指出：「愛國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國的光榮歷史，不可忘記。忘記了自己祖國的歷史，便處處卑鄙齷齪，甘心作人家的牛馬奴隸了。你看現在的人，把我們祖國的光榮歷史忘記了，便甘心媚外，處處說外國人好，說中國人不好，哪裏曉得他們祖宗原是很光榮的，不過到了如今，生生地，給這班不爭氣的子孫糟蹋了。」[10]
胡適到美國不久，參加了一次中國學生基督教會的夏令營，其中一天的討論題目是「孔教之效果」，由傳教士李佳白主講。言孔教而由美國人主講，在胡適已覺是「一恥」。會後，有名為比奇（beach，不知是否即曾在山東傳教的畢海瀾han p.beach）者說，中國學生「今日有大患，即無人研求舊學」。比奇又「大稱朱子之功」。胡適聞之，「如芒在背」。這是胡適後來以國無大學為國恥的先聲。幾年後，他仍感慨地說，他所遇歐洲學生，無論何國之人，「皆深知其國之歷史政治，通曉其國之文學」。隻有中國和美國的學生，才「懵然於其祖國之文明歷史政治」。他對於中國學生沒有幾人能通曉中國文化傳統，深以為「可恥」。[11]
胡適對歐洲學生的認知，或不免有誤解誇大處。因為他自己那時除較知歐洲之文學外，並不太知其歷史政治，實無從判斷別人是否「深知」，想來遇到膽大敢說者即以為是深知了。而美國大學生，胡適見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他發現美國大學生最關心的是運動競賽的成敗，其「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與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12]
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以為恥的中國留學生的狀況，卻不幸是準確的。胡適在《非留學篇》中說：「今留學界之大病，在於數典忘祖。」那時留美學生的主體是沿海各省教會學校畢業生，不少人連中文都搞不通順，有的甚至不會，自然談不上讀歷史文學舊籍，也難怪其不知中國之固有文明。這種情形到胡適的學生羅家倫留學時仍變化不大，羅每慨嘆之。胡適以為，「留學生而不講習祖國文字，不知祖國學術文明」的結果，流弊有二。首先就是無自尊心。因為不知本國古代文化之發達、文學之優美、歷史之光榮、民俗之敦厚，則一見他國物質文明之進步，必「驚嘆顛倒，以為吾國視此真有天堂地獄之別。於是由驚嘆而艷羨，由艷羨而鄙棄故國，出主入奴之勢成矣」。到這些人回國，自然會「欲舉吾國數千年之禮教文字風節俗尚，一掃而空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胡適是當時中國少數幾個有意識地以昔日的光榮來激發愛國心的有心人。他在提出慎選留學生的辦法時，曾列出一些「萬不可少之資格」，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他自己入康大時不具備的。這有點像他後來所開列之「最低限度之國學書目」。但更有可能是他根據自己不得不經常自我補課的經驗發現，如果出國前能達到他所希望的水平則到國外後必能學到更多西方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把「國學、文學和史學」列為首要的三項資格，其目的，則「國文所以為他日介紹文明之利器也；經籍文學，欲令知吾國故文明之一斑也；史學，欲令知祖國歷史之光榮也。皆所以興起其愛國之心也」（《非留學篇》）。
對胡適的《非留學篇》頗為稱許的前廣東革命黨人鍾榮光對胡適說：「教育不可無方針。君之方針，在造人格；吾之方針，在造文明。」其實胡適處處在講造文明，鍾氏正是看到了胡適特別強調注重人之愛國心的言外之意。胡適每受人稱許，就要下決心努力以副其望，而且他又善假於物。後來胡適說得更多的，就是為中國再造文明。但他心裏，仍認為造人更重要。兩年後他在給許怡蓀的信中說：「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他希望「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胡適在同一年送任鴻雋的詩中仍說：「救國千萬事，造人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13]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認為有百十個像他和任鴻雋那樣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國，其精英觀念是明顯的。在這首詩中，胡適也指出，「眼裏新少年，輕薄不可靠」，所說的即是那些「數典忘祖」的留學生。他們既然連中文都不通不會，實際上也不能輸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國語國文教學著書，「則其所學，雖極高深精微，於莽莽國人，有何益乎？其影響所及，終不能出一課堂之外也。」這些人學問再高深，也不能「傳其學於國人，僅能作一外國文教員以終身耳」。又能輸入多少文明，又能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多大益處呢！而胡適自己就不一樣了，因為他是能以中文作文的。所以，胡適強調，中國之教育，必須「以國內教育為主，而以國外留學為振興國內教育之預備」（《非留學篇》）。
胡適因而進一步提出「教育救國」的大目標。他認為中國「今日處新舊過渡青黃不接之秋，第一急務，在於為中國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為已到不得不為的境地。「吾國居今日而欲與歐美各國爭存於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適指出：「吾國之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中國今日既然處在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則在造新文明時，既不能「盡去其舊而惟新是謀」，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遺其精神」。必須「先周知我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須知人與我相異之處果何在，然後可以取他人所長，補我所不足；折衷新舊，貫通東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隻有這樣，中國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之一日」（《非留學篇》）。
胡適到美國不久，參加了一次中國學生基督教會的夏令營，其中一天的討論題目是「孔教之效果」，由傳教士李佳白主講。言孔教而由美國人主講，在胡適已覺是「一恥」。會後，有名為比奇（beach，不知是否即曾在山東傳教的畢海瀾han p.beach）者說，中國學生「今日有大患，即無人研求舊學」。比奇又「大稱朱子之功」。胡適聞之，「如芒在背」。這是胡適後來以國無大學為國恥的先聲。幾年後，他仍感慨地說，他所遇歐洲學生，無論何國之人，「皆深知其國之歷史政治，通曉其國之文學」。隻有中國和美國的學生，才「懵然於其祖國之文明歷史政治」。他對於中國學生沒有幾人能通曉中國文化傳統，深以為「可恥」。[11]
胡適對歐洲學生的認知，或不免有誤解誇大處。因為他自己那時除較知歐洲之文學外，並不太知其歷史政治，實無從判斷別人是否「深知」，想來遇到膽大敢說者即以為是深知了。而美國大學生，胡適見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他發現美國大學生最關心的是運動競賽的成敗，其「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與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12]
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以為恥的中國留學生的狀況，卻不幸是準確的。胡適在《非留學篇》中說：「今留學界之大病，在於數典忘祖。」那時留美學生的主體是沿海各省教會學校畢業生，不少人連中文都搞不通順，有的甚至不會，自然談不上讀歷史文學舊籍，也難怪其不知中國之固有文明。這種情形到胡適的學生羅家倫留學時仍變化不大，羅每慨嘆之。胡適以為，「留學生而不講習祖國文字，不知祖國學術文明」的結果，流弊有二。首先就是無自尊心。因為不知本國古代文化之發達、文學之優美、歷史之光榮、民俗之敦厚，則一見他國物質文明之進步，必「驚嘆顛倒，以為吾國視此真有天堂地獄之別。於是由驚嘆而艷羨，由艷羨而鄙棄故國，出主入奴之勢成矣」。到這些人回國，自然會「欲舉吾國數千年之禮教文字風節俗尚，一掃而空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胡適是當時中國少數幾個有意識地以昔日的光榮來激發愛國心的有心人。他在提出慎選留學生的辦法時，曾列出一些「萬不可少之資格」，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他自己入康大時不具備的。這有點像他後來所開列之「最低限度之國學書目」。但更有可能是他根據自己不得不經常自我補課的經驗發現，如果出國前能達到他所希望的水平則到國外後必能學到更多西方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把「國學、文學和史學」列為首要的三項資格，其目的，則「國文所以為他日介紹文明之利器也；經籍文學，欲令知吾國故文明之一斑也；史學，欲令知祖國歷史之光榮也。皆所以興起其愛國之心也」（《非留學篇》）。
對胡適的《非留學篇》頗為稱許的前廣東革命黨人鍾榮光對胡適說：「教育不可無方針。君之方針，在造人格；吾之方針，在造文明。」其實胡適處處在講造文明，鍾氏正是看到了胡適特別強調注重人之愛國心的言外之意。胡適每受人稱許，就要下決心努力以副其望，而且他又善假於物。後來胡適說得更多的，就是為中國再造文明。但他心裏，仍認為造人更重要。兩年後他在給許怡蓀的信中說：「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他希望「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胡適在同一年送任鴻雋的詩中仍說：「救國千萬事，造人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13]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認為有百十個像他和任鴻雋那樣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國，其精英觀念是明顯的。在這首詩中，胡適也指出，「眼裏新少年，輕薄不可靠」，所說的即是那些「數典忘祖」的留學生。他們既然連中文都不通不會，實際上也不能輸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國語國文教學著書，「則其所學，雖極高深精微，於莽莽國人，有何益乎？其影響所及，終不能出一課堂之外也。」這些人學問再高深，也不能「傳其學於國人，僅能作一外國文教員以終身耳」。又能輸入多少文明，又能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多大益處呢！而胡適自己就不一樣了，因為他是能以中文作文的。所以，胡適強調，中國之教育，必須「以國內教育為主，而以國外留學為振興國內教育之預備」（《非留學篇》）。
胡適因而進一步提出「教育救國」的大目標。他認為中國「今日處新舊過渡青黃不接之秋，第一急務，在於為中國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為已到不得不為的境地。「吾國居今日而欲與歐美各國爭存於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適指出：「吾國之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中國今日既然處在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則在造新文明時，既不能「盡去其舊而惟新是謀」，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遺其精神」。必須「先周知我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須知人與我相異之處果何在，然後可以取他人所長，補我所不足；折衷新舊，貫通東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隻有這樣，中國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之一日」（《非留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