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國」最重要的方針，就是辦中國自己的大學。「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積聚而保存；而輸入之文明，亦有所依歸而同化。」因為，「大學乃一國教育學問之中心。無大學，則一國之學問無所折衷，無所歸宿，無所附麗，無所繼長增高。」就眼前看，中國人還必須留學，「以己所無有，故不得不求於人。」留學的目的，就是「乞醫國之金丹」，攜之以歸，「以他人之所長，補我之不足。庶令吾國古文明，得新生機而益發揚張大，為神州造一新舊泯合之新文明。」所謂「植才異國，輸入文明，以為吾國造新文明之張本」。大學的作用，尤在不使「輸入之文明，皆如舶來之入口貨，一入口立即銷售無餘，終無繼長增高之望。」無論如何，留學是以不留學為目的。「留學乃一時緩急之計，而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如果後者不能成功，則學子不得不長期留學，將「永永北麵受學稱弟子國」。而「神州新文明之夢，終成虛願耳」（《非留學篇》）。
具體言之，自己曾從農科轉到文科的胡適特別主張重文科，興國學。他說：「即令工程之師遍於中國，遂可以致吾國於富強之域乎？」實際上，中國的諸多問題都不是「算學之程式、機械之圖形」可以解決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機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為它們所關係者不止是一路一礦的枝節問題，而是「國家種姓文化存亡之樞機」。胡適以梁啓超和詹天佑對中國的影響為例，說明文理科是本，實業是末，中國人「決不可忘本而逐末」。胡適認為，辦國立大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昌明國學。他說：「今國學荒廢極矣。有大學在，設為專科，有誌者有所肄習，或尚有國學昌明之一日。」無大學，「則全國乃無地可習吾國高等文學」。他之所以覺得把中國比作睡獅不如比作等待愛情之吻的睡美人，就因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於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隻要中國醒來換上時裝，就可以「百倍舊姝媚」。[14]
1915年初，胡適的英文老師亞當斯問他：「中國有大學乎？」胡適不好意思，「無以對也」。老師告訴他：「如中國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創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思潮新知識皆無所附麗。」故「國之先務，莫大於是」。不知是老師與他的觀念完全一致，還是胡適無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觀點投射到老師身上，總之胡適自己是覺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證。老師並鼓勵他說，「報國之義務莫急於此矣」。胡適回來慨嘆：「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裏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靜，再次感嘆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他發願說：「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國之康橋［今譯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5]胡適這裏所列的西方大學並不都是國立大學，可他願望中的中國大學，卻是國立的。其民族主義情緒，不能說不明顯。
二 世界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關懷
隻有充分理解胡適這種從在上海做「新人物」時已具有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才能領會他那著名的世界大同主義的真意。胡適自稱，他的大同主義是「經十餘次演說而來，始成一有統係的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那時他給大同主義或世界主義所下的英譯名詞是cosmopolitanism或internationalism（今譯國際主義），兩者意義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適在一開始時概念確實不十分肯定，後來才逐步發展確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傳時，特別注意把他所謂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區分開，以後者來發揮他稍後的「新和平主義」。[16]國際主義在意義上當然沒有世界主義那麽超越，其胸懷更小但卻更注重各自之國。這恰是胡適的世界主義一開始就有的特點，其實也是自然的發展。要了解胡適的世界大同主義思想，最好是從其發展進程來考察。
1912年10月，胡適在讀希臘史時，「忽念及羅馬所以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羅馬不少先哲「倡世界大同主義，雖其說未可厚非，然其影響所及，乃至見滅於戎狄，可念也」。可知此時他尚存晚清人的觀念，並不十分欣賞世界主義。到1913年初，胡適曾就他的「世界觀念」做演說，以為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者「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為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胡適給他的世界觀念下的定義是：「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他特別認為丁尼生的詩「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與他的見解暗合。這時胡適仍不欣賞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但已有了他的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現代世界主義」觀念。這個見解胡適後來講得不算多，實際一直保持。1917年時他還專門摘錄威爾遜的話，威氏說歐戰已使美國人不得不變成「世界公民」（此已與古希臘人之義不同），但並不因此減少其美國特色。[17]
具體言之，自己曾從農科轉到文科的胡適特別主張重文科，興國學。他說：「即令工程之師遍於中國，遂可以致吾國於富強之域乎？」實際上，中國的諸多問題都不是「算學之程式、機械之圖形」可以解決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機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為它們所關係者不止是一路一礦的枝節問題，而是「國家種姓文化存亡之樞機」。胡適以梁啓超和詹天佑對中國的影響為例，說明文理科是本，實業是末，中國人「決不可忘本而逐末」。胡適認為，辦國立大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昌明國學。他說：「今國學荒廢極矣。有大學在，設為專科，有誌者有所肄習，或尚有國學昌明之一日。」無大學，「則全國乃無地可習吾國高等文學」。他之所以覺得把中國比作睡獅不如比作等待愛情之吻的睡美人，就因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於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隻要中國醒來換上時裝，就可以「百倍舊姝媚」。[14]
1915年初，胡適的英文老師亞當斯問他：「中國有大學乎？」胡適不好意思，「無以對也」。老師告訴他：「如中國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創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思潮新知識皆無所附麗。」故「國之先務，莫大於是」。不知是老師與他的觀念完全一致，還是胡適無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觀點投射到老師身上，總之胡適自己是覺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證。老師並鼓勵他說，「報國之義務莫急於此矣」。胡適回來慨嘆：「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裏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靜，再次感嘆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他發願說：「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國之康橋［今譯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5]胡適這裏所列的西方大學並不都是國立大學，可他願望中的中國大學，卻是國立的。其民族主義情緒，不能說不明顯。
二 世界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關懷
隻有充分理解胡適這種從在上海做「新人物」時已具有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才能領會他那著名的世界大同主義的真意。胡適自稱，他的大同主義是「經十餘次演說而來，始成一有統係的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那時他給大同主義或世界主義所下的英譯名詞是cosmopolitanism或internationalism（今譯國際主義），兩者意義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適在一開始時概念確實不十分肯定，後來才逐步發展確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傳時，特別注意把他所謂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區分開，以後者來發揮他稍後的「新和平主義」。[16]國際主義在意義上當然沒有世界主義那麽超越，其胸懷更小但卻更注重各自之國。這恰是胡適的世界主義一開始就有的特點，其實也是自然的發展。要了解胡適的世界大同主義思想，最好是從其發展進程來考察。
1912年10月，胡適在讀希臘史時，「忽念及羅馬所以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羅馬不少先哲「倡世界大同主義，雖其說未可厚非，然其影響所及，乃至見滅於戎狄，可念也」。可知此時他尚存晚清人的觀念，並不十分欣賞世界主義。到1913年初，胡適曾就他的「世界觀念」做演說，以為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者「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為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胡適給他的世界觀念下的定義是：「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他特別認為丁尼生的詩「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與他的見解暗合。這時胡適仍不欣賞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但已有了他的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現代世界主義」觀念。這個見解胡適後來講得不算多，實際一直保持。1917年時他還專門摘錄威爾遜的話，威氏說歐戰已使美國人不得不變成「世界公民」（此已與古希臘人之義不同），但並不因此減少其美國特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