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初，胡適大約將此觀點告知他二哥，並主張「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結果遭到二哥痛斥，說他「喪心病狂」。時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北京政府的民眾支持率正高。二哥在4月22日回信中告訴他，革命黨人在國內很不得人心，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此後胡適的政治態度有明顯修正。在1915年一篇題為《中國與民主》的文章和1916年給韋蓮司父女的信中，他認為革命是進化過程中的必要階段，而他對中國的革命黨人也確實同情，但並不贊成當下即起一個革命，因為中國還沒有造好政府的必要條件。胡適並不像革命黨人那樣擔心袁世凱稱帝的問題。他指出，在中人以下者的心目中，「名」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廣大的中國青年一代雖然並不確切了解共和是怎麽回事，卻長期懷有共和的夢想。」在胡適看來，帝製派雖也愛國，但他們和袁一樣都屬於過去，其所作所為對「少年中國」的進程不會有什麽影響。「少年中國一直為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奮鬥；少年中國信奉民主，它相信獲得民主的惟一途徑就是實行民主。」[3]這裏已經出現了胡適以後公開談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堅持共和，主張以實行民主來獲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適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個好政府的條件。
換言之，胡適認為，中國的救亡不論是采革命還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須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礎。這就是他愛說的要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胡適這個思想的一個來源，大概是他的老師馬君武在約1906年的《別中國公學學生》一詩中號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國，發心造遠因。」[4]其根本基礎則是胡適在前引澄衷學堂時寫的文章中已表達出的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麵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那時他就特別指出當時人讀《天演論》側重的「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也就是民族競爭的思想。胡適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機下能「投袂奮興」的人中間的一個。國恥既因「學不能競」，同時也表現於學子「無學」，他終於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讀書人的觀念，認為民族競爭最終是落實在「學戰」之上，故在這方麵下功夫最深。而他找到的「最後的解決」也就在此，其有意識的一麵，重在思考文化碰撞與移入的問題；而其無意識的一麵，就是憂國家之將亡而思解救之道。總而言之，是要造使中國不亡的遠因；具體言之，就是為中國再造新文明。
餘英時師已注意到，胡適在留學期間「所最關懷的正是中西文化異同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傳統在麵臨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戰時究竟應該怎樣轉化的問題」。他這段時間的見解雖然在變，關懷的問題則始終如一。[5]如前所述，胡適在1914年已將中西之爭視為兩文明之爭。他以為，在西人為世界造新文明時，中國尚在酣睡。麵對「挾風鼓浪，蔽天而來」的新文明勢力，中國數千年之舊文明「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失敗之餘，隻有「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中國從數千年「東亞文明之領袖」一變而為「弟子國」，在胡適眼中乃是「天下之大恥」「吾國之大恥」。胡適之所以要「非」留學，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學是文化競爭失敗即「學不能競」的結果。
早在1907年，胡適在上海看輪舟快馳往來，「時見國旗飄舉，但不見，黃龍耳。」[6]其憂國家之將亡的心情，與當年胡林翼在長江上看見外國輪船飛駛時如出一轍。1910年胡適去美國，船經日本，見日人因朝鮮被正式併入日本而狂歡。他目睹朝鮮亡國，想起中國情形不佳，心裏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學上岸去看，我就沒有上岸去。」這個港口不知是哪一個，因為他途經日本長崎、神戶、橫濱時，「皆登岸一遊。但規模之狹，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所居屋矮可打頂，廣僅容膝，無幾無榻，作書寫字，即伏地為之。此種島夷，居然能駸駸稱雄於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恥哉！今日韓已合併矣。韓之不祀，伊誰之咎？吾國人猶熟視若無睹然，獨不念我之將為韓續耶？嗚呼，傷已！」[7]
1911年3月，二哥來信說到他在東北「細察情形」，發現「日人事事布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過十分之一分。將來此一分全滿後，恐東三省地圖之顏色又將改變」。胡適在兩三天後致友人的信即「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記中說，連日來「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其所和朋友詩已有「應憐何處容歸鶴，隻有相攜作鬼雄」的句子。這正是他所說的「天涯故人，時念故國」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的威脅也使他認識到「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8]
胡適所至外國，凡有所見，必與中國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經歷，應該讀過一些晚清人所寫的日本習俗正是中國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島夷」蔑視之，不知是否因為中國公學那些留日學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對日本輕視之心。胡適一生對西方那種又羨慕又忌恨的心態最多隻是若隱若現，但對曾向中國學習，如今卻學西方且頗成功的日本，則在羨慕仇視之餘，還帶有幾分輕蔑。不過他也曾讀過晚清人關於「黃白種爭」的言論，在更廣義的東西方文化之爭中，同為黃種的中日，又應當是盟友。此時他了解日本尚少，到美國後見日本的強大，逐漸認為日本是「完全歐化之國」，開始重視日本。胡適感到「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是大誤，曾下決心要好好研究日本文化。[9]後來歸國後接觸了錢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遊日本，眼見其進步之速，遠非中國可比，他對日本的觀感就更加大不一樣了，但對日本終存某種程度的小視之心。而胡適對日本的觀感變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對西方態度的消息。
換言之，胡適認為，中國的救亡不論是采革命還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須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礎。這就是他愛說的要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胡適這個思想的一個來源，大概是他的老師馬君武在約1906年的《別中國公學學生》一詩中號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國，發心造遠因。」[4]其根本基礎則是胡適在前引澄衷學堂時寫的文章中已表達出的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麵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那時他就特別指出當時人讀《天演論》側重的「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也就是民族競爭的思想。胡適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機下能「投袂奮興」的人中間的一個。國恥既因「學不能競」，同時也表現於學子「無學」，他終於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讀書人的觀念，認為民族競爭最終是落實在「學戰」之上，故在這方麵下功夫最深。而他找到的「最後的解決」也就在此，其有意識的一麵，重在思考文化碰撞與移入的問題；而其無意識的一麵，就是憂國家之將亡而思解救之道。總而言之，是要造使中國不亡的遠因；具體言之，就是為中國再造新文明。
餘英時師已注意到，胡適在留學期間「所最關懷的正是中西文化異同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傳統在麵臨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戰時究竟應該怎樣轉化的問題」。他這段時間的見解雖然在變，關懷的問題則始終如一。[5]如前所述，胡適在1914年已將中西之爭視為兩文明之爭。他以為，在西人為世界造新文明時，中國尚在酣睡。麵對「挾風鼓浪，蔽天而來」的新文明勢力，中國數千年之舊文明「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失敗之餘，隻有「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中國從數千年「東亞文明之領袖」一變而為「弟子國」，在胡適眼中乃是「天下之大恥」「吾國之大恥」。胡適之所以要「非」留學，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學是文化競爭失敗即「學不能競」的結果。
早在1907年，胡適在上海看輪舟快馳往來，「時見國旗飄舉，但不見，黃龍耳。」[6]其憂國家之將亡的心情，與當年胡林翼在長江上看見外國輪船飛駛時如出一轍。1910年胡適去美國，船經日本，見日人因朝鮮被正式併入日本而狂歡。他目睹朝鮮亡國，想起中國情形不佳，心裏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學上岸去看，我就沒有上岸去。」這個港口不知是哪一個，因為他途經日本長崎、神戶、橫濱時，「皆登岸一遊。但規模之狹，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所居屋矮可打頂，廣僅容膝，無幾無榻，作書寫字，即伏地為之。此種島夷，居然能駸駸稱雄於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恥哉！今日韓已合併矣。韓之不祀，伊誰之咎？吾國人猶熟視若無睹然，獨不念我之將為韓續耶？嗚呼，傷已！」[7]
1911年3月，二哥來信說到他在東北「細察情形」，發現「日人事事布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過十分之一分。將來此一分全滿後，恐東三省地圖之顏色又將改變」。胡適在兩三天後致友人的信即「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記中說，連日來「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其所和朋友詩已有「應憐何處容歸鶴，隻有相攜作鬼雄」的句子。這正是他所說的「天涯故人，時念故國」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的威脅也使他認識到「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8]
胡適所至外國，凡有所見，必與中國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經歷，應該讀過一些晚清人所寫的日本習俗正是中國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島夷」蔑視之，不知是否因為中國公學那些留日學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對日本輕視之心。胡適一生對西方那種又羨慕又忌恨的心態最多隻是若隱若現，但對曾向中國學習，如今卻學西方且頗成功的日本，則在羨慕仇視之餘，還帶有幾分輕蔑。不過他也曾讀過晚清人關於「黃白種爭」的言論，在更廣義的東西方文化之爭中，同為黃種的中日，又應當是盟友。此時他了解日本尚少，到美國後見日本的強大，逐漸認為日本是「完全歐化之國」，開始重視日本。胡適感到「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是大誤，曾下決心要好好研究日本文化。[9]後來歸國後接觸了錢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遊日本，眼見其進步之速，遠非中國可比，他對日本的觀感就更加大不一樣了，但對日本終存某種程度的小視之心。而胡適對日本的觀感變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對西方態度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