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胡適日記，1916年9月22日、10月23日；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40頁。
[21] 《胡覺致胡適》（1911年夏），《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8—79頁。
[22] 《胡母致胡適》（1913年7月7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2期，第82頁；胡適《先母行述》（1921年6月），《胡適文存》卷四，第240頁。
[23] 《胡母致胡適》（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2期，第79頁；胡適日記，1923年5月30日。
[24]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
[25] 胡適日記，1915年9月21日。
[26]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257頁。
[27]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頁。
[28] 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日、2月18日。
[29] 胡適日記，1914年1月25日、11月10日，1915年2月3日。
[30] 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29日。
[31]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80頁。
[32] 胡適日記，1911年3月12日。
[33] 胡適日記，1912年10月15、16日，1913年10月9日。
[34] 《口述自傳》，第38頁；胡適日記，1911年4月8、13日。
[35] 胡適日記，1911年5月11日、6月12日；《口述自傳》，第119頁。
[36]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9—20頁；胡適日記，1911年5月11日、6月3日、7月12日、8月25日、7月11日。
[37] 胡適日記，1911年4月15、21日，5月7日；《胡母致胡適》（1914年10月15日），《安徽史學》1990年第1期，第73頁。
[38] 《胡適致母》（1914年5月2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3期，第79頁；胡適日記，1914年1月29日，5月9日。
[39] 胡適日記，1914年5月31日、7月16日。
[40] 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6月1—12、20日。
[41] 本段與下段均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6月7日，下段並見8月16日日記。
[42]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0日。
[43]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6月30日，1925年9月日記中所附「南行雜記」，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內特同年3月5日致胡適信。
[44] 胡適日記，1914年7月12日、6月9日。
[45]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1月27日。
[46]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4日、1917年4月11日、1914年8月14日。
[47] 胡適日記，1916年6月9日；《談話錄》，第143頁；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2頁。
[48] 胡適日記，1917年1月27日；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2頁。
[49] 《口述自傳》，第51頁；《胡適致任鴻雋》（1916年7月26日），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適日記。
[50] 胡適日記，1915年8月29日。
第五章 關懷：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如果說留學七年是胡適「一生思想和誌業的定型時期」，他在這段時間究竟選擇了何種誌業呢？換言之，他「講學複議政」的打算是為了什麽？如果說胡適選擇的誌業是要為中國再造文明，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而最終使中國達到能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那麽，他又形成了什麽樣的思想呢？許多人會說胡適是個自由主義者，終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現代自由主義是毫無疑問的，但胡適在留學期間形成的有係統有特色的思想，則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義。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論上論證中國應有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貫穿在胡適誌業和思想裏麵的，就是對祖國深摯的愛，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的關懷。而胡適一生，又恰恰對民族主義始終有那麽幾分保留，常常被人稱作西化派。為什麽會出現這樣深具詭論意味的現象？要弄清這一點，不可不對胡適再造文明的誌業和他的世界主義進行認真的考察。
一 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
胡適既然立誌要做國人的導師，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關懷，就遠遠超過許多留美同學，所以別人才說他「知國內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國內政局的變化，並隨時做出反應。這些反應往往表達了胡適自己的政治觀念，而且反映了潛藏在這些政治觀念背後的思緒，值得略作參考。辛亥革命起，胡適起初擔心國家從此不能統一，想起頭一年所做的《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的語句，以為「竟成語讖」。一年以後，胡適的心情就輕鬆了許多，他從報上看到對他影響甚大的梁啓超歸國，京津人士都很歡迎，「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1]
1912年冬，中國局勢又呈亂象。在中國海關任職甚久的英人濮蘭德恰在美到處遊說，「詆毀吾民國甚至」。胡適「讀之甚憤」，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之。當濮蘭德到康大演說時，胡適當場起來質問，使其頗狼狽。濮蘭德的到處演說也使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感到激憤，群思抵製之方。胡適在康大的學生集會上建議成立一個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消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消除黨見以利國家的和平統一，是胡適對中國政治的一貫思想。1914年11月，他見報載汪精衛等與孫中山約，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開黨禁，赦免革命黨人，甚以為喜，以為這樣「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此事後來得知並不完全準確。但胡適認為解決時局的責任確實主要在政府一麵，如果「政府不許愛共和之誌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而奪其言論出版之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則舍激烈手段外別無他道」。簡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則革命終不能免。」胡適已表明了極強的希望中止內鬥以獲真統一的意願，但其立場基本仍在革命黨人一邊。[2]
[21] 《胡覺致胡適》（1911年夏），《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8—79頁。
[22] 《胡母致胡適》（1913年7月7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2期，第82頁；胡適《先母行述》（1921年6月），《胡適文存》卷四，第240頁。
[23] 《胡母致胡適》（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2期，第79頁；胡適日記，1923年5月30日。
[24]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
[25] 胡適日記，1915年9月21日。
[26]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257頁。
[27]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頁。
[28] 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日、2月18日。
[29] 胡適日記，1914年1月25日、11月10日，1915年2月3日。
[30] 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29日。
[31]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80頁。
[32] 胡適日記，1911年3月12日。
[33] 胡適日記，1912年10月15、16日，1913年10月9日。
[34] 《口述自傳》，第38頁；胡適日記，1911年4月8、13日。
[35] 胡適日記，1911年5月11日、6月12日；《口述自傳》，第119頁。
[36]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9—20頁；胡適日記，1911年5月11日、6月3日、7月12日、8月25日、7月11日。
[37] 胡適日記，1911年4月15、21日，5月7日；《胡母致胡適》（1914年10月15日），《安徽史學》1990年第1期，第73頁。
[38] 《胡適致母》（1914年5月2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3期，第79頁；胡適日記，1914年1月29日，5月9日。
[39] 胡適日記，1914年5月31日、7月16日。
[40] 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6月1—12、20日。
[41] 本段與下段均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6月7日，下段並見8月16日日記。
[42]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0日。
[43]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6月30日，1925年9月日記中所附「南行雜記」，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內特同年3月5日致胡適信。
[44] 胡適日記，1914年7月12日、6月9日。
[45]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1月27日。
[46]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4日、1917年4月11日、1914年8月14日。
[47] 胡適日記，1916年6月9日；《談話錄》，第143頁；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2頁。
[48] 胡適日記，1917年1月27日；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2頁。
[49] 《口述自傳》，第51頁；《胡適致任鴻雋》（1916年7月26日），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適日記。
[50] 胡適日記，1915年8月29日。
第五章 關懷：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如果說留學七年是胡適「一生思想和誌業的定型時期」，他在這段時間究竟選擇了何種誌業呢？換言之，他「講學複議政」的打算是為了什麽？如果說胡適選擇的誌業是要為中國再造文明，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而最終使中國達到能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那麽，他又形成了什麽樣的思想呢？許多人會說胡適是個自由主義者，終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現代自由主義是毫無疑問的，但胡適在留學期間形成的有係統有特色的思想，則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義。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論上論證中國應有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貫穿在胡適誌業和思想裏麵的，就是對祖國深摯的愛，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的關懷。而胡適一生，又恰恰對民族主義始終有那麽幾分保留，常常被人稱作西化派。為什麽會出現這樣深具詭論意味的現象？要弄清這一點，不可不對胡適再造文明的誌業和他的世界主義進行認真的考察。
一 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
胡適既然立誌要做國人的導師，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關懷，就遠遠超過許多留美同學，所以別人才說他「知國內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國內政局的變化，並隨時做出反應。這些反應往往表達了胡適自己的政治觀念，而且反映了潛藏在這些政治觀念背後的思緒，值得略作參考。辛亥革命起，胡適起初擔心國家從此不能統一，想起頭一年所做的《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的語句，以為「竟成語讖」。一年以後，胡適的心情就輕鬆了許多，他從報上看到對他影響甚大的梁啓超歸國，京津人士都很歡迎，「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1]
1912年冬，中國局勢又呈亂象。在中國海關任職甚久的英人濮蘭德恰在美到處遊說，「詆毀吾民國甚至」。胡適「讀之甚憤」，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之。當濮蘭德到康大演說時，胡適當場起來質問，使其頗狼狽。濮蘭德的到處演說也使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感到激憤，群思抵製之方。胡適在康大的學生集會上建議成立一個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消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消除黨見以利國家的和平統一，是胡適對中國政治的一貫思想。1914年11月，他見報載汪精衛等與孫中山約，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開黨禁，赦免革命黨人，甚以為喜，以為這樣「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此事後來得知並不完全準確。但胡適認為解決時局的責任確實主要在政府一麵，如果「政府不許愛共和之誌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而奪其言論出版之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則舍激烈手段外別無他道」。簡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則革命終不能免。」胡適已表明了極強的希望中止內鬥以獲真統一的意願，但其立場基本仍在革命黨人一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