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正在預備的留學生也並不止胡適一人。餘英時師注意到，胡適在1917年初訪友人朱經農時，朱即向他提出「我們預備要中國人十年後有什麽思想？」胡適立刻在日記中寫下：「此一問題最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耳。」[48]重要的是，由於像馬君武那樣「負國中重望」者並無意預備或預備不足，就給像胡適和朱經農這樣在國中本無聲望卻堅持預備者提供機會了。這再次表明對個人的歷史角色自覺與不自覺的重大差別。
胡適一生在內行麵前一開始似乎都不夠自信。在他公開演講許多次後，為提高技術，選修了一門暑假期間的演講課；但第一次被叫上台時，雖是7月，卻「仍然渾身發冷、發顫」，不扶著桌子就想不起講稿，極為緊張，就是一例。後來到北大用博士頭銜，甚至冒認他其實不願認同的古文家身份，又是一例。其成功的經歷，大致都有一個開始時的小挫折，如在上海初為小鄉下佬，在美國也一度有過波動，幾乎入了基督教；等等。但不甘落人後的胡適也有一個自我肯定的法寶。據他自己說，這種「戲台裏喝彩」雖是「人生最可憐的事，然亦未嚐無大用。蓋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賞識。其無人賞識之時，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對得起自己」。[49]凡不十分順利之時，胡適即靠此法寶自我保護。且胡適畢竟聰明過人，又有少時的特殊訓練，也的確能吃苦奮鬥；通常都能迅速扭轉局勢，小挫之後，繼以大成功。而小挫之後的成功比一帆風順有更深的印象，也更有鼓舞力。胡適在將離康大時贈別任鴻雋的詩中說：「寄此學者可千人，我詩君文兩無敵。」[50]自居留美學生做詩的首席，自信不可謂不足了。
胡適後來隻大膽懷疑別人，卻並不懷疑自己，甚至也不太準許別人懷疑自己，都是在上海開始建立、由庚款考試增強、再由在美國得獎鞏固起來的自信使然。第一階段使他知道他的特別的「先生」認同不隻是在上莊才成立；在上海這樣的大地方，在中國公學這樣的高級學府，他都證明了自己的秀異。庚款考試的成功，使胡適由上海激進青年中的彷徨者一躍而為全國性的精英，在美國的幾次得獎，進一步向自己證實了他的不同凡響。其中胡適較少提到的入選全美優秀大學生聯誼會，是一個重要的成就。胡適所得的什麽卜朗吟獎，雖然轟動，多半還因他是個來自「落後國家」的外國人；若在美國正式求職，那種獎未必上得了簡歷。至於那個什麽國際和平會的獎，金額雖高，是專為社會上一小部分人說法，更加沒有普遍的地位。倒是那個聯誼會的成員，表明他在美國一流大學常春藤盟校中也是佼佼者，是可以一直寫在簡歷上而為上流社會廣泛接受的。在胡適服膺的以西方標準為取捨的現代國際社會，胡適已達到最高標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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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63—74頁。
[2] 《談話錄》，第163頁；胡適：《中學生的修業與擇業》，《胡適作品集》第25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第206頁；《胡適致母》（1910年7月22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6頁。
[3]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7、9、36—39頁；朱文華：《胡適評傳》，第38頁。
[4] 本段及下段，《胡適致鄉友信》（1910年9月25日，郵戳日），轉引自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胡適研究叢錄》，第85—86頁。
[5] 《胡適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7頁；《口述自傳》，第35—36頁，唐先生評論散見於第41—48頁；胡適：《中國的政府》，《競業旬報》第28期，轉引自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29頁。
[6] 周楠：《胡校長為我出證明》，《胡適研究叢錄》，第48頁；《談話錄》，第166頁。
[7] 胡適日記，1915年7月8日、1911年4月10日、1914年10月19日。
[8] 胡適日記，1911年4月23日。
[9] 胡適日記，1911年6月18日及所附同月17日、21日給友人章希呂、許怡蓀的信。
[10] 本段與下段的討論參見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49—55頁；胡適日記，1912年10月12日、12月24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3月22日。
[11]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54—55頁。
[12] 《胡適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7頁；胡適日記，1911年6月3日；胡適：《非留學篇》。
[13] 胡適日記，1911年2月1日；胡覺信轉自《年譜》，第26頁；胡適日記，1917年6月1日。
[14] 《胡覺致胡適》（1911年夏），《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8頁；胡適日記，1917年6月1日。
[15] 《口述自傳》，第38—39頁；《胡覺致胡適》（1912年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81頁。
[16] 《胡母致胡適》（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2期，第79頁。
[17] 《胡適致母》（1914年7月23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3期，第80頁；胡適日記，1914年7月24日。
[18] 《年譜》，第40—42頁；《口述自傳》，第52—54頁；胡適日記，1915年7月5日。
[19] 《胡適致章希呂》（1911年6月17日），《胡適研究叢錄》，第225頁。
胡適一生在內行麵前一開始似乎都不夠自信。在他公開演講許多次後，為提高技術，選修了一門暑假期間的演講課；但第一次被叫上台時，雖是7月，卻「仍然渾身發冷、發顫」，不扶著桌子就想不起講稿，極為緊張，就是一例。後來到北大用博士頭銜，甚至冒認他其實不願認同的古文家身份，又是一例。其成功的經歷，大致都有一個開始時的小挫折，如在上海初為小鄉下佬，在美國也一度有過波動，幾乎入了基督教；等等。但不甘落人後的胡適也有一個自我肯定的法寶。據他自己說，這種「戲台裏喝彩」雖是「人生最可憐的事，然亦未嚐無大用。蓋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賞識。其無人賞識之時，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對得起自己」。[49]凡不十分順利之時，胡適即靠此法寶自我保護。且胡適畢竟聰明過人，又有少時的特殊訓練，也的確能吃苦奮鬥；通常都能迅速扭轉局勢，小挫之後，繼以大成功。而小挫之後的成功比一帆風順有更深的印象，也更有鼓舞力。胡適在將離康大時贈別任鴻雋的詩中說：「寄此學者可千人，我詩君文兩無敵。」[50]自居留美學生做詩的首席，自信不可謂不足了。
胡適後來隻大膽懷疑別人，卻並不懷疑自己，甚至也不太準許別人懷疑自己，都是在上海開始建立、由庚款考試增強、再由在美國得獎鞏固起來的自信使然。第一階段使他知道他的特別的「先生」認同不隻是在上莊才成立；在上海這樣的大地方，在中國公學這樣的高級學府，他都證明了自己的秀異。庚款考試的成功，使胡適由上海激進青年中的彷徨者一躍而為全國性的精英，在美國的幾次得獎，進一步向自己證實了他的不同凡響。其中胡適較少提到的入選全美優秀大學生聯誼會，是一個重要的成就。胡適所得的什麽卜朗吟獎，雖然轟動，多半還因他是個來自「落後國家」的外國人；若在美國正式求職，那種獎未必上得了簡歷。至於那個什麽國際和平會的獎，金額雖高，是專為社會上一小部分人說法，更加沒有普遍的地位。倒是那個聯誼會的成員，表明他在美國一流大學常春藤盟校中也是佼佼者，是可以一直寫在簡歷上而為上流社會廣泛接受的。在胡適服膺的以西方標準為取捨的現代國際社會，胡適已達到最高標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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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63—74頁。
[2] 《談話錄》，第163頁；胡適：《中學生的修業與擇業》，《胡適作品集》第25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第206頁；《胡適致母》（1910年7月22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6頁。
[3]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7、9、36—39頁；朱文華：《胡適評傳》，第38頁。
[4] 本段及下段，《胡適致鄉友信》（1910年9月25日，郵戳日），轉引自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胡適研究叢錄》，第85—86頁。
[5] 《胡適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7頁；《口述自傳》，第35—36頁，唐先生評論散見於第41—48頁；胡適：《中國的政府》，《競業旬報》第28期，轉引自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29頁。
[6] 周楠：《胡校長為我出證明》，《胡適研究叢錄》，第48頁；《談話錄》，第166頁。
[7] 胡適日記，1915年7月8日、1911年4月10日、1914年10月19日。
[8] 胡適日記，1911年4月23日。
[9] 胡適日記，1911年6月18日及所附同月17日、21日給友人章希呂、許怡蓀的信。
[10] 本段與下段的討論參見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49—55頁；胡適日記，1912年10月12日、12月24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3月22日。
[11] 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第54—55頁。
[12] 《胡適致母》（1911年1月1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7頁；胡適日記，1911年6月3日；胡適：《非留學篇》。
[13] 胡適日記，1911年2月1日；胡覺信轉自《年譜》，第26頁；胡適日記，1917年6月1日。
[14] 《胡覺致胡適》（1911年夏），《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78頁；胡適日記，1917年6月1日。
[15] 《口述自傳》，第38—39頁；《胡覺致胡適》（1912年春），《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第81頁。
[16] 《胡母致胡適》（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2期，第79頁。
[17] 《胡適致母》（1914年7月23日），《安徽史學》1989年第3期，第80頁；胡適日記，1914年7月24日。
[18] 《年譜》，第40—42頁；《口述自傳》，第52—54頁；胡適日記，1915年7月5日。
[19] 《胡適致章希呂》（1911年6月17日），《胡適研究叢錄》，第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