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吾所自造之鄉
胡適於1910年8月離滬，9月抵舊金山，休息兩日後，乘火車到達康乃爾大學，入農學院。胡適之所以選農學為專業，以及他後來的轉專業，都有二哥的影響。在胡適的心目中，二哥「是很有學問的，可惜早死了」。他出國前，「家兄特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學鐵路工程，或礦冶工程，他認為學了這些回來，可以復興家業，並替國家振興實業。不要我學文學、中學，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說這是沒有用的。當時我同許多人談論這個問題。以路礦都不感興趣，為免辜負兄長的期望，決定選讀農科，想做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不過，這可能也並非全是二哥的意思。胡適在考試前給母親的信中，已說到如果考不取，則擬回上海學習「德、法文及各種高等科學，以為明年再舉之計」。這裏的「各種高等科學」固然是為了考試，但是否也暗含著擇業方向的可能性呢？[2]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適在上海時就堅持學英文，提示了「當時的價值觀」，信然。但他繼而認為小胡適一度專心於算學是「中國文化吸引力的迅速減退」這一「時代潮流」的反映，似就太過；到後來說中國讀書人多選自然科學為專業是其「不斷深化的異化感」的標誌，也頗勉強。因為胡適還在中國公學時即已放棄對算學的熱情，但那幾年的時代潮流卻未見什麽特別的變化。而且胡適選農科為專業，在意識的層麵是否有那麽多層思慮的轉彎，都是需要證明的。近代中西新舊間的關係複雜，中國知識青年的嚮往科學，確有厭舊尊新之義。但「異化」的深淺，實因人而異。許多人「異化」的程度，其實也沒有我們今日想像的那麽深。以那時人的見解，科學為中國所缺，而文科則中國尚強，至少也有餘勇可賈。留學本要學中國所無者，當然以自然科學為正選。朱文華先生指出：「農科與茶葉的關係也很密切」，這是有所見之語。家裏開著茶葉鋪的胡適，那時又哪能夢見幾年後的飛升，既然要在自然科學方麵選，以保險計，也是選農科為佳。[3]
何況，如胡適自己所說，康乃爾大學是「農科最著名，為國家農科大學」。凡讀農科者不繳費，故「一年可省一百五十金，可謂大幸」。[4]這個經濟上的考慮，對至少在理論上有養家之責的青年胡適，肯定是重要的。胡適此時對康乃爾大學的了解也略有誤差。康大雖是私立，其農學院卻是政府資助的州立，所以免學費。胡適此時英文尚不甚佳，不知state一字在美國主要指州（早年譯作省）而非指國，故誤以為國立。到後來英文漸佳，在1914年1月23日的日記中，已知康大農學院是「省立」而非「國立」了。他所說的農科「最著名」，大約也有誤解的成分。像康乃爾大學這樣的常春藤名校，其農學院即使在那時的美國排名第一，在學校裏麵的地位也不可能到最著名的程度。胡適後來轉入的哲學係，倒真是康大的一塊牌子。這是否也是他轉係的原因，尚待考證。
初到美國，胡適即對美國社會大為傾倒。他說：「美國風俗極佳。此間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民無遊蕩，即一切遊戲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國之風。對此，真令人羨煞。」最後一句頗能道出胡適的心事。他對美國的種種雖然所知尚在表麵，卻暗中處處在與中國的情形比較。嘴上說的美國或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心中想的卻是中國的種種不如意的情景。西人在公眾場合的有禮貌和市容的清潔，多少年之前就使郭嵩燾以為是三代之治的重現，此時又再次感動了胡適。的確，以當時美中兩國城市的景象，若由一個無成見的外星人分別做一次幾日遊，恐怕印象的優劣也會和胡適的差不太多。
胡適對美國的許多好感，很可能就是因為那裏的一些「上等縉紳之家，待中國人極優，時邀吾輩赴其家座談」。美國人那種肯為自己民族自願宣傳的習俗，的確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而且，胡適住在紐約時還能請女傭打掃房間，其為買報紙而「步行」了六條街又「步行」回去，晚年都還記得以作為其急於要看報的例證，他留學日記中記載的出門所乘車船也多在二等以上，可知他在美國過的是已超過一般美國學生水準的生活。這些都是胡適曾攻擊過的庚款所賜。胡適在上海時曾斥責美國把庚款退還中國是「懷著詭計」。清政府不識，還「把美國感激得了不得，仿佛奉著個大慈大悲的菩薩一般」。但他後來留美卻正因考取此款。而且庚款的用處的確大。一個在上海這個假洋場有時不得不將東西送進當鋪的小學窮教師，突然在真正的西洋之邦使喚起婢女來，其變化之劇，真可以用霄壤之別來形容。感覺怎麽會不好？而且庚款學生的收入超過一般美國學生，每日不愁吃穿，不必與美國人在生存上競爭，美國人競爭時醜惡的一麵就未能在胡適麵前暴露出來。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那批庚款留學生不知另一類開飯館、洗衣店的華人的疾苦，同時也沒有在美國討生活，所以隻看見美國好處，對美國一往情深，是頗有心得的。[5]
不過胡適是以善觀察著稱的。他在《非留學篇》中說：「留學生不獨有求學之責，亦有觀風問政之責。」胡適在留學時的日記中每以「覘國者」自居，而其所覘之「國」，其範圍又不僅是政治，也包括文化、社會風俗、教育等許多方麵。故其對美國不甚光明的一麵，其實也有不少了解，有時隻是深藏不露而已。觀其後來對中國出國人士的教誨，則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他其實又何嚐不知道。1928年，中國公學的學生周楠將出國留學前，胡適對他說：「許多外國人歧視我們中國人……所以你出國後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保持我們炎黃子孫的好形象。」這是胡適的一貫思想。1961年勞幹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將去，胡適告之以要記住他是「一個中國學者的身分了，到美國後，切莫省錢，有損中國學者的體麵」。[6]胡適知道要維持中國學者的體麵確實不易，足見其對許多中國人因省錢而丟麵子並非不知。
胡適於1910年8月離滬，9月抵舊金山，休息兩日後，乘火車到達康乃爾大學，入農學院。胡適之所以選農學為專業，以及他後來的轉專業，都有二哥的影響。在胡適的心目中，二哥「是很有學問的，可惜早死了」。他出國前，「家兄特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學鐵路工程，或礦冶工程，他認為學了這些回來，可以復興家業，並替國家振興實業。不要我學文學、中學，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說這是沒有用的。當時我同許多人談論這個問題。以路礦都不感興趣，為免辜負兄長的期望，決定選讀農科，想做科學的農業家，以農報國。」不過，這可能也並非全是二哥的意思。胡適在考試前給母親的信中，已說到如果考不取，則擬回上海學習「德、法文及各種高等科學，以為明年再舉之計」。這裏的「各種高等科學」固然是為了考試，但是否也暗含著擇業方向的可能性呢？[2]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適在上海時就堅持學英文，提示了「當時的價值觀」，信然。但他繼而認為小胡適一度專心於算學是「中國文化吸引力的迅速減退」這一「時代潮流」的反映，似就太過；到後來說中國讀書人多選自然科學為專業是其「不斷深化的異化感」的標誌，也頗勉強。因為胡適還在中國公學時即已放棄對算學的熱情，但那幾年的時代潮流卻未見什麽特別的變化。而且胡適選農科為專業，在意識的層麵是否有那麽多層思慮的轉彎，都是需要證明的。近代中西新舊間的關係複雜，中國知識青年的嚮往科學，確有厭舊尊新之義。但「異化」的深淺，實因人而異。許多人「異化」的程度，其實也沒有我們今日想像的那麽深。以那時人的見解，科學為中國所缺，而文科則中國尚強，至少也有餘勇可賈。留學本要學中國所無者，當然以自然科學為正選。朱文華先生指出：「農科與茶葉的關係也很密切」，這是有所見之語。家裏開著茶葉鋪的胡適，那時又哪能夢見幾年後的飛升，既然要在自然科學方麵選，以保險計，也是選農科為佳。[3]
何況，如胡適自己所說，康乃爾大學是「農科最著名，為國家農科大學」。凡讀農科者不繳費，故「一年可省一百五十金，可謂大幸」。[4]這個經濟上的考慮，對至少在理論上有養家之責的青年胡適，肯定是重要的。胡適此時對康乃爾大學的了解也略有誤差。康大雖是私立，其農學院卻是政府資助的州立，所以免學費。胡適此時英文尚不甚佳，不知state一字在美國主要指州（早年譯作省）而非指國，故誤以為國立。到後來英文漸佳，在1914年1月23日的日記中，已知康大農學院是「省立」而非「國立」了。他所說的農科「最著名」，大約也有誤解的成分。像康乃爾大學這樣的常春藤名校，其農學院即使在那時的美國排名第一，在學校裏麵的地位也不可能到最著名的程度。胡適後來轉入的哲學係，倒真是康大的一塊牌子。這是否也是他轉係的原因，尚待考證。
初到美國，胡適即對美國社會大為傾倒。他說：「美國風俗極佳。此間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民無遊蕩，即一切遊戲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國之風。對此，真令人羨煞。」最後一句頗能道出胡適的心事。他對美國的種種雖然所知尚在表麵，卻暗中處處在與中國的情形比較。嘴上說的美國或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心中想的卻是中國的種種不如意的情景。西人在公眾場合的有禮貌和市容的清潔，多少年之前就使郭嵩燾以為是三代之治的重現，此時又再次感動了胡適。的確，以當時美中兩國城市的景象，若由一個無成見的外星人分別做一次幾日遊，恐怕印象的優劣也會和胡適的差不太多。
胡適對美國的許多好感，很可能就是因為那裏的一些「上等縉紳之家，待中國人極優，時邀吾輩赴其家座談」。美國人那種肯為自己民族自願宣傳的習俗，的確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而且，胡適住在紐約時還能請女傭打掃房間，其為買報紙而「步行」了六條街又「步行」回去，晚年都還記得以作為其急於要看報的例證，他留學日記中記載的出門所乘車船也多在二等以上，可知他在美國過的是已超過一般美國學生水準的生活。這些都是胡適曾攻擊過的庚款所賜。胡適在上海時曾斥責美國把庚款退還中國是「懷著詭計」。清政府不識，還「把美國感激得了不得，仿佛奉著個大慈大悲的菩薩一般」。但他後來留美卻正因考取此款。而且庚款的用處的確大。一個在上海這個假洋場有時不得不將東西送進當鋪的小學窮教師，突然在真正的西洋之邦使喚起婢女來，其變化之劇，真可以用霄壤之別來形容。感覺怎麽會不好？而且庚款學生的收入超過一般美國學生，每日不愁吃穿，不必與美國人在生存上競爭，美國人競爭時醜惡的一麵就未能在胡適麵前暴露出來。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那批庚款留學生不知另一類開飯館、洗衣店的華人的疾苦，同時也沒有在美國討生活，所以隻看見美國好處，對美國一往情深，是頗有心得的。[5]
不過胡適是以善觀察著稱的。他在《非留學篇》中說：「留學生不獨有求學之責，亦有觀風問政之責。」胡適在留學時的日記中每以「覘國者」自居，而其所覘之「國」，其範圍又不僅是政治，也包括文化、社會風俗、教育等許多方麵。故其對美國不甚光明的一麵，其實也有不少了解，有時隻是深藏不露而已。觀其後來對中國出國人士的教誨，則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他其實又何嚐不知道。1928年，中國公學的學生周楠將出國留學前，胡適對他說：「許多外國人歧視我們中國人……所以你出國後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保持我們炎黃子孫的好形象。」這是胡適的一貫思想。1961年勞幹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將去，胡適告之以要記住他是「一個中國學者的身分了，到美國後，切莫省錢，有損中國學者的體麵」。[6]胡適知道要維持中國學者的體麵確實不易，足見其對許多中國人因省錢而丟麵子並非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