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胡適這十多年與父親特別是母親在一起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主要是給了他「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胡適自謂：「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但正如他也說過的，胡母是「慈母兼任嚴父」。胡適所受的做人的訓練，許多也來自其父親，隻是從母親那裏轉手罷了。胡適一生為人處世受父母影響極深，他自己回憶說，「我父親死得太早，我離開他時，還隻是三歲小孩」，其間還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住在一起。故小胡適與父親的接觸是不多的。「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記得起的，就隻有父親教他認字、也是父親學生的母親兼做助教那一段「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7]
這回憶的「神聖」和可貴，或者也是因為父親去世後孤兒寡母生活的艱難所升華。胡適1907年做詩《棄父行》，有序，說這是「作者極傷心語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聲音笑貌，僅於夢魂中得其仿佛。年來亟膺家難，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於此。是以知人生無父為至可痛也」。[8]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於此」很能說明胡適的心境。除作者的傷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長的不夠爭氣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諧。實際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於此」的意思在。聲音笑貌既然隻能「得其仿佛」，對小胡適來說，父親的形象部分是由母親的追述幫助塑造出來，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較懂事後去追溯出來的。他後來自己說，父親留給他的，一方麵是遺傳，一方麵是「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9]但父親的影響，其實還要深遠得多。
胡適未進學堂，已認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兒童所讀的《三字經》《千字文》等識字課本。他一進學堂，讀的就是胡傳自編的《學為人詩》，也就是胡傳希望他的兒女學習的「做人的道理」。詩的第一句就是「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麵緊接著又補充說：「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謹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學為人，以期作聖。」[10]如果這裏是在闡述《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的大道理，則自有理學家所謂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類的大講究。[11]胡傳雖理學中人，是否會讓小孩子去體味這樣深奧的性理之學，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麵意，則第一句講的是重自然的發展，以下接連以人倫準則約束之。這雖然是典型的儒家觀念，但與赫胥黎之《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見解也頗相近（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就將後者略去許多）。能將此兩方麵融為一體的確應可以成為真正的聖人，當然要做到實不容易。小胡適初讀這些句子時雖然未必就能領會，但熟讀成誦之後，其潛移默化的力量決不在年齡較長之後讀懂的那些東西之下。觀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遊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聖」的方向努力。[12]其間種種的看上去矛盾之處或表麵的「激進」與「保守」，大約都與此有些關聯。從這個視角看，胡傳總結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確影響了他小兒子的一生。
同時，胡傳敢於闖蕩邊疆那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精神，對胡適也有較大影響。唐德剛先生說，胡傳闖邊的「最大動機」，是「在人才濟濟的東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負的機會」，所以「下定決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願去的地方」。[13]胡傳的這種精神，他的二兒子和小兒子都頗能繼承。胡適是幼子，少無養家之責，隻見父親行事的精神，所以對父親闖邊一事十分自豪，也覺得父親的成功與此相關，每樂道之；後來在美國時還曾勸他的二哥另闢蹊徑，往西北發展。但是胡適二哥的觀感就與其弟大不相同。胡覺因大哥不十分能幹，稍長即隨父親闖邊，在台灣時幾至戰死沙場；後來也曾步乃父後塵，往東北求發展，但都不是很成功。在婉責其弟「年輕閱歷尚淺」後，紹之告訴胡適，從北京到新疆，那時路途就要半年的時間，「即使百折不回，亦不過徒拋心血」。重要的是胡覺特別指出：「先人之故轍，可引為鑑也。」。[14]兩弟兄的認知，竟截然相反。
胡適對父親所作所為的認知既然如此，其敢於另闢蹊徑的膽量，的確是比他二哥和許多人都強。後來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就說胡適喜歡「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不過，胡傳的不走大道，主要是因為大道不通。胡適的不走大道，卻更進了一層，含有不追隨別人而主動開拓之意。他在答任氏的信中，雖然也說他並無意要「立異以為高」，但又明確指明他的確不願走「學這個，學那個」的「大道」，反寧願放棄大道而「旁逸斜出」。[15]母親有意培養的「異於群兒」的認同在這裏多少要起點作用，而胡傳不走大道卻能「成功」這一形象的影子也依稀可見。我們如果細察胡適一生的建樹，幾乎都是在不追隨別人而主動開拓一麵，就可知父親暗中的影響有多麽大。
有時候，胡適從父母那裏得到的教誨內容並不一致。胡家是大門上貼著「僧道無緣」條子的理學家庭。但胡適生活在其中的女眷們卻個個都是深信神佛的。這裏分明提示著過去中國所謂大傳統小傳統的不同傳承方式：僧道無緣的理學一脈是靠文字傳承的，重「眼學」而輕「耳學」；讀書不多的女眷們又另有一套深信神佛的傳統，卻主要靠口頭傳播來延續。雖然各有各的精神世界，兩者實際上也能並行。[16]小胡適起初不僅信神信佛，而且實際上是極怕地獄和來世變豬狗的。但胡適既然走的是讀書一途，漸漸必然受著理學一脈的影響。到十一二歲時，讀了司馬光的家訓和《資治通鑑》上記載的範縝的無神論觀點，正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從此就變成了無神論者。而小胡適的這一次「思想解放」，其實也就是「因為他們教我不怕」。[17]假如胡適父母對兒子的影響也存在競爭的話，胡母大概從未覺察到，她一力培養胡適做讀書人，毋寧是在挖自己一邊的牆腳。的確，隻要中國文化維持講讓不講爭的準則，小傳統就始終不能也不想戰勝大傳統（到中國人西化到既講究「爭」又講以多數取勝的「民主」時，人數多的小傳統就會逐漸占上風）。
這回憶的「神聖」和可貴，或者也是因為父親去世後孤兒寡母生活的艱難所升華。胡適1907年做詩《棄父行》，有序，說這是「作者極傷心語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聲音笑貌，僅於夢魂中得其仿佛。年來亟膺家難，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於此。是以知人生無父為至可痛也」。[8]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於此」很能說明胡適的心境。除作者的傷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長的不夠爭氣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諧。實際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於此」的意思在。聲音笑貌既然隻能「得其仿佛」，對小胡適來說，父親的形象部分是由母親的追述幫助塑造出來，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較懂事後去追溯出來的。他後來自己說，父親留給他的，一方麵是遺傳，一方麵是「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9]但父親的影響，其實還要深遠得多。
胡適未進學堂，已認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兒童所讀的《三字經》《千字文》等識字課本。他一進學堂，讀的就是胡傳自編的《學為人詩》，也就是胡傳希望他的兒女學習的「做人的道理」。詩的第一句就是「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麵緊接著又補充說：「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謹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學為人，以期作聖。」[10]如果這裏是在闡述《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的大道理，則自有理學家所謂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類的大講究。[11]胡傳雖理學中人，是否會讓小孩子去體味這樣深奧的性理之學，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麵意，則第一句講的是重自然的發展，以下接連以人倫準則約束之。這雖然是典型的儒家觀念，但與赫胥黎之《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見解也頗相近（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就將後者略去許多）。能將此兩方麵融為一體的確應可以成為真正的聖人，當然要做到實不容易。小胡適初讀這些句子時雖然未必就能領會，但熟讀成誦之後，其潛移默化的力量決不在年齡較長之後讀懂的那些東西之下。觀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遊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聖」的方向努力。[12]其間種種的看上去矛盾之處或表麵的「激進」與「保守」，大約都與此有些關聯。從這個視角看，胡傳總結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確影響了他小兒子的一生。
同時，胡傳敢於闖蕩邊疆那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精神，對胡適也有較大影響。唐德剛先生說，胡傳闖邊的「最大動機」，是「在人才濟濟的東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負的機會」，所以「下定決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願去的地方」。[13]胡傳的這種精神，他的二兒子和小兒子都頗能繼承。胡適是幼子，少無養家之責，隻見父親行事的精神，所以對父親闖邊一事十分自豪，也覺得父親的成功與此相關，每樂道之；後來在美國時還曾勸他的二哥另闢蹊徑，往西北發展。但是胡適二哥的觀感就與其弟大不相同。胡覺因大哥不十分能幹，稍長即隨父親闖邊，在台灣時幾至戰死沙場；後來也曾步乃父後塵，往東北求發展，但都不是很成功。在婉責其弟「年輕閱歷尚淺」後，紹之告訴胡適，從北京到新疆，那時路途就要半年的時間，「即使百折不回，亦不過徒拋心血」。重要的是胡覺特別指出：「先人之故轍，可引為鑑也。」。[14]兩弟兄的認知，竟截然相反。
胡適對父親所作所為的認知既然如此，其敢於另闢蹊徑的膽量，的確是比他二哥和許多人都強。後來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就說胡適喜歡「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不過，胡傳的不走大道，主要是因為大道不通。胡適的不走大道，卻更進了一層，含有不追隨別人而主動開拓之意。他在答任氏的信中，雖然也說他並無意要「立異以為高」，但又明確指明他的確不願走「學這個，學那個」的「大道」，反寧願放棄大道而「旁逸斜出」。[15]母親有意培養的「異於群兒」的認同在這裏多少要起點作用，而胡傳不走大道卻能「成功」這一形象的影子也依稀可見。我們如果細察胡適一生的建樹，幾乎都是在不追隨別人而主動開拓一麵，就可知父親暗中的影響有多麽大。
有時候，胡適從父母那裏得到的教誨內容並不一致。胡家是大門上貼著「僧道無緣」條子的理學家庭。但胡適生活在其中的女眷們卻個個都是深信神佛的。這裏分明提示著過去中國所謂大傳統小傳統的不同傳承方式：僧道無緣的理學一脈是靠文字傳承的，重「眼學」而輕「耳學」；讀書不多的女眷們又另有一套深信神佛的傳統，卻主要靠口頭傳播來延續。雖然各有各的精神世界，兩者實際上也能並行。[16]小胡適起初不僅信神信佛，而且實際上是極怕地獄和來世變豬狗的。但胡適既然走的是讀書一途，漸漸必然受著理學一脈的影響。到十一二歲時，讀了司馬光的家訓和《資治通鑑》上記載的範縝的無神論觀點，正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從此就變成了無神論者。而小胡適的這一次「思想解放」，其實也就是「因為他們教我不怕」。[17]假如胡適父母對兒子的影響也存在競爭的話，胡母大概從未覺察到，她一力培養胡適做讀書人，毋寧是在挖自己一邊的牆腳。的確，隻要中國文化維持講讓不講爭的準則，小傳統就始終不能也不想戰勝大傳統（到中國人西化到既講究「爭」又講以多數取勝的「民主」時，人數多的小傳統就會逐漸占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