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胡適母親作為年輕的後母，在家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胡適父親存在的基礎上。胡適在1921年寫的《先母行述》裏，已說到他母親「內持家政，外應門戶……以少年作後母，周旋諸子諸婦之間，其艱難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在十年後寫的《四十自述》裏，胡適也說到他的六個哥哥姐姐的年歲都在與其母上下幾歲之間，「這樣一個家庭裏忽然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痛苦。」胡適晚年回憶母親隻活了四十多歲，仍歸疚於「母親二十幾歲就守寡，那時在大家庭裏受的氣，又是營養不足」。三哥本出繼，後窮困，胡母又接他回來，「從此我母親受的氣更大」，因為三嫂很厲害。胡適後來說三哥的兒子思永「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是從其母得來的」，最能體現他對三嫂的認知。故「大家庭」給胡適的印象極壞，後來他支持別人進行家庭革命，大約自己的經歷也在起作用。所有這些，據胡適自己說：「我寫《四十自述》時是很客氣的，還有許多都沒有寫出來。」。[18]
正因為如此，胡傳的死訊傳到家中時的狀況，胡適在已成年之後寫《四十自述》時仍記憶猶新。他記述說：坐著的母親「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門檻上……一時滿屋子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高大鵬先生特別強調這個印象對小胡適的深刻影響。高先生曾據此以心理分析的方法來認識胡適終生之行事為人，頗引申出一些石破天驚的偉論。外行如我，對心理分析不敢置一詞，但高先生指出的胡適一生充滿「熱情和壓抑」，而這一特徵又多半因少時經歷使然，確是見道之解。[19]
胡適自認受母親影響最深。他說：「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如果我學得了一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20]這大約即是胡適後來善與各方麵人周旋——特別是與舊勢力周旋——的來歷，蓋胡母正是胡家一新人而不得不周旋於既存各舊人物之間也。所謂和氣、寬恕、體諒，無一不是待人接物亦即周旋的本事。胡適成年之後，還能背自己從兒時夥伴那裏聽來的《神童詩》，其中印象最深的兩句是：「人心曲曲灣灣水，世事重重疊疊山。」[21]這些在少小還不懂詩句意思時記憶下來的話，已由胡適的人生經歷所印證。成年後重提的回憶，有意無意間實透露出這已成胡適對人生的認知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大家庭中麽兒寡母的微妙處境，小胡適最初隻能從母親那裏領會到，漸長後自己也能有所體會。胡母的家教，頗能體現中國傳統中「反求諸己」的傾向，首先要讓自己的兒子爭氣。胡適後來養成「愛惜羽毛」的性格，母親的家教是一個重要原因。胡母責罰兒子的方法是不在人前打罵，而是在夜深人靜或清晨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來」。[22]今日已少有人會公開贊成體罰，但李敖先生以為：「這種方式的教育也許有一個大好處，就是它可以培養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會在別人麵前丟麵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擰。」[23]這大致是不錯的。
李宗仁晚年評胡適，即以「愛惜羽毛」四字做結論。唐德剛以為，這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24]其實愛惜羽毛是事實，且始於未成名之前，更因盛名來之不易而加強。但是否就「必然畏首畏尾」，卻還可商討。人知自尊，然後有所為有所不為。胡適在1922年時曾特別指出這一點：「有人說我們『愛惜羽毛』，鈞任［羅文幹］有一次說得好：我們若不愛惜羽毛，今天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25]正因為做事有最後不逾越的準則，有所不為，才能在民初被認為是人慾橫流之時保留一點發言權。所謂愛惜羽毛，說到底，不過就是品德上的一種自我保護。這與努力不使「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擰」，本是一致的。
的確，胡適在麽兒寡母的環境下頗養成一點自我保護的習性。他自己敘述他十三歲出門到上海求學時說：「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26]那種自我保護的防衛心理，真是呼之欲出。胡適後來多次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學，雖主要著眼於學術戒律，但以謹慎不出錯為宗旨，還是一種防衛性的心態。而且，因為母親不許他與鄉間小兒為伍的緣故，小胡適不得不「久處婦人社會」。在此種環境薰陶之下，胡適自己也羞怯如女子，「見人則麵紅耳赤」。這樣的習性，要獨自闖社會是比一般人更難的。而胡適卻又不得不少年就獨自闖蕩江湖，其一開始所處之社會恰又在洋人勢力最大，因而中國人無意識中防衛心理也最強的上海，當更能助長此種習性。胡適一生，那種有意無意間自我保護的習性的確特別強。後來雖因生活中多次向上的轉機漸脫扭捏之態，然無意中之影響仍甚大。
但唐先生說胡適「畏首畏尾」，其實也是很多人的認知。細心謹慎確實是胡適形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裏仍有個「超我」與「本我」的關係問題。大家庭中麽兒寡母的微妙處境，使胡適不得不養成細心謹慎的習慣。其用心之細微，常出人意想之外，最得孔子見陽貨之旨。[27]1961年，老朋友蔣夢麟寄給胡適一本女作家的小說，似有請他做評論之意。胡適知道「往往有人會把我的信作為宣傳的工具」，幹脆連信也不復。[28]蔣既然不能明說，胡也就假裝不懂。防衛之心，細如毫髮。
正因為如此，胡傳的死訊傳到家中時的狀況，胡適在已成年之後寫《四十自述》時仍記憶猶新。他記述說：坐著的母親「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門檻上……一時滿屋子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高大鵬先生特別強調這個印象對小胡適的深刻影響。高先生曾據此以心理分析的方法來認識胡適終生之行事為人，頗引申出一些石破天驚的偉論。外行如我，對心理分析不敢置一詞，但高先生指出的胡適一生充滿「熱情和壓抑」，而這一特徵又多半因少時經歷使然，確是見道之解。[19]
胡適自認受母親影響最深。他說：「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如果我學得了一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20]這大約即是胡適後來善與各方麵人周旋——特別是與舊勢力周旋——的來歷，蓋胡母正是胡家一新人而不得不周旋於既存各舊人物之間也。所謂和氣、寬恕、體諒，無一不是待人接物亦即周旋的本事。胡適成年之後，還能背自己從兒時夥伴那裏聽來的《神童詩》，其中印象最深的兩句是：「人心曲曲灣灣水，世事重重疊疊山。」[21]這些在少小還不懂詩句意思時記憶下來的話，已由胡適的人生經歷所印證。成年後重提的回憶，有意無意間實透露出這已成胡適對人生的認知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大家庭中麽兒寡母的微妙處境，小胡適最初隻能從母親那裏領會到，漸長後自己也能有所體會。胡母的家教，頗能體現中國傳統中「反求諸己」的傾向，首先要讓自己的兒子爭氣。胡適後來養成「愛惜羽毛」的性格，母親的家教是一個重要原因。胡母責罰兒子的方法是不在人前打罵，而是在夜深人靜或清晨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來」。[22]今日已少有人會公開贊成體罰，但李敖先生以為：「這種方式的教育也許有一個大好處，就是它可以培養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會在別人麵前丟麵子——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擰。」[23]這大致是不錯的。
李宗仁晚年評胡適，即以「愛惜羽毛」四字做結論。唐德剛以為，這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24]其實愛惜羽毛是事實，且始於未成名之前，更因盛名來之不易而加強。但是否就「必然畏首畏尾」，卻還可商討。人知自尊，然後有所為有所不為。胡適在1922年時曾特別指出這一點：「有人說我們『愛惜羽毛』，鈞任［羅文幹］有一次說得好：我們若不愛惜羽毛，今天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25]正因為做事有最後不逾越的準則，有所不為，才能在民初被認為是人慾橫流之時保留一點發言權。所謂愛惜羽毛，說到底，不過就是品德上的一種自我保護。這與努力不使「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擰」，本是一致的。
的確，胡適在麽兒寡母的環境下頗養成一點自我保護的習性。他自己敘述他十三歲出門到上海求學時說：「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26]那種自我保護的防衛心理，真是呼之欲出。胡適後來多次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學，雖主要著眼於學術戒律，但以謹慎不出錯為宗旨，還是一種防衛性的心態。而且，因為母親不許他與鄉間小兒為伍的緣故，小胡適不得不「久處婦人社會」。在此種環境薰陶之下，胡適自己也羞怯如女子，「見人則麵紅耳赤」。這樣的習性，要獨自闖社會是比一般人更難的。而胡適卻又不得不少年就獨自闖蕩江湖，其一開始所處之社會恰又在洋人勢力最大，因而中國人無意識中防衛心理也最強的上海，當更能助長此種習性。胡適一生，那種有意無意間自我保護的習性的確特別強。後來雖因生活中多次向上的轉機漸脫扭捏之態，然無意中之影響仍甚大。
但唐先生說胡適「畏首畏尾」，其實也是很多人的認知。細心謹慎確實是胡適形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裏仍有個「超我」與「本我」的關係問題。大家庭中麽兒寡母的微妙處境，使胡適不得不養成細心謹慎的習慣。其用心之細微，常出人意想之外，最得孔子見陽貨之旨。[27]1961年，老朋友蔣夢麟寄給胡適一本女作家的小說，似有請他做評論之意。胡適知道「往往有人會把我的信作為宣傳的工具」，幹脆連信也不復。[28]蔣既然不能明說，胡也就假裝不懂。防衛之心，細如毫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