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胡適：《四十自述》（以下徑引書名），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1939年版，第100頁。
[61]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第1—6頁。
[62] 君衍：《法古》，原載《童子世界》第31期，1903年5月27日，《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編》卷1（下），第532頁。
[63] 參見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收入其《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第188—222頁（以下簡作《激進與保守》）；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64]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頁。
第三章 受學：率性與作聖的徘徊
1891年12月17日，胡適生於上海。但依舊例，他是安徽績溪人。小胡適出生不久，即因父親的職位調遷而跟隨遊走四方，到三歲多父親去世，即雖母親返家鄉績溪上莊生活。胡適一生，從他自己所說的「做人的訓練」到終生職業道路的選擇，都有父母的深遠影響。他後來的種種「開拓」與「落伍」「激進」與「保守」，多少都可從其少年經歷去觀察。
一 上莊：做人的訓練
胡家本以經商為生。到其祖父一代，才開始步入讀書人的行列。不過，開讀書風氣的胡適伯祖父星五公，「科場卻不甚得意」，大約是以塾師終老的。到胡適的父親胡傳仍需先學經商而後才正式定下來主要讀書。胡傳不負族望，進了學成為秀才。但他在科場，也隻比他伯父略為「得意」一點，省試那一級，就始終未能通過。大道不通，在官場即隻能走旁徑。胡傳審時度勢，看出邊防需人，於是注意邊疆地理學說，更親往東北實地考察，以後在官場的發展，也基本在邊防一路。靠著個人奮鬥，後來居然做官至知州。[1]
舊製對商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是有很多限製的。胡傳掙來的這個士大夫身份認同，確實來之不易，故他本人和胡家對此看得極重。這對於胡適一生的發展道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胡傳去世前兩個月，給胡母和胡適都留下了遺囑，強調必須讓胡適讀書。胡母貫徹胡傳的遺願，一直出比一般兒童高數倍的學費要家鄉的教書先生給小胡適講書。一字一句的意思，都要講出來。這是胡傳的獨特教書方式。他自己先已教過胡適認字，那時一開始就堅持講解每字的意思給兒子聽。胡適後來回憶說：「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他以為，讀而不講，等於白讀。[2]
但胡傳的意思，遠不止是要胡適比別人更能讀懂書。胡適自己說，他父親遺囑中讓他讀書的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父親的遺囑，掌財權的二哥未必會在家境十分困難時出錢讓他到上海讀書。實際上意義決不止此。胡家子弟，本來是經商也讀書的。但胡傳的遺願，以及胡母肯付出比一般兒童高數倍的學費而努力為胡適所塑造的，是一個與其父親類似，而與一般鄉人不同的讀書人身份認同（identity）。也就是要步胡傳的後塵念書出頭成為士大夫。胡適成年後還記得，母親所以常常叮囑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就是「盼望我讀書成名」。[3]
關於胡適應該成為一個讀書人而不是商人這一點，在胡適到上海讀書之前，胡家大約已有一個基本的默契。管家的胡適二哥胡覺（紹之）基本上是支持的。在胡適的私塾老師自覺無力教他之後，胡母曾提出過胡適讀書的問題。當時二哥三哥均未立即表示贊同。但當胡適真的輟學而出門跟舅舅學生意時，二哥大概覺察出這中間有著某種暗示（胡適真要學生意完全可以跟胡家人學，胡母這樣做意味著孤兒隻能靠寡母的娘家，這樣的事對有地位的胡家是很失身份的）。於是，在胡覺的主動支持下，小胡適得以到上海讀書。所以他自述說「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4]這兩大恩人的所為，就是培養了與眾不同的讀書人胡適。
也就是說，對胡家和胡適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要讀書，毋寧是要維持一種特定的身份認同。恰如胡適所說：「吾少時稍有所異於群兒，未嚐非吾母所賜也。」[5]具體地說，胡母是不許胡適和「野蠻的孩子們」一起玩的。而胡適幼小時本來也體弱不活潑，結果「無論在什麽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據胡適在後來的英文自傳裏說，得此名大約在他五歲時。不久，「人們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這正是胡母所希望塑造的與眾不同的身份認同。
有此認同，小胡適也就多了一層「超我」的成分，必須維護這一難得的認同。胡適自述道：「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野』了。」而且，胡母也得著一些同盟軍。確有那麽一些「大人們」有意無意間頗「鼓勵我裝出先生樣子」。正因為如此，在一次胡適與小孩子玩「擲銅錢」遊戲時，一位老輩跟他開玩笑說：「穈先生也擲銅錢嗎？」胡適聽了立即「愧羞得麵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那先生的稱呼本是綽號，在別人或不過玩笑而已（但開此玩笑則說明已有一定程度的固定認知），在胡適則已頗認真了。有意維護其特定認同這種「超我」，使胡適從小就養成他後來愛說的「愛惜羽毛」的特點（詳後）。[6]
[61]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第1—6頁。
[62] 君衍：《法古》，原載《童子世界》第31期，1903年5月27日，《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編》卷1（下），第532頁。
[63] 參見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收入其《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第188—222頁（以下簡作《激進與保守》）；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64]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頁。
第三章 受學：率性與作聖的徘徊
1891年12月17日，胡適生於上海。但依舊例，他是安徽績溪人。小胡適出生不久，即因父親的職位調遷而跟隨遊走四方，到三歲多父親去世，即雖母親返家鄉績溪上莊生活。胡適一生，從他自己所說的「做人的訓練」到終生職業道路的選擇，都有父母的深遠影響。他後來的種種「開拓」與「落伍」「激進」與「保守」，多少都可從其少年經歷去觀察。
一 上莊：做人的訓練
胡家本以經商為生。到其祖父一代，才開始步入讀書人的行列。不過，開讀書風氣的胡適伯祖父星五公，「科場卻不甚得意」，大約是以塾師終老的。到胡適的父親胡傳仍需先學經商而後才正式定下來主要讀書。胡傳不負族望，進了學成為秀才。但他在科場，也隻比他伯父略為「得意」一點，省試那一級，就始終未能通過。大道不通，在官場即隻能走旁徑。胡傳審時度勢，看出邊防需人，於是注意邊疆地理學說，更親往東北實地考察，以後在官場的發展，也基本在邊防一路。靠著個人奮鬥，後來居然做官至知州。[1]
舊製對商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是有很多限製的。胡傳掙來的這個士大夫身份認同，確實來之不易，故他本人和胡家對此看得極重。這對於胡適一生的發展道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胡傳去世前兩個月，給胡母和胡適都留下了遺囑，強調必須讓胡適讀書。胡母貫徹胡傳的遺願，一直出比一般兒童高數倍的學費要家鄉的教書先生給小胡適講書。一字一句的意思，都要講出來。這是胡傳的獨特教書方式。他自己先已教過胡適認字，那時一開始就堅持講解每字的意思給兒子聽。胡適後來回憶說：「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他以為，讀而不講，等於白讀。[2]
但胡傳的意思，遠不止是要胡適比別人更能讀懂書。胡適自己說，他父親遺囑中讓他讀書的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父親的遺囑，掌財權的二哥未必會在家境十分困難時出錢讓他到上海讀書。實際上意義決不止此。胡家子弟，本來是經商也讀書的。但胡傳的遺願，以及胡母肯付出比一般兒童高數倍的學費而努力為胡適所塑造的，是一個與其父親類似，而與一般鄉人不同的讀書人身份認同（identity）。也就是要步胡傳的後塵念書出頭成為士大夫。胡適成年後還記得，母親所以常常叮囑他每天要拜孔夫子，就是「盼望我讀書成名」。[3]
關於胡適應該成為一個讀書人而不是商人這一點，在胡適到上海讀書之前，胡家大約已有一個基本的默契。管家的胡適二哥胡覺（紹之）基本上是支持的。在胡適的私塾老師自覺無力教他之後，胡母曾提出過胡適讀書的問題。當時二哥三哥均未立即表示贊同。但當胡適真的輟學而出門跟舅舅學生意時，二哥大概覺察出這中間有著某種暗示（胡適真要學生意完全可以跟胡家人學，胡母這樣做意味著孤兒隻能靠寡母的娘家，這樣的事對有地位的胡家是很失身份的）。於是，在胡覺的主動支持下，小胡適得以到上海讀書。所以他自述說「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4]這兩大恩人的所為，就是培養了與眾不同的讀書人胡適。
也就是說，對胡家和胡適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要讀書，毋寧是要維持一種特定的身份認同。恰如胡適所說：「吾少時稍有所異於群兒，未嚐非吾母所賜也。」[5]具體地說，胡母是不許胡適和「野蠻的孩子們」一起玩的。而胡適幼小時本來也體弱不活潑，結果「無論在什麽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據胡適在後來的英文自傳裏說，得此名大約在他五歲時。不久，「人們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這正是胡母所希望塑造的與眾不同的身份認同。
有此認同，小胡適也就多了一層「超我」的成分，必須維護這一難得的認同。胡適自述道：「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野』了。」而且，胡母也得著一些同盟軍。確有那麽一些「大人們」有意無意間頗「鼓勵我裝出先生樣子」。正因為如此，在一次胡適與小孩子玩「擲銅錢」遊戲時，一位老輩跟他開玩笑說：「穈先生也擲銅錢嗎？」胡適聽了立即「愧羞得麵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那先生的稱呼本是綽號，在別人或不過玩笑而已（但開此玩笑則說明已有一定程度的固定認知），在胡適則已頗認真了。有意維護其特定認同這種「超我」，使胡適從小就養成他後來愛說的「愛惜羽毛」的特點（詳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