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從西方輸入的使命感更加強了中國士人因多層次心態緊張而產生的激進情緒。清末民初之人「畢其功於一役」的觀念甚強，其實這個觀念恐怕也多半是舶來品。中國傳統觀念是趨向漸進的，主張溫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漸進功夫。漢滅秦，尚承秦製。清滅明，亦承明製。雖有改變，大抵是出新意於舊製之中。鼎革之時尚且如此，遑論平素。隻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後，才會有一舉全部推翻之氣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時，即主張將全國的大經大法一舉全部改革，這樣的觀念多半是受西潮影響的。
結果，積極入世的近代士人對也是積極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設性一麵接受的並不多，倒是對近代西方那種與傳統決裂的傾向頗有領會。陳獨秀就將「近世歐洲歷史」化約為一部「解放歷史」，即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麵與傳統決裂。[61]陳氏的認知最能體現這種對西方歷史的選擇性領會。而這又與中國傳統的「反求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國領土主權基本保存所產生的潛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諸己」的取向，導致一種「我自己能夠敗，我必定自己能夠興」[62]的自信觀念。這種種因素與近代中國的激進化扭結在一起，便產生出特殊的後果。近代中國士人的一個共同心結即大家為了中國好，卻偏偏提倡西洋化；為了愛國救國，偏要激烈破壞中國傳統。結果出現破壞即救國，愛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則不能大立的詭論性現象。[63]愛國主義與反傳統在這裏奇特地結合在一起。
不過，近代中國知識人反傳統固然有愛而知其醜的一麵，其潛意識裏也未嚐沒有以夷製夷這個理學模式傳統的影響在。因為中國知識人要打破傳統，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新更強的國家。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學習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競爭，中國若真西化，亦必與之一爭短長。故中國人學西方的同時又要打破自身的傳統，無非是在「畢其功於一役」這個觀念的影響下，想一舉淩駕於歐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製夷，後來是借夷技、夷製、夷文化以製夷，最終還是為了要「製夷」。這一點大約是西方誘導者始料所不及的。
概言之，胡適回國之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典範所針對的時代問題尚在，而此一典範所能給出的解答卻已被許多人認為不合時宜。中國思想界急需卻又未能產生出一個新典範來。餘英時師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麵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盪已久的問題和情緒都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而胡適的出現也就象徵著中國近代思想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64]一句話，時勢造英雄的條件已經形成。
* * *
[1] 本段全據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7—8頁。
[2] 胡適：《歸國雜感》（1918年1月），《胡適文存》卷四，第2頁。
[3] 蒙文通：《治學雜語》，收入蒙默編《蒙文通學記》，三聯書店，1993，第3頁。
[4] 這方麵理論甚多，但從史學的角度講得最好的，大概還是劍橋大學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論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5]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頁。
[6] 羅榮渠：《論美國與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輸入中國》，《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頁。
[7] 胡適：《非留學篇》。
[8] 參見e.a. kracke，jr.，「song society：插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9] 錢穆：《中國思想史》，香港新亞書院，1962，第175頁。
[10] 即使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也確實結合了一些中國文化因素，但以孫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來概括其主義，即可見其淵源之一斑。
[11] 胡適日記，1926年11月26日。
[12] 餘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第6期，第23頁。
[13] 《吳宓詩及其詩話·空軒詩話·二十一》，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頁。即使這樣的吳宓，在東南大學還算不夠尊西的。他注意到，該校得一從美國學教育獲碩士而僅「並及歷史」的徐則陵歸，即任命為歷史係主任，取外間視為舊學象徵的柳詒徵而代之。同樣，一般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梅光迪也並未將柳氏放在眼裏。可知以「守舊」著稱的東南大學，其實際的尊西傾向並不弱於他校。參見《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第228—229頁。
[14] 參見張汝倫等《人文精神尋思錄》，《讀書》1994年3月號，第3—13頁；葛佳淵、羅厚立《誰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年8月號，第58—64頁。
[15] 參見柯文（paul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7。
[1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
[17] 俞樾：《自強論》第3冊，《春在堂全書》，鳳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頁。
結果，積極入世的近代士人對也是積極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設性一麵接受的並不多，倒是對近代西方那種與傳統決裂的傾向頗有領會。陳獨秀就將「近世歐洲歷史」化約為一部「解放歷史」，即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麵與傳統決裂。[61]陳氏的認知最能體現這種對西方歷史的選擇性領會。而這又與中國傳統的「反求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國領土主權基本保存所產生的潛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諸己」的取向，導致一種「我自己能夠敗，我必定自己能夠興」[62]的自信觀念。這種種因素與近代中國的激進化扭結在一起，便產生出特殊的後果。近代中國士人的一個共同心結即大家為了中國好，卻偏偏提倡西洋化；為了愛國救國，偏要激烈破壞中國傳統。結果出現破壞即救國，愛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則不能大立的詭論性現象。[63]愛國主義與反傳統在這裏奇特地結合在一起。
不過，近代中國知識人反傳統固然有愛而知其醜的一麵，其潛意識裏也未嚐沒有以夷製夷這個理學模式傳統的影響在。因為中國知識人要打破傳統，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新更強的國家。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學習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競爭，中國若真西化，亦必與之一爭短長。故中國人學西方的同時又要打破自身的傳統，無非是在「畢其功於一役」這個觀念的影響下，想一舉淩駕於歐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製夷，後來是借夷技、夷製、夷文化以製夷，最終還是為了要「製夷」。這一點大約是西方誘導者始料所不及的。
概言之，胡適回國之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典範所針對的時代問題尚在，而此一典範所能給出的解答卻已被許多人認為不合時宜。中國思想界急需卻又未能產生出一個新典範來。餘英時師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麵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盪已久的問題和情緒都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而胡適的出現也就象徵著中國近代思想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64]一句話，時勢造英雄的條件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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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全據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7—8頁。
[2] 胡適：《歸國雜感》（1918年1月），《胡適文存》卷四，第2頁。
[3] 蒙文通：《治學雜語》，收入蒙默編《蒙文通學記》，三聯書店，1993，第3頁。
[4] 這方麵理論甚多，但從史學的角度講得最好的，大概還是劍橋大學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論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5]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頁。
[6] 羅榮渠：《論美國與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輸入中國》，《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頁。
[7] 胡適：《非留學篇》。
[8] 參見e.a. kracke，jr.，「song society：插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9] 錢穆：《中國思想史》，香港新亞書院，1962，第175頁。
[10] 即使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也確實結合了一些中國文化因素，但以孫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來概括其主義，即可見其淵源之一斑。
[11] 胡適日記，1926年11月26日。
[12] 餘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第6期，第23頁。
[13] 《吳宓詩及其詩話·空軒詩話·二十一》，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頁。即使這樣的吳宓，在東南大學還算不夠尊西的。他注意到，該校得一從美國學教育獲碩士而僅「並及歷史」的徐則陵歸，即任命為歷史係主任，取外間視為舊學象徵的柳詒徵而代之。同樣，一般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梅光迪也並未將柳氏放在眼裏。可知以「守舊」著稱的東南大學，其實際的尊西傾向並不弱於他校。參見《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第228—229頁。
[14] 參見張汝倫等《人文精神尋思錄》，《讀書》1994年3月號，第3—13頁；葛佳淵、羅厚立《誰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年8月號，第58—64頁。
[15] 參見柯文（paul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7。
[1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
[17] 俞樾：《自強論》第3冊，《春在堂全書》，鳳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