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胡適在南京書宋人陳簡齋《臨江仙》詞贈故鄉好友胡樂豐，詞中有「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25]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寫照。1960年底，台北的中廣公司請胡適談過去五十年，他謝絕說：「我不能隨便談的。過去四十九年來，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來的事情是不容易談的。」這是公開的言論。在私下，胡適的悲觀還更盛。他在同月11日致張佛泉的信中說：「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製不住的努力打銷了，毀滅了。」[26]其失望的心情是明顯的。[27]
為什麽胡適的很多努力，到頭來都好像一場空夢呢？這個問題，還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風格去理解。
二
胡適作為開拓者的遺憾，部分因為他處在一個新舊中西雜處交錯的時代，他自己也是一個由傳統的士蛻變出的第一代現代知識人。而胡適又慣於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所以，他論學論政的文章講話，是在對中外老少新舊各種人「說法」，但別人卻未必知道他具體的言論是對哪一具體的聽眾說法。由於收發者心態不是同時，視點不相接近，則說者自說自話，聽者各取所愛，就發展成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
而且，胡適自己說過，他身上有著「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同時存在。[28]在小至家庭愛情和大至民族國家走向這樣一些問題上，究竟是取中國的還是西洋現代的態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猶疑躊躇吧。被視為「西化派」代表的胡適，到底是一位激烈反傳統的世界主義者，還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義關懷的人物？這兩種有著明顯反差的胡適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線下麵更廣闊的民族主義關懷甚少為人所注意，而其水麵反傳統的形象卻長留在人們記憶之中。
當命運真的把胡適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時，不僅他所嚮往的「世界」（即西方）並不真誠地想接納他，他自己在世界主義麵具下潛藏的民族主義真情也就暴露無遺——他在安身立命的大關節處仍是中國的，他也並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適不僅嚮往特立獨行，又好與各方麵周旋。他那過人的「修養」工夫體現出非常明顯的「超我」對「本我」的抑製，後天對先天的約束。然而他雖一心想「作聖」，又不時要「率性」，甚或試圖在「率性」的方向上「作聖」，以走出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觀其一生，正是依據父親胡傳總結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遊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聖」的方向努力。結果，胡適與其所處的時代，有意無意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前者是有意的，後者是無意的。
而近代中國又以「變」著稱：變得大，變得快，且變化的發生特別頻繁。用朱自清的話說：「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盪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29]胡適很早就認識到近代中國「時勢變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勁，就要落後趕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時』的人」。[30]所以他一向注意隨時調整自己與所處時代社會的位置，不願給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適晚年還記得康有為曾對他說：「我的東西都是二十六歲以前寫的。卓如以後繼續有進步，我不如他。」[31]或許胡適自己是介於康梁之間的：他總想繼續進步，處處像梁；而其主要的「東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於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書，正凸顯其亦梁亦康的一麵。
胡適還有一點像康有為，即他有著比大多數人更強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歡將自己願意擔任的社會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述胡適關於儒家的定義及其對神會和尚的想像性描述，都是非常明顯的夫子自道。更有提示意義的是前引他對傳教士價值的界定——「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
這種使命感使胡適有意無意中不得不抑製他自己持有的許多觀念。當他有意識地在中國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社會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觀點和批判精神時，他會發現，有時他不得不犧牲那些與「新觀點」衝突的自己原有的觀點；他批判精神的鋒芒所向，有時會直指他本來想保存的事物。為了維持心理和個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適不得不時時做出調整。如他本想昌明國學，在其文學革命的「誓詩」中，原是要「收他臭腐，還我神奇」，卻不得不以「整理國故」出之，更詮釋為「打鬼」，要「化神奇為臭腐」（詳後）。
結果，胡適每給自己找到一個新的社會角色，都增強了他「超我」一麵對「本我」的壓力，也就加劇了他內心的緊張。胡適承認其「好名」，所以能愛惜羽毛。對他這樣的人來說，「超我」的壓力雖無形卻甚大。正如陳源所說，他給自己創造出了「一個特殊的地位」。[32]胡適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適」，他就不得不說那個「胡適」應該說的話，做那個「胡適」應該做的事。
同時，帶著使命感返國的胡適會發現，他在中國社會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這社會中就越像一個「外國的」傳教士：他帶來的「新」，是對立於既存之「舊」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針對的「漠然無動於衷」，也是本土的。他引進的觀點和精神可能逐漸為國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卻會因為太像外國人而疏離於他的祖國和同胞。正像在華傳教士一力傳播西學而終被漸成勢力的西學大潮驅趕到邊緣一樣，如果一個啟蒙者同時也是外來者，則啟蒙見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歷史使命完結之時。
為什麽胡適的很多努力，到頭來都好像一場空夢呢？這個問題，還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風格去理解。
二
胡適作為開拓者的遺憾，部分因為他處在一個新舊中西雜處交錯的時代，他自己也是一個由傳統的士蛻變出的第一代現代知識人。而胡適又慣於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所以，他論學論政的文章講話，是在對中外老少新舊各種人「說法」，但別人卻未必知道他具體的言論是對哪一具體的聽眾說法。由於收發者心態不是同時，視點不相接近，則說者自說自話，聽者各取所愛，就發展成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
而且，胡適自己說過，他身上有著「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同時存在。[28]在小至家庭愛情和大至民族國家走向這樣一些問題上，究竟是取中國的還是西洋現代的態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猶疑躊躇吧。被視為「西化派」代表的胡適，到底是一位激烈反傳統的世界主義者，還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義關懷的人物？這兩種有著明顯反差的胡適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線下麵更廣闊的民族主義關懷甚少為人所注意，而其水麵反傳統的形象卻長留在人們記憶之中。
當命運真的把胡適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時，不僅他所嚮往的「世界」（即西方）並不真誠地想接納他，他自己在世界主義麵具下潛藏的民族主義真情也就暴露無遺——他在安身立命的大關節處仍是中國的，他也並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適不僅嚮往特立獨行，又好與各方麵周旋。他那過人的「修養」工夫體現出非常明顯的「超我」對「本我」的抑製，後天對先天的約束。然而他雖一心想「作聖」，又不時要「率性」，甚或試圖在「率性」的方向上「作聖」，以走出一條魚與熊掌兼得之路。觀其一生，正是依據父親胡傳總結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遊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聖」的方向努力。結果，胡適與其所處的時代，有意無意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前者是有意的，後者是無意的。
而近代中國又以「變」著稱：變得大，變得快，且變化的發生特別頻繁。用朱自清的話說：「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盪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29]胡適很早就認識到近代中國「時勢變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勁，就要落後趕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時』的人」。[30]所以他一向注意隨時調整自己與所處時代社會的位置，不願給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適晚年還記得康有為曾對他說：「我的東西都是二十六歲以前寫的。卓如以後繼續有進步，我不如他。」[31]或許胡適自己是介於康梁之間的：他總想繼續進步，處處像梁；而其主要的「東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於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書，正凸顯其亦梁亦康的一麵。
胡適還有一點像康有為，即他有著比大多數人更強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歡將自己願意擔任的社會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述胡適關於儒家的定義及其對神會和尚的想像性描述，都是非常明顯的夫子自道。更有提示意義的是前引他對傳教士價值的界定——「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
這種使命感使胡適有意無意中不得不抑製他自己持有的許多觀念。當他有意識地在中國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社會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觀點和批判精神時，他會發現，有時他不得不犧牲那些與「新觀點」衝突的自己原有的觀點；他批判精神的鋒芒所向，有時會直指他本來想保存的事物。為了維持心理和個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適不得不時時做出調整。如他本想昌明國學，在其文學革命的「誓詩」中，原是要「收他臭腐，還我神奇」，卻不得不以「整理國故」出之，更詮釋為「打鬼」，要「化神奇為臭腐」（詳後）。
結果，胡適每給自己找到一個新的社會角色，都增強了他「超我」一麵對「本我」的壓力，也就加劇了他內心的緊張。胡適承認其「好名」，所以能愛惜羽毛。對他這樣的人來說，「超我」的壓力雖無形卻甚大。正如陳源所說，他給自己創造出了「一個特殊的地位」。[32]胡適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適」，他就不得不說那個「胡適」應該說的話，做那個「胡適」應該做的事。
同時，帶著使命感返國的胡適會發現，他在中國社會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這社會中就越像一個「外國的」傳教士：他帶來的「新」，是對立於既存之「舊」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針對的「漠然無動於衷」，也是本土的。他引進的觀點和精神可能逐漸為國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卻會因為太像外國人而疏離於他的祖國和同胞。正像在華傳教士一力傳播西學而終被漸成勢力的西學大潮驅趕到邊緣一樣，如果一個啟蒙者同時也是外來者，則啟蒙見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歷史使命完結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