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師的時代，士人想要立功與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這樣的思路顯然一直傳承到民初，胡適在留學時即預備以後要「講學複議政」，[14]就是這一思路的明確表述。從個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許看，胡適大概是個介於蘇軾和王安石之間的人物。他那震動一時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出版，如餘英時師所說，提供了「一整套關於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係統」，建立起近代中國史學革命「一個全新的典範」。且那本書開風氣的作用還不止於中國，羅素就認為其英文本在西方漢學界也起著典範轉移的作用。[15]
然而此書出版不過數年，在多數人還在追摹仿效之時，對西學有了較深認識的傅斯年很直率地做出了與他人不同的判斷。傅斯年對老師胡適直言：「先生這一部書，在一時刺動的效力上論，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這書本身的長久價值論，反而要讓你先生的小說評居先。何以呢？在中國古代哲學上，已經有不少漢學家的工作者在先，不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損益之處，更難得絕後。」[16]這話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謂「一時刺動的效力」超過其「長久價值」，大致也說出了這本書樹典範開風氣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1952年說，「我的玩意兒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便是文學的『玩意兒』，我所沒有學過的東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著說：「我已經六十二歲了，還不知道我究竟學什麽？都在東摸摸，西摸摸。」到1958年他更說：「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專家。今天我幾乎是六十六歲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這是一件憾事！」[17]
這樣一種對自己專業認同的含糊，或暗示著在具體專業特別是哲學史方麵貢獻不是特別大，然而其涉獵的廣博，卻又少有人能及。從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胡適的全麵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國的影響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各領域。實際上，自從青年時「暴得大名」以後，胡適在幾十年間「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無論是譽是謗，不管是追隨、發揮、商榷、批評或反對，在如此眾多的領域裏，「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18]
這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我想，有沒有他的哲學史、文學史和小說研究等「詩文集」固然大見輕重，即使沒有這些，胡適仍然是那個「胡適」。
胡適一生不忘做一個覘國之士，終其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認為「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故反對「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19]胡適不僅在北洋時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試圖以其具有特定含義的「中國文藝復興」包容新當權的國民黨，長期徘徊於諍友和諍臣之間（詳後）。
盡管其事功遠不及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心態上卻相當接近他們。[20]他那「為國人導師」[21]的自定位及其始終從世界看中國的眼光，使他常能從大處著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時代的聲音，說出時人想說而未曾出口的話，故能對社會產生「一時刺動的效力」，實際也就創造了歷史。
不過，所有開拓者恐怕都不無遺憾。胡適晚年的自我認識，似乎不甚樂觀。他在1961年說：有一位叫曼鏗（h.l. menken）的美國記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因為他能「對美國的種種都來批判」；而「他在美國的影響，正如中國的胡適之」。[22]則胡適自認他是自覺地對中國的種種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為也在這方麵。就像他在1936年對湯爾和所說，「打破枷鎖，吐棄國渣」是他在國中事業的「最大功績」。這裏當然有「故意說」的意思，或不無自謙（清季民初人特別願意強調其破壞批判的一麵，也是那時的一個傾向或一種風格）。[23]
唐德剛先生說，胡適的一生，可以說就是「一部近代中國文化史」。但中國在「文化」上的進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胡適七十歲那年，向記者抄贈他二十五歲生日詞，裏麵說他的「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並解釋說，他葫蘆裏的「些微物」就是「要為中國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礎」。雖然「四十五年來的成效並不大，但我至今還相信葫蘆裏的藥是有效的」。四十五年前的藥還有效，則其病仍未除，豈非他建立新基礎的「成效不大」之註腳。
早在留學時期，胡適就發願說：「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這個願望，可惜並未實現。他早年在《非留學篇》中就強調出國留學是以不留學為目的：「留學乃一時緩急之計，而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如果後者不能成功，則學子不得不長期留學，將「永永北麵受學稱弟子國」。而「神州新文明之夢，終成虛願耳」。今日兩岸留學仍是正途，此岸尤趨之若鶩。則至少在這一層麵，「神州新文明之夢」，的確也還是夢。
胡適在他1962年最後一次講話中，說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數理、生物、人文三個大中心，「不幸的是幾十年的政治變動，八年抗戰，十年戡亂，使我們的好多夢想未能實現」。[24]盡管胡適向以「樂觀」著稱，好夢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態。
然而此書出版不過數年，在多數人還在追摹仿效之時，對西學有了較深認識的傅斯年很直率地做出了與他人不同的判斷。傅斯年對老師胡適直言：「先生這一部書，在一時刺動的效力上論，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這書本身的長久價值論，反而要讓你先生的小說評居先。何以呢？在中國古代哲學上，已經有不少漢學家的工作者在先，不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損益之處，更難得絕後。」[16]這話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謂「一時刺動的效力」超過其「長久價值」，大致也說出了這本書樹典範開風氣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1952年說，「我的玩意兒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便是文學的『玩意兒』，我所沒有學過的東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著說：「我已經六十二歲了，還不知道我究竟學什麽？都在東摸摸，西摸摸。」到1958年他更說：「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麽專家。今天我幾乎是六十六歲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這是一件憾事！」[17]
這樣一種對自己專業認同的含糊，或暗示著在具體專業特別是哲學史方麵貢獻不是特別大，然而其涉獵的廣博，卻又少有人能及。從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胡適的全麵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國的影響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各領域。實際上，自從青年時「暴得大名」以後，胡適在幾十年間「始終是學術思想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無論是譽是謗，不管是追隨、發揮、商榷、批評或反對，在如此眾多的領域裏，「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18]
這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我想，有沒有他的哲學史、文學史和小說研究等「詩文集」固然大見輕重，即使沒有這些，胡適仍然是那個「胡適」。
胡適一生不忘做一個覘國之士，終其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認為「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故反對「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19]胡適不僅在北洋時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試圖以其具有特定含義的「中國文藝復興」包容新當權的國民黨，長期徘徊於諍友和諍臣之間（詳後）。
盡管其事功遠不及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心態上卻相當接近他們。[20]他那「為國人導師」[21]的自定位及其始終從世界看中國的眼光，使他常能從大處著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時代的聲音，說出時人想說而未曾出口的話，故能對社會產生「一時刺動的效力」，實際也就創造了歷史。
不過，所有開拓者恐怕都不無遺憾。胡適晚年的自我認識，似乎不甚樂觀。他在1961年說：有一位叫曼鏗（h.l. menken）的美國記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因為他能「對美國的種種都來批判」；而「他在美國的影響，正如中國的胡適之」。[22]則胡適自認他是自覺地對中國的種種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為也在這方麵。就像他在1936年對湯爾和所說，「打破枷鎖，吐棄國渣」是他在國中事業的「最大功績」。這裏當然有「故意說」的意思，或不無自謙（清季民初人特別願意強調其破壞批判的一麵，也是那時的一個傾向或一種風格）。[23]
唐德剛先生說，胡適的一生，可以說就是「一部近代中國文化史」。但中國在「文化」上的進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胡適七十歲那年，向記者抄贈他二十五歲生日詞，裏麵說他的「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並解釋說，他葫蘆裏的「些微物」就是「要為中國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礎」。雖然「四十五年來的成效並不大，但我至今還相信葫蘆裏的藥是有效的」。四十五年前的藥還有效，則其病仍未除，豈非他建立新基礎的「成效不大」之註腳。
早在留學時期，胡適就發願說：「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這個願望，可惜並未實現。他早年在《非留學篇》中就強調出國留學是以不留學為目的：「留學乃一時緩急之計，而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如果後者不能成功，則學子不得不長期留學，將「永永北麵受學稱弟子國」。而「神州新文明之夢，終成虛願耳」。今日兩岸留學仍是正途，此岸尤趨之若鶩。則至少在這一層麵，「神州新文明之夢」，的確也還是夢。
胡適在他1962年最後一次講話中，說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數理、生物、人文三個大中心，「不幸的是幾十年的政治變動，八年抗戰，十年戡亂，使我們的好多夢想未能實現」。[24]盡管胡適向以「樂觀」著稱，好夢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