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個歸國留學生卻比傳教士多一層悲壯的色彩：傳教士可以帶著無論多少遺憾離開中國而回歸自己的本土。留學生則不然，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熱愛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歸宿的本土——他本身畢竟不是「外國的」。
胡適晚年再申「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實就是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的現代詮釋。倘能寧願不自由，又有何事不從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會逾越什麽規矩了。不論台灣的自由有多少，胡適是把它視為「自由中國」並作為歸宿之地的。胡適一向是「不知老之將至」的，他還想對增進中國的自由做貢獻。但不論台北當局還是胡適的朋友和追隨者，都更希望胡適僅做一個偶像。別人拿他當偶像，他卻還想幹實事，故胡適雖與各方麵都肯周旋，仍然是哪一邊都不能十分討好。他晚年的境遇，也隻有以「寧願不自由」的心境，過「也就自由了」的生活。
或可以說，胡適處於一個新舊中西雜陳的時代，他既因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開了風氣，又因種種原因與時代疏離，他的理想大半都成夢想，這大約是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如魯迅所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3]希望與夢，相去不遠。沒有夢想，何來努力？
魯迅是聽過章太炎講《說文》的，而《說文》對「道」的界定，即「所行也」。胡適歷來主張一種「實驗的精神」，他給「中國文藝復興」下的定義，即「一種自覺的嚐試」。[34]就像他在「嚐試歌」中所說的：「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35]畢竟，他已經實踐了其所提倡的「實驗的精神」，何況還留下那麽多他人難望其項背的成功，以及一條可能通向希望的道路。
胡適說過：「今天人類的現狀是我們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後人怎樣來評判我們，那就要看我們盡了自己的本分之後，人類將會變成什麽樣子了。」餘英時師在引用了胡適這段話後說：「胡適毫無疑問地已盡了他的本分。無論我們怎樣評判他，今天中國學術與思想的現狀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開的。但是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學術與思想變成什麽樣子，那就要看我們究竟決定怎樣盡我們的本分了。」[36]
餘先生雖然隻說了學術與思想，但他的話完全可以推而廣之。謹以此與讀者諸君共勉。
* * *
[1] 兩人的演說都收入《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標出，大約是北京。
[2] 兩次翻譯分別見胡適日記，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書所用胡適日記為亞東圖書館1939年版《藏暉室劄記》4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胡適的日記》上下冊，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8冊，以下簡作胡適日記，加年月日。
[3] 胡適的《非留學篇》刊於1914年的《留美學生季報》第3期，原報難覓，本書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贈之手抄本，特此致謝。《非留學篇》現已收入周質平主編的《胡適早年文存》，第349—377頁。
[4] 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
[5] 胡適：《說儒》，《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商務印書館，1935，第57、54頁。
[6]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以下簡作《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214頁。
[7] 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頁。
[8] 胡適日記，1915年3月8日。
[9] 《胡適歸國後之言論》，《晨報》1927年6月30日。
[10] 胡適：《非留學篇》；《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胡適全集》（4），第461頁。
[11] 梁啓超曾說王安石當年「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梁啓超：《變法通議·論科舉》（1896年10月），《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4頁。
[12] 《吳稚暉先生來信》，《晨報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2頁（合訂本期頁，下同）。
[13] 按吳稚暉此說意在諷梁啓超放棄整理國故，而致力於提高中國的物質文明，所以他的實際指謂，仍不過是希望梁氏多「議政」而已。
[14] 此語出自1917年胡適歸國前所賦詩《別叔永、杏佛》，最足見其從農學轉為文哲學的思想轉變：「我初來此邦，所誌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匆匆復幾時，忽大笑吾癡。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從此改所業，講學複議政。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錄在胡適日記，1917年6月1日。
[15] 參見羅素為此書寫的書評，載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適1923年11月4日的日記中剪貼有全文。
[16] 《傅斯年致胡適》（1926年8月18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357頁。
[17] 《口述自傳》，第48、40頁。
[18]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以下徑引文名），收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作《年譜長編》）第1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校訂版，第4頁。
胡適晚年再申「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實就是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的現代詮釋。倘能寧願不自由，又有何事不從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會逾越什麽規矩了。不論台灣的自由有多少，胡適是把它視為「自由中國」並作為歸宿之地的。胡適一向是「不知老之將至」的，他還想對增進中國的自由做貢獻。但不論台北當局還是胡適的朋友和追隨者，都更希望胡適僅做一個偶像。別人拿他當偶像，他卻還想幹實事，故胡適雖與各方麵都肯周旋，仍然是哪一邊都不能十分討好。他晚年的境遇，也隻有以「寧願不自由」的心境，過「也就自由了」的生活。
或可以說，胡適處於一個新舊中西雜陳的時代，他既因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開了風氣，又因種種原因與時代疏離，他的理想大半都成夢想，這大約是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如魯迅所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3]希望與夢，相去不遠。沒有夢想，何來努力？
魯迅是聽過章太炎講《說文》的，而《說文》對「道」的界定，即「所行也」。胡適歷來主張一種「實驗的精神」，他給「中國文藝復興」下的定義，即「一種自覺的嚐試」。[34]就像他在「嚐試歌」中所說的：「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35]畢竟，他已經實踐了其所提倡的「實驗的精神」，何況還留下那麽多他人難望其項背的成功，以及一條可能通向希望的道路。
胡適說過：「今天人類的現狀是我們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後人怎樣來評判我們，那就要看我們盡了自己的本分之後，人類將會變成什麽樣子了。」餘英時師在引用了胡適這段話後說：「胡適毫無疑問地已盡了他的本分。無論我們怎樣評判他，今天中國學術與思想的現狀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開的。但是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學術與思想變成什麽樣子，那就要看我們究竟決定怎樣盡我們的本分了。」[36]
餘先生雖然隻說了學術與思想，但他的話完全可以推而廣之。謹以此與讀者諸君共勉。
* * *
[1] 兩人的演說都收入《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標出，大約是北京。
[2] 兩次翻譯分別見胡適日記，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書所用胡適日記為亞東圖書館1939年版《藏暉室劄記》4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胡適的日記》上下冊，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8冊，以下簡作胡適日記，加年月日。
[3] 胡適的《非留學篇》刊於1914年的《留美學生季報》第3期，原報難覓，本書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贈之手抄本，特此致謝。《非留學篇》現已收入周質平主編的《胡適早年文存》，第349—377頁。
[4] 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
[5] 胡適：《說儒》，《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商務印書館，1935，第57、54頁。
[6]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以下簡作《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214頁。
[7] 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頁。
[8] 胡適日記，1915年3月8日。
[9] 《胡適歸國後之言論》，《晨報》1927年6月30日。
[10] 胡適：《非留學篇》；《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胡適全集》（4），第461頁。
[11] 梁啓超曾說王安石當年「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梁啓超：《變法通議·論科舉》（1896年10月），《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4頁。
[12] 《吳稚暉先生來信》，《晨報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2頁（合訂本期頁，下同）。
[13] 按吳稚暉此說意在諷梁啓超放棄整理國故，而致力於提高中國的物質文明，所以他的實際指謂，仍不過是希望梁氏多「議政」而已。
[14] 此語出自1917年胡適歸國前所賦詩《別叔永、杏佛》，最足見其從農學轉為文哲學的思想轉變：「我初來此邦，所誌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匆匆復幾時，忽大笑吾癡。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從此改所業，講學複議政。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錄在胡適日記，1917年6月1日。
[15] 參見羅素為此書寫的書評，載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適1923年11月4日的日記中剪貼有全文。
[16] 《傅斯年致胡適》（1926年8月18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357頁。
[17] 《口述自傳》，第48、40頁。
[18]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以下徑引文名），收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作《年譜長編》）第1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校訂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