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餓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紅刺果（就是我們綠化用的那種），把蕨菜根磨成漿，青槓子磨成粉代食。有時妹妹采幾顆蓖麻子炒一下當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後來又在山上荒地種了一些南瓜，以及發明了將美人蕉（一種花）的根煮熟了吃。剛開始吃美人蕉根時，怕中毒，媽媽隻準每人嚐一點。後來看大家沒有事，膽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兒女圍著火爐，等著母親煮一大鍋美人蕉的根或南瓜來充飢，家庭和和睦睦。那時，根本沒有專用的廚房，而是臥室床前的地上，挖一個坑，作一個地爐，又做飯，又取暖，大家圍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鑑。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他們誰也沒有這麽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而媽媽那麽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麽都幹，消耗這麽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製，控製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給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若不是這樣，總可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們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罐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看到的，華為今天這麽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3個月，媽媽經常早上悄悄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使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當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改革時，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在基金叫什麽名字上爭論很大，甚至有員工親自來找我，說不要叫寒門，叫優秀，這些人不少還是博士、博士後。我認為出身貧寒並不羞恥，而思想與知識貧寒，出身高貴也不光榮。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貧困、飢餓、父母逼著學中度過來了的。沒有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光明、指導，並逼迫我們努力，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文革」歲月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因此，平安度過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1964年「四清」等政治運動。但沒有小難，必有大難。「文革」一開始，各地都以三家村這種模式找靶子。會寫文章、是黨的領導幹部、有一些獨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與當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爸爸在早期革命隊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學經驗，又是領導幹部……符合這種模板。「文革」又是從教育界首先開始的，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最早被拋出來，屬於「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當時稱關押地、富、反、壞、右、走資派……9種人的非監獄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幫」，歷時10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幾個10年。這又是在他最能為人民做事的時期，你知道這對一個有誌者是多麽的痛苦。由於隻有少數人先被拋出來，那時的末日恐懼是可以想像的。父親是校長，父親的同事、原來的書記黃宣幹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殺了。其實他們的錯誤就是要把教學搞好為國家，就是今天的科教興國。今天能把科教興國的口號喊響，一百多年來有多少人為它殉道。
當時，我已到外地讀書，沒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為母親來信絕不會描述。她隻會說「要相信運動，跟黨走，要劃清界限，爭取自己的前途……黨的政策是歷史問題看現實，出身問題看本人，你不要受什麽影響。」而弟妹們年紀小，在父母身邊，他們直接感受了各種屈辱與打擊。弟妹們經常扒在食堂外麵的玻璃窗，看批鬥爸爸，嚇得他們渾身發抖。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頭戴高帽，滿臉塗黑，反捆雙手，還一邊被人拳打腳踢，有時還被踢倒在地……有時，幾百個走資派掛著黑牌，裝在卡車上遊街……
我當時在外地讀書，對家中的情況不了解，是同班同學從父親學校出來串聯的學生中了解到，再告訴我的。我在大串聯中，收集了許多傳單，寄給母親。我記得傳單上有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講話，「幹部要實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亂承認。事情總會搞清的。」媽媽把周總理這一話，藏在飯裏送給爸爸，後來爸爸說，這張條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沒有自殺。其實父親為什麽沒有自殺，母親後來給我們說過，他是為了我們七個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絕於人民，孩子們背上這個政治包袱，一輩子如何生存，那時的血統論，株連兒女的嚴酷環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會自殺的。
1967年重慶武鬥激烈時，我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還在火車上挨過上海造反隊的打，我說我補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車。也挨過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裏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我回來了，來不及心疼，讓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我的前途。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反毛皮鞋給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槍林彈雨的重慶。父母總以為槍林彈雨，沒有政治影響可怕。臨走，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證明了的真理。」「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著這種重託，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3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後悔的。我那時是一個學生，是自由人，不用泥裏水裏跑，而爸爸那時是被押著做苦工，泥裏、水裏、冰冷、潮濕……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時隻理解父母的溫暖，沒有理解他們的需要，也太自私了。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鑑。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他們誰也沒有這麽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而媽媽那麽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麽都幹，消耗這麽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製，控製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給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若不是這樣，總可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們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罐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看到的，華為今天這麽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3個月，媽媽經常早上悄悄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使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當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改革時，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在基金叫什麽名字上爭論很大，甚至有員工親自來找我，說不要叫寒門，叫優秀，這些人不少還是博士、博士後。我認為出身貧寒並不羞恥，而思想與知識貧寒，出身高貴也不光榮。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貧困、飢餓、父母逼著學中度過來了的。沒有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光明、指導，並逼迫我們努力，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文革」歲月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因此，平安度過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1964年「四清」等政治運動。但沒有小難，必有大難。「文革」一開始，各地都以三家村這種模式找靶子。會寫文章、是黨的領導幹部、有一些獨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與當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爸爸在早期革命隊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學經驗，又是領導幹部……符合這種模板。「文革」又是從教育界首先開始的，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最早被拋出來，屬於「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當時稱關押地、富、反、壞、右、走資派……9種人的非監獄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幫」，歷時10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幾個10年。這又是在他最能為人民做事的時期，你知道這對一個有誌者是多麽的痛苦。由於隻有少數人先被拋出來，那時的末日恐懼是可以想像的。父親是校長，父親的同事、原來的書記黃宣幹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殺了。其實他們的錯誤就是要把教學搞好為國家，就是今天的科教興國。今天能把科教興國的口號喊響，一百多年來有多少人為它殉道。
當時，我已到外地讀書，沒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為母親來信絕不會描述。她隻會說「要相信運動，跟黨走，要劃清界限，爭取自己的前途……黨的政策是歷史問題看現實，出身問題看本人，你不要受什麽影響。」而弟妹們年紀小，在父母身邊，他們直接感受了各種屈辱與打擊。弟妹們經常扒在食堂外麵的玻璃窗，看批鬥爸爸，嚇得他們渾身發抖。爸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頭戴高帽，滿臉塗黑，反捆雙手，還一邊被人拳打腳踢，有時還被踢倒在地……有時，幾百個走資派掛著黑牌，裝在卡車上遊街……
我當時在外地讀書，對家中的情況不了解，是同班同學從父親學校出來串聯的學生中了解到，再告訴我的。我在大串聯中，收集了許多傳單，寄給母親。我記得傳單上有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講話，「幹部要實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亂承認。事情總會搞清的。」媽媽把周總理這一話，藏在飯裏送給爸爸，後來爸爸說，這張條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沒有自殺。其實父親為什麽沒有自殺，母親後來給我們說過，他是為了我們七個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絕於人民，孩子們背上這個政治包袱，一輩子如何生存，那時的血統論，株連兒女的嚴酷環境下，他忍受百般折磨，也不會自殺的。
1967年重慶武鬥激烈時，我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還在火車上挨過上海造反隊的打，我說我補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車。也挨過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裏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我回來了，來不及心疼，讓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我的前途。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反毛皮鞋給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槍林彈雨的重慶。父母總以為槍林彈雨，沒有政治影響可怕。臨走，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證明了的真理。」「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著這種重託，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3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後悔的。我那時是一個學生，是自由人，不用泥裏水裏跑，而爸爸那時是被押著做苦工，泥裏、水裏、冰冷、潮濕……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時隻理解父母的溫暖，沒有理解他們的需要，也太自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