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這段灰色的歷史，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非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有聯繫。你為什麽？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那種「文革」時期，如何解釋得清楚。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現在想想，一所鄉間中學，又使用的統一教材，此人即使真有點什麽問題，又會對國家安全有多大的影響。即使有問題也是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
媽媽其實隻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麽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箇中艱辛，隻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隻有一種純潔的物質。他們有時會參加各種複雜的活動，例如抗日演出，這種演出的背後有人插手。媽媽參加過抗日演唱隊，有人說，參加演唱隊的人，都集體參加了什麽組織……人一生有不知多少活動，如果不以人的目的來衡量，以人的品德來衡量，以及現實中他們對歷史認識與承諾來衡量，而是以形式來衡量，那麽就會複雜到任何人都無法清理自己而謹小慎微。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麵。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與中央保持一致。那時，其實就是向幾個黨員交心，向支部書記交心，即使有報紙公布上麵的精神，但精神的執行還得有人理解後，再來貫徹。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拚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拚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歷史可鑑。我今天是懺悔的，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的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麽純潔，花上這麽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感到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同來支撐，以物質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以一種機製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量，客觀貢獻是促進革命，充分發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隻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隻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青少年時代
我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起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七個，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子，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製，最少的一年，每人隻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幹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伴我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這次在昆明散步時，也談到了那時的艱難。
1959～1962年，由於大躍進的失誤，也由於三年的自然災害，國家陷入了經濟困難。我正好在那時念高中，當時最大的困難就是飢餓，天天都是飢腸轆轆，無心讀書，我高二還補考了。我在初中時人家把我作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卻補考。我青少年時期並無遠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個白麵饅頭。因此，我特別能理解近幾年朝鮮人民的困難，他們還有國際援助，人口又少。中國那時處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與製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難比今天的朝鮮及非洲還大。
媽媽其實隻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麽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箇中艱辛，隻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隻有一種純潔的物質。他們有時會參加各種複雜的活動，例如抗日演出，這種演出的背後有人插手。媽媽參加過抗日演唱隊，有人說，參加演唱隊的人，都集體參加了什麽組織……人一生有不知多少活動，如果不以人的目的來衡量，以人的品德來衡量，以及現實中他們對歷史認識與承諾來衡量，而是以形式來衡量，那麽就會複雜到任何人都無法清理自己而謹小慎微。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麵。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與中央保持一致。那時，其實就是向幾個黨員交心，向支部書記交心，即使有報紙公布上麵的精神，但精神的執行還得有人理解後，再來貫徹。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拚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拚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歷史可鑑。我今天是懺悔的，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的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麽純潔，花上這麽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感到痛苦。而且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同來支撐，以物質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以一種機製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量，客觀貢獻是促進革命，充分發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隻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隻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青少年時代
我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起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七個，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子，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製，最少的一年，每人隻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幹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伴我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這次在昆明散步時，也談到了那時的艱難。
1959～1962年，由於大躍進的失誤，也由於三年的自然災害，國家陷入了經濟困難。我正好在那時念高中，當時最大的困難就是飢餓，天天都是飢腸轆轆，無心讀書，我高二還補考了。我在初中時人家把我作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卻補考。我青少年時期並無遠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個白麵饅頭。因此，我特別能理解近幾年朝鮮人民的困難，他們還有國際援助，人口又少。中國那時處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與製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難比今天的朝鮮及非洲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