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家的經濟狀況，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中央文革」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文控製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於15元。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介紹弟妹們在河裏挖砂子，修鐵路抬土方……弟妹們在我結婚時，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這都是他們在冰冷的河水中篩砂，修鐵路時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掙來的。那時的生活艱苦還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嚴重得多。由於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這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學讀了三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他們後來適應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學來的。從現在的回顧來看，物質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後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機會。
母親那時有嚴重的肺結核病，經濟如此之困難，營養條件又差，還要承擔沉重的政治壓力，往牛棚送飯，抄檢查……還幫助父親檢查刻蠟板，多印幾份，早一些解決問題。那時，社會上的油印機是為造反派服務的，不可能借用。母親就用一塊竹片削好，在蠟紙上刮，印出檢查……母親由於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幾乎耳聾。
我那時在外地院校受影響較小，「文革」後期畢業分配時，整個中國已經上千萬幹部被打倒，我就顯得不孤立了。父親沒有作結論，因此，也不能作為分配的依據。後來我入伍參軍，也是如此理由，讓我過了關，所以我比弟妹們多了一種幸運。不過因為父親的問題，我一直沒有能通過入黨申請，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
「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我始終不是紅衛兵，這也是一件奇觀。因為父親受審查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準我參加紅衛兵。自己又不願做司令，拉三五個被社會拋棄的人，組一個戰鬥隊，做一個袖章戴戴。那時戴上這種袖章是一種政治地位的象徵。也羨慕家庭清白的同學。因此，隻能跟在這些組織的外圍，瞎跑跑。
改革開放
直到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也從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習慣了我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對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粉碎「四人幫」以後，生活翻了個兒，因為我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我這人也熱不起來，許多獎品都是別人去代領回來的，我又分給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我33歲。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歷史進行外調，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並把他們的調查結論，也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我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把我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牆上，全家都引以為自豪。
我父親也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平反。由於那時百廢待興，黨組織需要盡快恢復一些重點中學，提高高考的升學率，讓他去做校長。文革前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他不計較升降，不計較得失，隻認為有了一種工作機會，全身心的就投進去了，很快就把教學質量抓起來了，升學率達到了90％多，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他直到1984年75歲才退休。他說，他總算趕上了一個尾巴，幹了一點事。他希望我們珍惜時光，好好幹。至此，我們就各忙各的，互相關心不了了。我也親歷親見過，四川省委老領導楊超同誌「文革」中二次復出，他的小孩一直與我們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親被關進監獄中，當時聽他女兒說過幾天組織要去監獄與他父親談話，讓他重新出來任四川省委書記。他一出來都毫無怨言就投入了工作。我為老一輩的政治品德自豪，他們從牛棚中一放出來，一恢復組織生活，都拚命地工作。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計榮辱，愛國愛黨，忠於事業的精神值得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學習。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但一個人為人民奮鬥的意誌不能動搖。
我有幸在羅瑞卿同誌逝世前三個月，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的講話，說未來十幾年來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我們要抓緊全力投入經濟建設。我那時年輕，缺少政治頭腦，並不明白其含意。過了兩三年大裁軍，我們整個兵種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麽叫預見性的領導。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期間，我們基建工程兵小組與鐵道兵小組的中心話題就是裁軍，因為一開完「十二大」，我們就要整建製地離開軍隊，實在是有些戀戀難捨，畢竟我們習慣了十幾、二十年的軍隊生活。當時，父母也不太理解黨的開放改革，也認為離開軍隊太可惜。
母親那時有嚴重的肺結核病，經濟如此之困難，營養條件又差，還要承擔沉重的政治壓力，往牛棚送飯，抄檢查……還幫助父親檢查刻蠟板，多印幾份，早一些解決問題。那時，社會上的油印機是為造反派服務的，不可能借用。母親就用一塊竹片削好，在蠟紙上刮，印出檢查……母親由於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幾乎耳聾。
我那時在外地院校受影響較小，「文革」後期畢業分配時，整個中國已經上千萬幹部被打倒，我就顯得不孤立了。父親沒有作結論，因此，也不能作為分配的依據。後來我入伍參軍，也是如此理由，讓我過了關，所以我比弟妹們多了一種幸運。不過因為父親的問題，我一直沒有能通過入黨申請，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
「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我始終不是紅衛兵，這也是一件奇觀。因為父親受審查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準我參加紅衛兵。自己又不願做司令，拉三五個被社會拋棄的人，組一個戰鬥隊，做一個袖章戴戴。那時戴上這種袖章是一種政治地位的象徵。也羨慕家庭清白的同學。因此，隻能跟在這些組織的外圍，瞎跑跑。
改革開放
直到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也從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習慣了我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對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粉碎「四人幫」以後，生活翻了個兒，因為我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我這人也熱不起來，許多獎品都是別人去代領回來的，我又分給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我33歲。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歷史進行外調，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並把他們的調查結論，也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我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把我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牆上，全家都引以為自豪。
我父親也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平反。由於那時百廢待興，黨組織需要盡快恢復一些重點中學，提高高考的升學率，讓他去做校長。文革前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他不計較升降，不計較得失，隻認為有了一種工作機會，全身心的就投進去了，很快就把教學質量抓起來了，升學率達到了90％多，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他直到1984年75歲才退休。他說，他總算趕上了一個尾巴，幹了一點事。他希望我們珍惜時光，好好幹。至此，我們就各忙各的，互相關心不了了。我也親歷親見過，四川省委老領導楊超同誌「文革」中二次復出，他的小孩一直與我們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親被關進監獄中，當時聽他女兒說過幾天組織要去監獄與他父親談話，讓他重新出來任四川省委書記。他一出來都毫無怨言就投入了工作。我為老一輩的政治品德自豪，他們從牛棚中一放出來，一恢復組織生活，都拚命地工作。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計榮辱，愛國愛黨，忠於事業的精神值得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學習。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但一個人為人民奮鬥的意誌不能動搖。
我有幸在羅瑞卿同誌逝世前三個月，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的講話，說未來十幾年來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我們要抓緊全力投入經濟建設。我那時年輕，缺少政治頭腦，並不明白其含意。過了兩三年大裁軍，我們整個兵種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麽叫預見性的領導。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期間，我們基建工程兵小組與鐵道兵小組的中心話題就是裁軍，因為一開完「十二大」，我們就要整建製地離開軍隊，實在是有些戀戀難捨，畢竟我們習慣了十幾、二十年的軍隊生活。當時，父母也不太理解黨的開放改革，也認為離開軍隊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