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情況比巨龍稍好，甚至憑藉td-scdma（電信聯盟關於3g的3大標準之一，智慧財產權為大唐所有，目前已產業化。其他兩大標準為wcdma和cdma2000）可望在3g領域一顯身手，但是由於它起步比中興和華為晚10年以上，在規模上不具有可比性，而且不容置疑的是，它增長乏力，後勁不足，與中興和華為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大。1998年時大唐的銷售額約是華為的10％，中興的25％；2001年時，大唐的銷售額約是華為的8％，中興的20％。到2003年時，大唐的銷售額雖然達到了18億元左右，但僅為華為的6％，中興的8％。而且，在中興和華為的優勢領域如移動、數據、光通信，大唐幾乎沒有作為，僅僅靠微電子和td-scdma獲得一些增量收入，其未來則完全視tdscdma的產業化進展而定，過大的不確定性使其前景堪憂。
在體製和經營模式方麵，大唐的情況與巨龍有些類似。與中興、華為相比，大唐的優勢與劣勢同樣明顯，優勢是人才和技術方麵，劣勢是由於長期吃國家科研經費，市場意識不足；其次，由於是科研院所，生產能力、銷售係統幾乎沒有，相反工作人員卻以萬計。當時，大唐幾乎將身家性命全都押在了一個依賴國家來推動的技術標準———td-scdma上，而中興和華為則在3g三大標準方麵都全力以赴，風險大為降低。
具體而言，「巨大」的掉隊，或者說「中華」的勝出，始於接入設備。國產廠商的突圍在產品上是交換機，在市場上則表現為從縣以下的農村市場進入城市通信市場。1994年之前，中國的市話領域主要被國外通訊設備控製，直接競爭代價太大，而且不一定能成功，中興和華為選擇了接入設備作為突破點，這個設備能解決不同製式之間的互聯互通的問題。中興、華為在交換機市場很好的時候，就開始投入精力研製接入設備，而大唐、巨龍，特別是巨龍，根本不看好接入設備，認為這個類似「二傳手」的技術不會有前途。中興、華為先後研製成功的接入設備，培育、啟動了市場，成為國產廠商在市話領域全麵突圍的首功之臣。當巨龍、大唐兩家認識到接入設備的重要性的時候，市場已經被瓜分完了。在後來的幾大新興市場，如移動、光通信、數據領域，「巨大」也沒能及時介入，結果，當傳統的交換機市場開始飽和、移動等產業興起時，它們自然隻有進一步萎縮。
曾幾何時，「巨大中華」是中國通信製造產業的代名詞，4家企業憑藉在萬門交換機上的群體突破，將長期在中國「橫行無阻」的「七國八製」一一擊敗。幾年之後，由於技術的革新，移動和數據通信替代交換機成為通信業的主流產品，在這次行業轉型過程中，國內廠商之間也出現了差距，而且主要因為體製問題，差距越來越大。曾經在交換機技術上領先於「中華」的「巨大」逐步衰落，而完全屬於外行介入、沒有科班背景的「中華」反而後來居上，開始在全球通信之林中塑造著中國通信業的領先形象。目前，它們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固定網絡領域，在移動、數據、光通信、3g、ngn等現在或未來的主流領域，它們都有自己的出色表現。而且隨著它們在國際化道路上的加速，越來越引起全球通信業廣泛的關注和行業巨頭們的警惕。
滄海桑田，驀然回首，「巨大中華」風雲變幻。由於體製、技術、產品、規劃等方麵的原因，巨大中華的命運截然不同。巨龍由於管理失誤，從通信市場中黯然退出，而大唐也隻能是掙紮生存，隻有華為、中興，扛起大旗，走向遠方。
三、包抄上海貝爾
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內地的通信狀況非常落後，全部固定電話總數隻有400餘萬部，還不及香港的數量，每百萬人擁有的話機總數還不到半部，隻有全球平均水平的3％～4％。這種狀況已經成為當時發展經濟、吸引外商投資的瓶頸。此時，黨中央、國務院、郵電部及時決策，通過「技貿結合，以市場換技術」的原則，引進全數字的程控交換係統技術及相關的大規模集成電路生產技術。1984年，郵電部與比利時貝爾公司聯合在上海組建合資公司，簡稱上海貝爾，屬於中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
上海貝爾是我國通信領域成立的第一家合資企業。公司成立後，積極貫徹郵電部「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相結合的精神，通過「重在創新」的三個層次通信技術發展戰略，逐步掌握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程控交換技術，為上海貝爾今後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4年，安徽省合肥市開始了引進萬門程控市話交換機和500路長途交換機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經過半年的方案比較和可行性研究論證後，最後選定了上海貝爾生產的s1240數字程控交換係統。當時，上海貝爾克服了交貨等難題，雙方調集了精兵強將，日夜奮戰。1986年12月，由上海貝爾生產的程控交換第一個市話局在安徽合肥開通。
上海貝爾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程控交換機的首位供應商，它以遠快於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速度先後幫助運營商建設了國際長途、國內長途、重要專網、大中城市的市話網，真正做到了經濟發展通信先行，為我國引進外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95年，華為開始進入程控交換機市場。那時它還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競爭力甚微，而上海貝爾已經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了，在中國市場上占有很大的份額。華為研製出萬門機以後，具有了名副其實的「殺傷力」，自然就把矛頭對準了上海貝爾。
在體製和經營模式方麵，大唐的情況與巨龍有些類似。與中興、華為相比，大唐的優勢與劣勢同樣明顯，優勢是人才和技術方麵，劣勢是由於長期吃國家科研經費，市場意識不足；其次，由於是科研院所，生產能力、銷售係統幾乎沒有，相反工作人員卻以萬計。當時，大唐幾乎將身家性命全都押在了一個依賴國家來推動的技術標準———td-scdma上，而中興和華為則在3g三大標準方麵都全力以赴，風險大為降低。
具體而言，「巨大」的掉隊，或者說「中華」的勝出，始於接入設備。國產廠商的突圍在產品上是交換機，在市場上則表現為從縣以下的農村市場進入城市通信市場。1994年之前，中國的市話領域主要被國外通訊設備控製，直接競爭代價太大，而且不一定能成功，中興和華為選擇了接入設備作為突破點，這個設備能解決不同製式之間的互聯互通的問題。中興、華為在交換機市場很好的時候，就開始投入精力研製接入設備，而大唐、巨龍，特別是巨龍，根本不看好接入設備，認為這個類似「二傳手」的技術不會有前途。中興、華為先後研製成功的接入設備，培育、啟動了市場，成為國產廠商在市話領域全麵突圍的首功之臣。當巨龍、大唐兩家認識到接入設備的重要性的時候，市場已經被瓜分完了。在後來的幾大新興市場，如移動、光通信、數據領域，「巨大」也沒能及時介入，結果，當傳統的交換機市場開始飽和、移動等產業興起時，它們自然隻有進一步萎縮。
曾幾何時，「巨大中華」是中國通信製造產業的代名詞，4家企業憑藉在萬門交換機上的群體突破，將長期在中國「橫行無阻」的「七國八製」一一擊敗。幾年之後，由於技術的革新，移動和數據通信替代交換機成為通信業的主流產品，在這次行業轉型過程中，國內廠商之間也出現了差距，而且主要因為體製問題，差距越來越大。曾經在交換機技術上領先於「中華」的「巨大」逐步衰落，而完全屬於外行介入、沒有科班背景的「中華」反而後來居上，開始在全球通信之林中塑造著中國通信業的領先形象。目前，它們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固定網絡領域，在移動、數據、光通信、3g、ngn等現在或未來的主流領域，它們都有自己的出色表現。而且隨著它們在國際化道路上的加速，越來越引起全球通信業廣泛的關注和行業巨頭們的警惕。
滄海桑田，驀然回首，「巨大中華」風雲變幻。由於體製、技術、產品、規劃等方麵的原因，巨大中華的命運截然不同。巨龍由於管理失誤，從通信市場中黯然退出，而大唐也隻能是掙紮生存，隻有華為、中興，扛起大旗，走向遠方。
三、包抄上海貝爾
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內地的通信狀況非常落後，全部固定電話總數隻有400餘萬部，還不及香港的數量，每百萬人擁有的話機總數還不到半部，隻有全球平均水平的3％～4％。這種狀況已經成為當時發展經濟、吸引外商投資的瓶頸。此時，黨中央、國務院、郵電部及時決策，通過「技貿結合，以市場換技術」的原則，引進全數字的程控交換係統技術及相關的大規模集成電路生產技術。1984年，郵電部與比利時貝爾公司聯合在上海組建合資公司，簡稱上海貝爾，屬於中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
上海貝爾是我國通信領域成立的第一家合資企業。公司成立後，積極貫徹郵電部「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相結合的精神，通過「重在創新」的三個層次通信技術發展戰略，逐步掌握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程控交換技術，為上海貝爾今後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4年，安徽省合肥市開始了引進萬門程控市話交換機和500路長途交換機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經過半年的方案比較和可行性研究論證後，最後選定了上海貝爾生產的s1240數字程控交換係統。當時，上海貝爾克服了交貨等難題，雙方調集了精兵強將，日夜奮戰。1986年12月，由上海貝爾生產的程控交換第一個市話局在安徽合肥開通。
上海貝爾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程控交換機的首位供應商，它以遠快於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速度先後幫助運營商建設了國際長途、國內長途、重要專網、大中城市的市話網，真正做到了經濟發展通信先行，為我國引進外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95年，華為開始進入程控交換機市場。那時它還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競爭力甚微，而上海貝爾已經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了，在中國市場上占有很大的份額。華為研製出萬門機以後，具有了名副其實的「殺傷力」，自然就把矛頭對準了上海貝爾。